,妈妈下山了,我保护;他们”老妇人不厌其烦,如数家珍一般,只用一个手的五指头,分三指、分二指、又点一指地把这十几个小家伙,一个个地准确无误地归了类,又间隔地插着花,艺术十足地分派了出去。这种作法就像当地哈萨克人数自己的羊群一样地精确。
“你的烟,有没有?”当她信任了我们之后,她向我们提出了要求。
“烟?香烟?铁买克?”我们用才学会的哈萨克语学着说道。
“对,你们脑子好,铁买克!”她快乐地夸奖。
“他们的爸爸,我的大儿子,一个月以后回来,”她含着烟伸过头来,接受了我们为她打着的火,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接着说:“我的大儿子,一个月以后放羊回来,把羊拿到乡里,买了!钱有了。”她指着二个黄头发的小家伙说道。又吸了一回,她继续发展着:“她们的妈妈做买卖,忙,钱挣了没有挣,我不知道,我知道,她们的妈妈全部忘记她们了”
“这个巴郎子,最坏了,把我的马鞍子搞散了,他调皮的爸爸要赔!”她笑眯眯地把手放在一个脸上长有斑点的小男孩儿,向我们诉苦。
也许我们的动静大了一点,一个小不点,从靠着屋子墙壁的地方站了起来,闭着双眼,走到门前,掏出他的小鸡鸡,叮叮咚咚地撒起尿来。
“他的老婆是那个女的。”老妇人用一只手掐着烟屁股,另一只手指向一个扎着几个小辫子的女孩子。“他们的爸爸是好朋友”
“阿帕,我的鞋子湿了,你快点烤上。”尿完水水的小家伙,抖动着他的小鸡鸡,还不忘记回过头安排奶奶的工作。
边说边介绍之际,老妇人搓着手上的面团,把大铁锅坐在烧着松木的炉子上,接着切起了肉丁,她的刀法娴熟,一大块肉在她的手中,变魔术一样在刹那间,均匀地变成了指甲盖般大小。
她在为我们做饭。
“阿帕,你的男人山上去了?”我们好奇地问她。
“他,我的男人,胡达那里工作了。”她头都不抬地回答着。
“胡达?”
司机急忙制止我们的继续追问,小声地告诉我们,胡达是哈萨克人的上帝。
老人似乎感到我们的变化,继续笑眯眯地告诉我们:“那个人、所有的人,都要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是幸福的地方,到处是鲜花和泉水”
我们觉得老人的豁达和透明,她对待生与死的诙谐,如一条娓娓动听的童话,把一个沉重的主题谈的如此自然、亲切和轻松。她把一切生命的结束都当成一种新的快乐开始,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也是我们感受什么是平静中的震撼人心。
“我,他们全部的奶奶。我这个地方十年了,好!”她揭开了喷着热气的铁皮锅盖,把搓好的面叶子一截截地下到锅底。
“你们也是我的娃娃吗!”她笑哈哈地和我们开着玩笑。
“我的娃娃都叫我奶奶!”她向我们发出了强调。
“奶奶!”
一种隔阂已久的感受,远远地离开了一个个冰冷的角落,如同夜色一样,渐渐地融化在黎明前的希望里。我们端着大碗盛着的面汤,一口一口地品尝着一种熟悉的滋味。
这天晚上,我们第一次没有打开野外徒步的行囊,而是脱光衣服,光着大脚,挤在本来就拥挤的大床上,与十几个小家伙的头颅并成一排,和着此起彼伏的鼾声,感受着家的安全与温暖。
当我在黎明前醒来时,老人如同一尊黑色的雕像,一动不动地坐着,守候着一盏晃动的油灯后。
第二天早晨,喝完喷香的奶茶,临出发前,我们把所有的食品和药品一一掏出来,硬是塞给送我们出门的老人。当我们走出很远的时候,回过头来,老人仍捧着我们送她的礼品,一动不动地伫立着。
她,我们的奶奶,披着一条长长的头巾,雕像般站立在清晨的风中。
她的背旁,她的那群孩子,像一株株排列整齐的小白杨树,在阳光中向着蓝色的天空茁壮地伸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