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大代表这个头衔的保护,徐志清便跟一个普通商人没啥区别。
尽管已经做了许多保密工作,徐志清还是在第一时间得知杨厚被隔离审查的消息,随后,一个来自京城的神秘电话,让他感到事非寻常,立即做了一些必要的安排,随即独自开车离开云州,以最开的速度赶到临市,买了机票之后,却又隐入乡村,并没有去机场。
徐志清明白,此时乘飞机出逃已经非常危险了,从各种渠道汇总来消息都表明,必须采取非常措施,才能安然逃出国境,所以,他把希望寄托在偷渡上。
惠隆工贸有限公司本身就是以走私为主公司,自然掌握着不少偷渡的资源,所以,当徐志清自己需要偷渡的时候,很容易的便启用了其中的一条。
一切看上去似乎都安排的天衣无缝,当徐志清成功的踏入预定的聚居点茶树庄时,终于长长的舒了口气,只要到了这里,距离逃出国境,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此地远离都市,极为偏僻,原本就是徐志清早年走私时的一个隐秘据点。
徐志清今年还不到五十岁,但经历却十分波折,当过兵坐过牢,甚至还曾经在车站擦过两年皮鞋,后来机缘巧合之下认识了一位从事贩毒的贩子,跟着跑了几趟缅泰,从此之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拾,深陷其中,从一个运送毒品的发展成为巨枭之一。
正是从毒品贸易中完成了资产的原始积累,徐志清开始慢慢转行,走私生意越做越大,逐步规模化、集团化,利用手中的资金,开始为他四处经营关系,打通人脉,为自己的走私事业披上外衣,银弹美女,无所不用其极,终于为他撑起了一方天空。
杨厚是徐志清结交的权贵当中并不甚起眼的人物之一,但对他的走私发展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结交其他权贵只不过是为了给自己谋取相应的身份资历,而结交杨厚则纯粹是为了走私经营能够规模化。
两年前,杨厚违反海关正常审批程序,将一个原则上不再审批的“废危保税仓”批给了惠隆工贸有限公司,帮其在云州港设立了公共保税仓库。
正是这个保税仓的建立,使惠隆工贸有限公司的走私进入大规模的阶段。
徐志清以该保税仓为基地,制作假单据,利用外轮“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向海关如实申报,采用少报多进的方式进行走私。
两年多的时间内,惠隆工贸公司疯狂作案,仅成品油这一项,他们每次走私少则也有几百吨,多则达到五六千吨,共走私成品油六百多船次,走私油总量达一百五十多万吨,偷逃应缴税款达五十四亿元,算得上是云州注册的公司有史以来偷逃关税数额最庞大的了。
为了维持这些关系,徐志清也付出了足够的代价,光是杨厚一家,他每年支出的各种费用就达数百万,当然了,这些费用几乎都是通过杨厚的妻女等家庭成员来消费掉的,至于杨厚本人,反而接受的礼品并不多,一块价值六万元的劳力士手表,还有出国考察时私下敬送的数万美元的“差旅费”在送礼这方面,徐志清还是相当讲究的。
他一般不会直接贿赂官员本身,而是从他们的身边人身上下手,比如杨厚的女儿杨若丽,领着每月数万元的薪酬,挂着总经理助理的头衔,工作却仅仅是为公司的职员办证,还把一套价值数十万元的房子“分配”给了杨若丽,算是公司的福利分房。
为了结交京城的某位海关高官,徐志清将其在香港的一套价值四百万港币的住房“借给”那位权贵的儿子,待给那位权贵的儿子办理好香港的居民身份证后,立即将住房过户给那位权贵的儿子,又借口代步方便的原因,将一辆大奔送了过去。
类似的例子层出不穷,不过,徐志清也从那些权贵手中获得了更大的利益,海关总署的那位权贵就曾经指示杨厚,先后数次将海关调查局罚没的轿车低价处理给徐志清,让其倒卖获绒额利润,在这一系列的交往当中,徐志清的人脉也越来越广。
杨厚被隔离审查,徐志清得到消息的时候尚没有当回事儿,觉得自己被牵涉的可能性应该不大,毕竟直接贿赂杨厚的次数极少,而且都非常隐晦,也不可能留下什么证据,当时他还没有意识到,审查杨厚的真正目的,实际上是针对杨厚的顶头上司,海关总署的副署长王逸,也是徐志清在海关最大的倚仗。
虽然徐志清与杨厚起初是在饭桌上相识的,但两人交往日深的真正催化剂却是王逸。
王逸,海关总署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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