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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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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的这些事,我们在外面什么也不说,我们首先学会对我们生活中最要紧的事——贫穷——保持缄默。还有,对其他的一切也一样保持缄默。那些最初的秘密,这个词显得有点言过其实,那就是我们兄妹的情人,我们那些在村外的幽会,最初是在西贡的街头,后来在客轮上、火车上,尔后则无处不去。

    傍晚时分,尤其是在旱季,妈妈突然心血来潮,她叫人把屋子上上下下彻底洗刷一遍,她说这是为了干净,为了凉爽。我们的房子就建在土堤上,和园子隔开,使它免遭毒蛇、蚊子、红蚂蚁、湄公河的水患以及季风带来的水患的袭击。由于房子地势较高,所以大扫除时可以用大桶水、大桶水地冲洗,可以让它象园子一样全都泡在水里。水顺着台阶往下流,流进了院子、灌进了厨房。那些小男仆特别高兴,我们和他们在一起嬉戏,大家互相泼水,然后我们用马赛的肥皂洗刷地面。大家都光着脚丫,妈妈也光着脚丫。妈妈笑啦。这个时候我们怎么闹她都不会反对。整座房子香气扑鼻,它有一股被暴雨冲刷过的湿泥土所散发的那种清香气味,这股泥土的气味一旦和马赛肥皂的气味,和纯正、正派的气味,和那衬衣的味道、母亲的味道,和母亲那纯朴、宽宏的味道掺杂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香味。水一直流到小道上。男仆的家属都来了,连他们的客人也来了,邻居白人的孩子也来了。看着满屋子家具横七竖八、杂乱无章,妈妈非常高兴。有时妈妈会格外高兴,每当她忘掉苦恼的时刻,每当她清洗屋子的时候,那就是她最幸福的时刻。妈妈走进客厅,弹起钢琴,她只会弹那首早先在师范学校学过的、如今还背得出来的曲子。她唱着歌。有时甚至边弹边唱。她站起来,一面唱、一面跳。房子突然象一个池塘,一块河边的田地,一片水滩,一个沙滩。而我们才感到高兴。

    正是那两个最小的孩子——小妹妹和小哥哥——首先乐极生悲,想起不愉快的往事,于是立即收起笑容,向那暮色苍茫的园子中走去。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当我们用清水洗房的时候,大哥并没有在永隆,当时他住在我们在法国的保护人——洛特-加龙省的一位乡村神甫家里。

    大哥偶然也有笑的时候,可他从没有象我们一样笑得那么欢。我把什么都忘记啦,我忘了谈起这个,我和小哥哥都是爱笑的孩子,我们常常笑得喘不过气来。

    战争和童年给我留下了同样灰色的记忆。我把战争时期和大哥在家里的统治混淆在一起。这也许是因为小哥哥就死在烽火连天的时刻:他的心脏,就象我上面所说过的已经停止跳动。我相信,在战争期间,哥哥一直没再见过弟弟。对他来说,弟弟的死活再也没有了解的必要。我觉得这场战争就象他本人一样,四处漫延,无孔不入。偷窃、毒害,无处不在,一切都和它搀和、搅混在一起,它存在于躯体中,存在于心灵里,醒时可见,梦里萦绕,就在那块令人爱慕的领土上,它时时刻刻无不为热衷于侵占孩子、弱者以及被征服的人民躯干而苦恼,这一切全都是因为邪恶就在那里,在家家户户之中,残害生灵。

    我们又回到他那单身的住处。我们相亲相爱,难分难舍。

    我有时并不回寄宿学校,而在他身边过夜。我不大愿意躺在他那热扑扑的确里睡觉,只是和他同屋就寝、同床入梦。有时我也逃学。夜里,我们上城里的馆子吃饭。他给我洗澡、给我化妆、给我穿衣服,他喜欢我。我是他生活中最喜爱的女人。他总是害怕我另有外遇而整天担心受怕。而我对这种事情从来就不在乎。也无惧怕。他之所以担心吊胆,还因为他意识到,我不仅是一个白人姑娘,而且我年纪太轻,万一泄露天机,那他将锒铛入狱。我是守口如瓶,并打算继续向妈妈、专项是大哥撒谎。我嘲笑他胆小如鼠。我对他说我们家穷得很,妈妈根本就打不起官司,再说过去她也打过不小官司,可全都一败涂地。无论是为了那本土地册,还是抗议行政当局或地方总督,甚至反对现行法律,她无不一一以失败告终,她不懂得吸取教训,叫她心平气和地等待、再等待,她办不到,她大声疾呼,那也不过是白费唇舌,枉费心机。对我们的事,她也将会如此而已,全然不必担心害怕。

