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是同志之间,你可以尽情地托付事情于他们,把自己的家人、亲人、革命工作、甚至自己的生命都托付而出,从不考虑来自同志的背叛、交易、侵吞和欺骗,更不必支付所谓的劳务费用或所谓润滑剂似的贿赂。然而,同志一词的本意在渐渐减少,民间与社会之上很难听到,就是各组织之间也很少使用,同志词汇逐步成为某些组织里高层人物之间那种充满虚伪口吻、力求表达地位平等的称谓。
“领导”词句在本义的彻底被颠覆,可能是社会发展中最明显的一个词汇了。领导本是某种思想文化的引领,渐渐被引申为一类人、一类民众代表的干部,然后又单纯演化为官员的专称。建国时期到改革开放初期,领导始终是人民群众的服务员,是身体力行带动群众和人民工作与努力的象征,是人民可以为之言真情、说真话的对象,也是受到民众监督的对象;而现在却成为福利级别的固定词语,成为不再受到监督管理的小集团,领导就是不能混同于普通群众的极小一部分人员,就是那些要享受公费车辆、公款吃喝、公众民主支配权、公共利益的分配者、公信力的消费者和完整意义上的拥有者。如果再让领导回到群众之间、与民众保持着鱼水般情谊,或者再让他们能从基层百姓那里听到真心话,那可能就是一种难度很大的事情。
还有“官员”做含义的本源返回。记得中国历史上官与民的关系历来就太好,很多朝代的统治者都在文化与主要矛盾的提法上花费很大的精力,来掩饰现实生活中官方与民间的阶级对立,然而,现实并不容乐观,不是官逼着民反,就是民告官无门,官官相护,最后竟然到了官方建立强大的军队和特务组织,防民甚于防火。这个词汇曾经在暴风雨般的农民战争中消失了几十年,可目前它的形象与内容又在民间的广阔空间中,正在口口相传之中被重新恢复起来。这个词汇的内涵渐渐地复原了原有的含义,官就是官,是一种商品、一种投入;官不是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愚民政策执行的最终结果及官员利益的无限扩大化,正成为民远离官员、惧怕官方甚至是防范官方的充足理由。
至于其它的词汇,如“会来事”、“能人”、“研究”、“政治”、“思想教育”、“修理”、“道德”、“贯彻落实”等词汇,也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断地变化着其内在的含义。
目前,还有一个比较神圣的名词正在受到污染,那就是“爱国”不久前,为应对金融危机,一些房地产商联合官员、学者们,提出了“买房爱国论”的观点,他们利用群众的爱国之情,要求广大群众把爱国的热情,付之于购置房地产商们高价不降的房产,否则就是不爱国。如果照此下去,那么不买昂贵轿车的人、不买垃圾股票的人、不买商人假冒货物的人、甚至许多不听领导话、不按某些领导指示办事的人,都将一个个成为不“爱国”的人,都成为被开除工作、受到惩罚的对象。如此一来“爱国”不仅成为迫害他人的借口,也将是一个被彻底改变本意的政治词汇,甚至成为民间中一个让人讨厌的字句。我想,照这样下去的自豪感,要不了多久“爱国”就像“革命”、“小姐”、“政治”一样被彻底地颠覆掉,成为民间人人避之而恐惧的杀手。
还有许多被时间完全丢失的名词,可能不会再被我们重新想起来;也许,这就是时代发展所能够给予我们的必然产物。同自然界一样,人类的社会也有着不可更改的规律,任何一个社会的历史阶段,都会经历和谐、平衡、对立、多变、倾倒的过程,这些历史的变幻不仅体现在民间私下里的各种传闻之中,也体现在继续保留下去的汉字词汇的含义之中。
尽管我们无法去挽留这些名词的丢失,但是,我们却能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找到那个曾经安放过温暖情感的角落,在那里,有许多与我一样的人群,聚集在记忆的快乐中,正用饱经沧桑的目光,注目着那些枯黄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