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10月22日,蒋某人飞抵西安,着手“围剿”陕北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某人拒绝。两**吵一顿,最后不欢而散。
白书杰再次发表通电:“强烈谴责南方政府和蒋某人置民族大义和国家危亡于不顾,肆意挑起内战,彻底违背了全国**,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如此,同样的话说多了,那就没有人相信。
白书杰一改往日的行事风格,连续使用“强烈谴责”这样软弱无力的外交辞令,人们很快就习惯了他这种虚张声势的做派。现在已经完全当放屁一样,再也没有“有心人士”劳力费神去猜测了。
1936年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某人祝寿,再次当面陈情,劝蒋某人联共抗日,遭蒋某人严词拒绝。
对于张学良提出率兵北上抗日的请求,蒋某人坚决并强令东北军立即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遣散。
1936年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某人,请缨抗战,蒋某人看都不看,直接扔进废纸篓里面去了。
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某人,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同时向蒋某人面报,自己的部下都要翻天了,现在根本弹压不住,所以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
蒋某人略作犹豫,就同意了张学良的请求,定于一天后赴西安。
1936年12月4日,蒋某人由洛阳到抵西安,就住在华清池。与此同时,蒋某人发布命令,立即抽调三十万中央军嫡系部队“进剿”红军。
张学良与杨虎城再次登门进谏,遭蒋某人拒绝。蒋某人向张学良、杨虎城表示:要么进兵,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
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某人,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某人拒绝,而且把张学良直接轰出了房间。
1936年12月10日,张学良带着白凤翔见到了蒋某人,蒋某人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2日宣布全国动员令,这一次一定毕其功于一役,要取得彻底成功。
1936年12月11日晚,蒋某人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晚宴,商谈接下来的剿匪进兵事宜。张学良和杨虎城这一次是铁了心,绝对不和陕北红军作战,始终不接受出兵命令。
蒋某人勃然大怒,就在酒桌上宣布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临阵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
张学良和杨虎城不是傻子,老蒋的这一次临阵换将如果得逞的话,他们两个人就算走到头了。所谓逼上梁山,迫不得已,说的就是这个时候。
蒋某人自以为权倾天下,没有人敢把他如何。殊不知他蒋某人的天下,根本摇摇欲坠,但他没有丝毫自知自明。
1936年12月11日深夜,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通报了蒋某人不仅不想抗日,反而准备对东北军、西北军采取措施的决定,同时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晨5时,张、杨二人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拿老蒋。老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
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被杀。
当天,张、杨二人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这一次中国近代史上的兵谏,因为发生在西安,所以史称为“西安事变”
这件事情来得及时,白书杰自然高兴不过。
1936年12月3日,他再次发表声明:“惊闻西安发生事变,窃以为此事大有转圜之余地。如果势力各方放弃陈见,以民族大义为重,能够秉公而谈,达成抗日之谅解,则中华民族幸甚!”
“何应钦历来狼子野心,已成为卖国急先锋。窃取国民政府名义,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纯属非法。派遣飞机到西安上空示威,纯属蛊惑民心,制造**!蒋某人虽然举止失当,但还是民国首脑,何应钦私调军队,形同谋反,其心当诛!”
“正告南京朝廷里面的卖国贼:西安之变,自有协商之办法。如果你们胆敢派兵靠近潼关附近五十公里,热河警备司令部即日兴师,讨伐卖国贼何应钦,诛灭所有和小鬼子勾勾搭搭的无耻之徒!此布天下,咸以知闻。”
毕竟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