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间操的时候,她孤零零地一个人靠在风雨操场里的柱子上,凝视着外面的街道。关于她在学校里受冷落的情况,她一点也没向妈妈透露过。她继续坐着这个堤岸中国人的黑色大轿车上学来。姑娘们看着她走,所有的姑娘都不和她说话,无一例外。这种孤独使她想起了永隆的那位太太。当她来到永隆的时候,她是叁十八岁,而那个时候小姑娘只有十岁。而现在,当姑娘回想起这段往事的时候,已经十六岁了。
这位女人站在她房子的平台上,眺望着湄公河畔的大街,每当我和小哥哥听完教理课回来的时候,我总是看见她站在那里。她的房子就在带有顶篷平台的华丽建筑物中间,而建筑物正座落在皆有欧洲夹竹桃和棕榈树公园的中心。这位太太和这个头戴平边帽的姑娘都有同样与众不同的地方,使她们和镇上的其他人隔绝开来。她们两人都在凝视河边那漫长的大街,她们都是一样的货色。她们两个都为世人所孤立。只有她们成了本地引人注目的风流人物。她们的不幸不言而喻。她们俩之所以信誉扫地,完全归咎于她们那躯体的本性,这躯体被情人所玩弄,所亲吻,沉溺于按她们所说的——一种极度的快感之中,一种和那些没有爱情的情人结合所产生的神秘的快感之中。正是因为这种神秘的快感是如此地强烈,使她们极力追求,无所忌惮,无论是在城里,在乡公所,在各地首府,在招待会上,以至在总署的舞会上,处处都谈论着这类风流韵事。
这位太太刚刚又重新公开露面会客,她认为事情早已过去,沙湾拿吉的那个青年男子早已被人忘记。因此她又重新组织一些晚会,好让这里的人们能够时不时地互相见面,从那可怕的孤独寂寞中挣脱出来,因为这些人终年在偏僻的村镇工作,周围都是大片的水稻田,是充满恐怖、狂热和被人们遗忘的地方。
傍晚放学的时候,总是那辆高级的黑色轿车和那个头上总是戴着那顶放肆的帽子、穿着那双金丝鞋的姑娘,她去了,去委身于那个亿万富翁的中国人,他在喷头底下替她洗澡,慢条斯理地洗得十分仔细,就象每天晚上她在妈妈家里一样。他用那缸专门为她准备的凉水给她洗澡,然后把湿淋的她抱到床上,打开电风扇,然后一股劲地浑身上下吻她,而她也总是央求他继续、继续吻下去。然后她又回到寄宿学校,谁也不惩罚她,不打她,不羞辱她。
他是在拂晓时分自杀的,就在镇上灯光闪亮的广场上。而她此时正在跳舞。后来,天也亮了。他的躯体蜷缩着。后来过了一阵时间,阳光的照射使得尸体变形了。她知道后不敢前来收拾。到了中午时分,那里就被清洗得干干净净了。
妈妈跟寄宿学校的女校长说:这没关系,所有这些都不要紧的,您看见了么?这些破旧的小裙子,这顶玫瑰色的帽子,还有这双金丝鞋,所有这些她穿起来不都挺合适吗?每当妈妈谈起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总是眉飞色舞,显得十分妩媚。寄宿学校里那班年轻的女学监兴致勃勃地听着妈妈在那里瞎扯。她说:镇上所有的男人都围着她转,无论是结过婚的还是没结婚的,全都想要这个小丫头,这个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小东西,你们看,她还是个孩子呢。有人说,这是不知羞耻!可我问你:怎么能把天真无邪当做不知羞耻呢?