    玛丽-克洛德。卡彭特是一个美国人,我好象记得她是从波士顿来的。她那双灰蓝色的眼睛十分明亮,总是那样炯炯有神。那是1943年的事。玛丽-克洛德。卡彭特是一个红颜刚谢的金发女郎,长相相当俊俏,她常常露出一丝转瞬即逝的微笑。我突然想起她说话时那种和她寻细尖嗓子不大协调的低沉的声音。她也已经四十五岁了。她住在十六区,就是在阿尔木桥附近。她的寓所就在塞纳河岸边一幢楼房的最高一层。我们常常到她家里吃饭;冬天吃晚餐,夏天吃午餐。饭菜都是从巴黎一流的馆子订来的。菜色总是相当体面不过份量不算多,只是勉强够吃。我们向来只能在她家里才能见到她,从没有在外面见过。有时候,她家里也来一个马拉尔梅式的诗人,可经常也有一两个,甚至叁个文人,不过他们往往只来一次就再也不见露面了。我一直弄不清楚她是从什么地方邀请来这班人,在什么地方认识他们的也搞不明白到底她为什么要邀请他们来。这班文人,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一个,既没有读过,也没有听别人说过他们的作品。用饭的时间并不长。大家谈了许多关于战争的事,那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事,时间是1942年终末,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听得多,打听的也多,就是很少说话。竟然有这么多的事她都不知道,她常常为此感到惊奇,她笑了。一吃完饭,她就起身告辞,因为听她说,她还有事要做。她从来也不说到底她在忙什么。每当我们人数较我的时候,在她走了以后,我们继续在那里呆上一两个钟头。她常对我们说:你们想呆多久就呆多久。在她不在的时候,谁也不议论她。其实我想谁也广议论不了她。因为实际上谁也不了解她。我告辞回家,心里总有种似乎白天做了场噩梦的滋味,好象是在陌生人家里呆了几个钟头,那些客人也都如此,彼此都不认识,似乎都在那里消磨时间,得过且过,没有任何人情或其他方面的动作。到了那里就象穿越了第叁国国界,又好象是乘火车旅行,或者是在医院的候诊室里,在旅馆或在广场。夏天的时候,我们就在那向着塞纳河的宽阔的平台上进午餐,并且在占满整个屋顶的花园里喝咖啡。那里还有一个游泳池,可谁也没下去游泳。大家举目眺望巴黎,那空荡荡的大街,还有河流和小巷。在那些行人稀少的街巷里,卡特莱兰花绽开着绚丽的花朵。我常常看着这位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几乎是随时都盯着她,弄得她有点不好意思,但我却无法移开视线。我之所以盯着她,目的是想看到这位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她总在这里而不去别处?为什么她要从如此遥远的波士顿来到这里?为什么她是如此富有?为什么人们对她竟然一无所知,丝毫不了解她的任何底细?为什么她总要似乎是迫于无奈地接待这些客人?为什么在她那深邃的眼睛里有某种死亡的微粒?为什么玛丽-克洛德-卡彭特所有的裙子都似乎缺少一点令人说不出来的东西,使得这些裙子仿佛不完全是她自己的,仿佛要是这些裙子穿在别人身上也会有同样的效果。这些裙子颜色都不鲜艳,端庄正统,非常浅淡,甚至是白色的,好象严冬里穿起雪白的夏装一样。

    还有一位名叫贝蒂。费尔南代兹的。每当女人的形象在记忆中回荡的时候,男人的形象永远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挤进来。贝蒂。费尔南代兹也是一个外国女人。一提起她的名字,她就仿佛展现在你的眼前,你看,她正漫步在巴黎街头,她是个近视眼,看东西总要凑得很近很近。她常常眯起双眼,以便看得更清楚,当她向你问好的时候,手总是轻轻一握,你好!身体好吗?如此而已。现在她早已去世了。也许已经有叁十个年头了。我还记得她那潇洒文雅的风度,现在想把她的风度忘掉已经是不可能的,没有什么东西能损坏她那完美的形象,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年代里,无论是寒冷还是饥饿,无论是德国的失败还是那罪孽的彻底暴露,这一切都将永远无损于她。她永远凌驾于历史之上而出现在巴黎街头,尽管这段历史是可怕的。她的双眼炯炯有神。她穿着一身玫瑰色的旧裙子,头上戴着一顶沾满尘土的遮阳帽,步行在阳光下的马路上。她身村颀长,苗条,仿佛是一幅中国的水墨画,又象是一尊雕刻出来的艺术品。街上行人都不禁驻足观看,都为这位低头前行的确国女郎的美丽姿容感到惊讶。真是一位绝代佳人。人们从来也不知道她是从哪里来的。大家只是估计她来自外乡,来自异邦。她很漂亮,她的美貌?

    贝蒂-费尔南代兹不但接待客人,而且也有她的“接待日”有时我也去赴约。有一次,我在里还见到了德里厄。拉罗歇尔,此人明显患了傲慢症,他沉默寡言,为了不显得屈尊受请,他用假嗓子、用一种类似翻译的语言说话,吞吞吐吐、极不自然。可能当时还有布拉齐亚克,不过我已经记不清了,真是后悔莫及。萨特是从来不上那个地方去的。当时还有许多蒙帕纳斯的诗人,可惜我也记不得他们的名字,一点也回忆不起来了。当时没有德国人。我们不谈论政治,只谈论文学。拉蒙。费尔南代兹高谈阔论巴尔扎克。我们常可以听他说个通宵达旦。他对巴尔扎克真正伟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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