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算太大,结果算是完胜。
柳老师的那位副厅长学生确实替柯易平帮了忙,他最后进的单位是市环保局。虽说专业不太对口,但总归是到了家乡的省城,柯易平还是很满意的。
第二年沙红霞毕业,还是那位副厅长帮忙,考进了市气象局的气象台。副厅长帮忙是一方面,沙红霞的专业好是重要的原因。再第二年他们结了婚,新房是沙红霞单位的福利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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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易平在环保局的工作刚开始时是在执法支队,他仗着能吃苦和头脑活络得到领导的喜欢,这种喜欢也仅仅是将一些棘手的、琐碎繁杂的事情让他去做,在他吃了苦以后适当地表扬一下,或者偶尔带他上不怎么重要的饭局作为鼓励。
两三年下来,柯易平还是一个成天坐着标有环境执法字样的依维柯,到处查处违排的一般工作人员。其实,有时候他宁愿成天在外面跑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在外面他是执法者,到区县的基层单位吃香喝辣连用带拿不说,他还可能被恭维成市局领导,心情很是舒展。
早在柯易平上中学的时候他父亲就当上了村支书,他每次从县城的中学放假回家,在村里都会领略被人巴结和恭维的滋味。这样的待遇刺激着他,这是父亲在村里的地位给他带来的好处。当官,哪怕是当一个不入品,没有级别的村官也是有实惠的,就像他送给柳老师的两麻袋粉皮,是父亲让两户人家连夜赶制出来,又着人开着农用车跑了一天送到南京的。
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教授认为,人类天性中最深切的动力是“做个重要人物的欲望。”柯易平上大学时知道了杜威教授这个理论,也由此明白自己拼命考大学,一心想离开农村,离开土地,就是为了出人头地,为了有属于自己的那份地位和威风。
柯易平的父亲开导过他:“共产党的权比钱厉害一万倍。”
他由衷地佩服父亲,这一个一辈子和种地打交道的老农民简直就是最能提炼和总结思想的哲学家。如此朴素的社会经验,简洁而又铿锵有力。他经常用此来提醒自己,也继承和发扬,总结出他的进一步认识:权可以做钱办不到的事情,而权的取得又和钱有或多或少的关系。
柯易平苦于缺少钱,就像一个想做大生意的人缺少本钱。他觉得有了钱才可以巴结领导,才可以打通关节,铺平前进道路,垒砌晋身的台阶,笼络人心和搞好群众关系。作为一个村支书的儿子,本质上的农民子弟,他的目光不免狭隘,思想也有着局限性。他只看到权钱关系而忽略了权权关系,不知权利在当今社会虽不世袭却是衍生的。站在地面上的人,只想往高处拔,光看见纵深里的高度差,而没有宽阔的视野,体会不到左右逢源横向编织网络可以用来帮助他发展的高妙。
而他的丈母娘,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村妇沙老太,在这一点上似乎要比他明白得多。
沙老太让柯易平很有压力,这种压力不是经济上的,是无形的来自精神上的。沙老太过来和他们生活的两三年里,平时在家里并不多说什么,只要求女儿不要拖丈夫后腿,让他一门心思用在工作上。沙红霞贤内助做得累的时候,难免有牢骚怪话,沙老太会安慰和教育女儿不避女婿,她直言不讳“女人要想丈夫有出息就要多吃苦。”
沙老太只在春节的时候“紧”一下女婿,大年初一柯易平给丈母娘拜年,祝她健康长寿时,她恰到好处地祝他步步高升。第一年柯易平没有在意丈母娘的用心,第二年她居然教才会含混不清喊妈妈的外孙女琥琥,对她爸爸一字一顿地来一句“步步高升”
柯易平不由得脸红心跳。步步高升是他梦想的,为之努力的,可他在单位是一步也不升,连升的迹象也没有。一年又一年地就这样过去了,他也着急。有什么办法呢?这样一来,每逢春节柯易平就很郁闷,也很怵这个老婆子,内心里不敢小觑她,但又很憋屈。
2009年底柯易平和沙红霞的矛盾多了起来,夫妻俩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搞摩擦。有一天还动了手,柯易平的脸上被沙红霞挠了三道红红的指甲印,沙红霞身上肉多的地方则被柯易平捣了好几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