妈妈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也说个不停。她还对她们说起我这个体面的交际花的事。而边说边笑,她笑这个过河孩子的丑事,笑她那滑稽的打扮,她那歪戴的帽子,还有她那举世无双的美貌,她笑在这块法国殖民地里这种无法抗拒的东西——白种女人的皮肤,这年轻姑娘的皮肤。她说她的姑娘原先一直被埋没在穷乡僻壤之中,而如今时来运转,犹如明珠出土,大放光芒,成了城里有目共睹的知名人物,并且在城里众目睽睽之下和一个中国亿万富翁的大流氓勾搭在一起,手上还戴着一颗钻石戒指,活象上个女银行家似的,说着说着,她不禁哭了起来。
当妈妈见到这颗钻石戒指的时候便低声地说:这颗戒指使我想起当年我跟我第一个丈夫订婚时的一段小小的姻缘。我叫他奥斯古尔先生。我们一听到这个古怪的名字就都笑了起来。她说:这就是他的名字,而且是真的。
我们互相仔细地打量着,然后她微微地一笑,笑得非常地温柔,略带一点嘲笑的意思,显露出她对自己的孩子是如何了如指掌,也明白将来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我差点把我在堤岸的秘密泄露给她。
我并没有说出来,我永远也不会说出来。
她一直等着我开口,然后她用一种十分亲切的口吻对我说:你知道不知道对你来说一切都完蛋了?你知道不知道你在这里将永远嫁不出去?我耸耸肩膀,笑了一笑。我说:我要是想嫁人的话,我在哪儿都能嫁得出去。妈妈摇摇头,表示这不可能。她说:不行,你的事在这里全让人知道了,所以你在这里永远也嫁不出去。她瞧着我,说了一些叫人难忘的话:男人喜欢你吗?我回答:是的,他们当然喜欢我。她说这个话的意思是:象你这个样子还能使男人喜欢。
她还问我:你去见他仅仅是为了钱吗?我犹豫一下,然后回答说:是的,我只是为了钱。她又久久地瞧着我,她并不相信我的话。我说:我从前可不象你一样,我虽然学习比你吃力,但我却非常正经,这正经的时间太长了,晚啦,我已经没有那种闲情逸致了。
那是在沙沥假期的一天,她躺在康乐椅上休息,两只脚架在一把椅子上面,她叫人把客厅的门和饭厅的门都打开,好让过堂风穿过。这时候她很安详自在,一点也不厉害。突然她看见她的小女儿,她很想和她说说话。
那时我们很快就要结束在这里的日子,我们将抛弃堤坝里的那块土地。这时候离我动身回法国的日子也不远了。我看着她在躺椅上进入了梦乡。
有时妈妈突然发出命令:明天全家上照像馆去。她埋怨照像的确格太昂贵,可是为了拍一些家庭的照片,她仍然舍得花这笔钱。提起照片,我们倒有时拿出来一起看看,可平时我们之间谁也不看谁,你看你的像片,我看我的像片,连一句评论的话也没有,大家只是看看照片,彼此之间则视而不见。大家都从像片里头看着家里其他成员,或个人的,或合影的。在那些旧像片里,当我们还都很小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大家在一起,可是在这些新的像片里,我们就只好你看着我的,我看着你的,再也找不出一张合影的像片。我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了。这些像片一旦被看过就被夹在衣服里头放在衣柜里面。妈妈叫我们照像为的是能看看我们,看看我们是否正常成长。她常常仔细地看着这些像片,就象别的妈妈看着自己的孩子的像片一样。她把这些像片互相比较,喃喃自语地诉说我们每个孩子成长的情况。可是谁也没有和她搭话。
妈妈只让孩子们照像,从来是不照别的。我没有永隆的照片,一张也没有,也没有一张花园里的,大河边的,或者这块法国征服地上那些两旁站着望罗子树的笔直大街的相片。没有我们居住过的这幢房子的照片,这些用白灰粉刷的房间,里面摆着涂着金粉的大黑铁床,房间里被马路用的淡红色的大灯泡照得和学校教室一样通亮,那些用绿色铁皮做的灯罩,所有这一切,这些令人难以相信,一直是临时性的地方,简陋得不堪入目的地方都没有留下一张像片。妈妈就在这些地方安营扎寨,以便等着来日回到法国以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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