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千里,野无孑遗,寇钞祸害,昼夜不止,百姓灭没,日月焦尽。
可惜当朝执政者对如此严重问题,不仅贪生怕死,缺乏良策,而且趁火打劫,发民难之财。守边的将帅皆怯劣软弱,不敢讨击,但坐调文书,以欺朝廷,便身利己。州郡的官吏,趁机生事,搜索剽夺,使得百姓苦痛遭殃,甚于逢虏。朝廷的权臣,不明边事,当官享禄而抱观望态度。甚至有人提出‘不当动兵’、‘边不可守’之议,主张边民内迁,弃地苟安。
王符对此深感不安,主张积极事边。他批驳了‘捐弃凉州,却保三辅’、‘不当救助,且待天时’、‘费烦不可’等谬论,强调事边的重要性,认为“无边亡国”一定要及时救边,不能算小账而不顾大计,今但知爱见薄之钱谷,而不知未见之待民先也;知徭役之难动,而不知中国之待边宁也。边民怀本土,民心思安宁,存在安边之有利条件,故谓战守之策,不可不早定。”
吕布向贾诩讨得王符写的劝将、救边、边议、实边等四篇文章,看罢不禁叹息道:“如此大才,可惜不为朝廷所用!”王符已经死去三十年了,吕布现在只能扼腕叹息。
吕布读完王符的文章,豁然开朗,他明白了羌乱的根本原因。
本来跟兵急马快、劫掠成性的北方异族相比,颇习耕种的羌人要温和得多,而且长期与中原汉民族同生共长。事实上,同样来自西方的周朝贵族,就长期与羌人通婚,所有周朝分封的姜姓、吕姓、申姓、许姓等的诸侯国,都是羌人的后裔,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堪称中原汉族的亲家的民族,却在东汉时期,发起了此起彼伏,几乎联系不断的叛乱,给东汉朝廷带来了无比沉痛的打击,归根结底有两点原因。
第一是,世家统治导致的文化du cái道德沦丧,产生了全民性的贪婪、无耻和残忍,朝廷上的世家官僚昏聩无能素餐尸位,边境的官吏武将贪得无厌,肆意欺压羌人,欺压得没有道德底线。
第二是,土地问题,这个问题也是由第一个问题产生的,因为世家大族掌握了绝大多数的土地、粮食还不缴纳田赋,朝廷没有足够的粮食供给边镇的需求,只能推行屯田政策,不仅是军队在此屯垦,而且还大量的迁徙内地的居民、囚犯到羌地屯田生产,因为边境武将的贪婪短视,挤占了羌人已开垦的成熟农田,迫使羌人到更加荒僻的地方去重开新田,甚至无田可种,导致羌人不仅财产遭到侵占,而且生活也面临威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羌人才组织起来,发动了接连不断的起义。
吕布叹息道:“朝廷为什么非要到羌边屯田呢?”
贾诩冷笑道:“通常来说,每一次改朝换代,都要伴随着大量的人口损失和土地的荒废,这些荒废的土地,就成为新王朝迅速崛起的资本,但本朝不是这样的。
虽然本朝的建立也经历了连年的征战,也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损失,但是损失的主要是那些没有土地的或者只有少量土地的普通百姓,他们的死亡并能带来土地的荒废,相反却只能造成土地的进一步兼并集中,那些土地迅速被那些跟随光武皇帝夺得天下的世家豪强牢牢地掌握着。
本朝开国时,对北方的匈奴实行招抚政策,没有在河套屯田,而中原大地与江南,早已牢牢的掌握在各个世家大族手中,就更没指望了。剩下的就只有,刚刚归附不久的西南地区了。相对于北方草原的异族来说,耕种多过骑射的羌人,在军事上是个软柿子。所以朝廷才到羌边屯田,但这样一来就产生了新问题。”
吕布握紧拳头,恨恨地道:“难怪羌乱一直没有平息,那些世家不肯放弃土地,国家没有钱粮养兵,只好拿羌人开刀了,看来归根结底都是世家豪强的错误。”在贾诩这个寒门士子面前,吕布没有隐藏自己对世家的厌恶。
贾诩笑道:“主公可让马腾将军对那些羌人头领们说清楚羌乱的根本,让他们产生对凉州世家豪强的憎恨,主公再让皇甫将军、徐荣将军、阎行将军他们跟羌人们一起对付韩遂、杨阜等凉州本地世家豪强。”
吕布想起了度辽将军鞠义,沉吟道:“那金城鞠家该如何是好,他家可帮助我们对付过韩遂!”
贾诩笑道:“据我们军情司侦察得知,在凉州像金城鞠家这样亲善主公的世家豪强实如凤毛麟角,剩下大部分都是别有用心之辈,都曾在羌胡、韩遂、马腾等势力间挑拨离间让他们跟我们对抗,如天水杨家之流甚多,主公可以善待金城鞠家,让羌人与皇甫诸将军一起对付其他的世家豪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