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哭的黑话和笑的黑话

if　de　la　bretonne，1734—1806），法国作家。</font>

    这部著作，风行于整个欧洲，在德国比在任何地方为害更烈。在德国，经过席勒在他那名剧强盗中加以概括以后，偷盗和劫掠便曾在某个时期挺身而起，向财产和工作提出抗议，吸取了某些浅薄、似是而非、虚伪、表面正确而实际荒谬的思想，并用这些思想把自己装扮起来，隐藏在里面，取了个抽象的名词，使自己成为理论，并以这样的方式在勤劳、痛苦和诚实的人民群众中泛滥成灾，连那配制这一混合药剂的化学家也没有察觉，连那些接受了它的群众也没有察觉。每次发生这样的事，那总是严重的。痛苦生怒火，每当荣华阶级瞎了眼或睡大觉（这总是闭着眼的），苦难阶级的仇恨便在一些郁闷或怀着坏心眼待在角落里梦想的人的心中燃起它的火把，并开始对社会作研究。仇恨所作的研究，可怕得很！

    因此，假使时代的灾难一定要这样，便会发生人们在过去称作“扎克雷运动”1的那种骇人听闻的震荡，纯政治性的动乱和那种运动比较起来只不过是儿戏，那已不是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斗争，而是窘困对宽裕的暴动。到那时候一切都得崩溃。

    <font style="font-size: 9pt">1扎克雷运动（jacquerie），原指十四世纪中叶席卷法国北部的农民大起义，继泛指一般暴力运动。</font>

    扎克雷运动是人民的震动。

    在十八世纪末，这种危险也许已迫在眉睫，法国革命——

    这一正大光明的行动——却一下子截住了它。

    法国革命只不过是一种用利剑武装起来的理想，它挺身猛然一击，在同一动作中关上了恶门也打开了善门。它解决了问题，宣布了真理，清除了瘴气，净化了世纪，替人民加了冠冕。

    我们可以说它又一次创造了人类，赋予人类以第二个灵魂，人权。

    十九世纪继承并享受了它的成果，到今天，我们刚才指出的那种社会灾难已干脆变成不可能的了。只有瞎子才会对它大惊小怪！只有傻子才会对它谈虎色变！革命是预防扎克雷运动的疫苗。

    幸亏那次革命，社会的情况改变了。在我们的血液里已不再存在封建制和君主制的病害。在我们的体质里已经不再存在中世纪。我们这时代不会再发生那种引起剧变的内部纷争聚讼，不会再听到自己脚下那种隐隐可辨的暗流，不会再遇到那种来自鼹鼠的坑道、出现在文明表层的难于形容的骚动，不会再有地裂，岩洞下坼，也不会再看见妖魔鬼怪的头从地底下突然钻出来。

    革命观便是道德观。人权的感情，一经发展，便能发展成责任感。全民的法律，这就是自由，按照罗伯斯庇尔的令人钦佩的定义，自由止于他人自由之始。自从一七八九年以来，全体人民都以崇高化了的个体从事自我发展，没有一个穷人不因获得了人权而兴高采烈，饿到快死的人也感到对法兰西的诚实满怀信心，公民的尊严是精神的武装。谁有自由，谁就自爱，谁有选举权，谁就是统治者。不可腐蚀性由此而生，不健康的贪念由此而灭，从此，人们的眼睛都在诱惑面前英勇地低垂下去了。革命的净化作用竟达到了如此程度，一朝得救，例如在七月十四日，例如在八月十日，所有的贱民全不存在了。光明伟大的群众的第一声呐喊便是：“处死盗窃犯！”进步创造正气，理想和绝对真理决不偷偷摸摸。一八四八年载运杜伊勒里宫财富的那些货车是由谁押送的？是由圣安东尼郊区的那些收破衣烂衫的人押送的。破烂儿护卫着宝库。好品德使那些衣服褴褛的人显得无比庄严。在那些货车上的一些没有关严，有些甚至还半开着的箱子里，在一百只灿烂夺目的宝石匣子里，有那顶整个镶满了钻石的古老王冠，顶上托着那颗价值三千万的代表王权和摄政权所用的红宝石。他们，赤着脚，保卫着这顶王冠。

    足见不会再有扎克雷运动了。我对那些机智的人感到遗憾。旧日的畏惧心在这里起了它最后一次作用，从此不能再用在政治方面了。红鬼的大弹簧已断。现在人人都识破了这一点。稻草人已不能再吓唬人了。飞鸟已和草人混熟，鸠雀停在它的头上，资产阶级把它当作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