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奥多尔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对于我国广大的读者来说,并不陌生。大家都知道,他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与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齐名,同为俄国文学卓越的代表。他走的是一条极为艰辛、复杂的生活与创作道路,是俄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最矛盾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作,独具特色,在群星灿烂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坛上独树一帜,占有着十分特殊的一席。
他于一八二一年出生在莫斯科一个普通的医生家庭里。
父亲在军队中担任医官时,取得贵族身份并拥有两处不大的田庄。但总的说来,家境并不宽裕。他从小就跟着父亲住在平民医院,接触到的全是贫苦的病人。这对他后来的思想和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
由于家庭贫穷,他在上完三年寄宿学校以后,就进了彼得堡一家军事工程技术学校学习。但他对工程技术工作并不感兴趣,毕业后一年就申请退职,离开了工程局绘图处。从此他就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专门从事文学翻译和创作。就在退职后的一年之中,他译出了巴尔扎克的名著欧也妮葛朗台,写出了他的第一部作品穷人。小说一出版,即轰动文坛,受到读者的普遍赞扬。别林斯基称之为“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
两年以后,他因参加彼得拉谢夫斯基小组反对沙皇政府的活动被捕,并被判处极刑,剥夺公权终身,只是在行刑前数分钟才被改判充军服苦役八年(四年苦役,四年充当列兵)。实际上九年以后,他才因病获准离开部队,回彼得堡定居。这时,他已年过三十七岁,可以说他的整个青年时代,都消耗在军营和苦役之中。他刚刚开始的创作,也因此而中断达十年之久。
非人的苦役和充军生活,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身体,他原本就体质孱弱,并患有癫痫病,现在病情变得更加严重。经常歇斯底里大发作。这一严重的疫病,以后一直未能治愈,伴随作者终生。发作时,作者苦不堪言。
充军归来,重新拿起笔来从事中断的创作时,他的精神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简直与以前完全判若两人了。
他青年时代怀抱的梦想、希望完全破灭了,被现实生活扼杀了。他原有的信仰改变了;他拒绝参加任何政治斗争,不再号召人们起来反抗,而是要求人们容忍、退让、妥协、顺从、和解,从宗教中求得道德上的新生。他不再相信革命,精神上走向消沉。但尽管如此,他并未受到沙皇政府的信任,警察对他进行的秘密监视,直到他临死前五年才撤消。
他是一位命途多舛的作家,在个人家庭生活方面,也很不顺利。先是同一个寡妇结婚,关系并不融洽。寡妇带来的儿子,给他制造了不少麻烦,成了他的沉重包袱,成了他负债累累的重要原因。前妻去世三年以后,他才于一八六七年与自己年轻的打字员结婚,找到了一个忠实的伴侣,称心如意地生活了十四年。
他是在生活的重压下从事创作的。兄弟欠下的债款,需要他偿还,前妻带来的儿子,不从事任何劳动,一家的费用,全部由他负担,因此他经常债台高筑。为了还债,为了生活,他不得不疯狂地进行写作,有时歇斯底里发作之后不久就拿起笔来写作。他完全不能像生活有保障的作家那样悠然自在、随心所欲地创作。他的夫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多次写到他创作时的苦况。由于有着沉重的债务,他经常主动上门向各家杂志投稿,这样一来,他得到的稿酬就比那些生活有保障的作家如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等人的少得多。往往只有他们所得的三分之一,比如作者的罪与罚在俄罗斯导报上发表后所得的稿酬为每印张一百五十卢布,而屠格涅夫在同一家杂志上发表的小说却是每印张五百卢布。为了多挣点钱来还债,他的夫人也不得不亲自出马,经营出版和推销他的作品。即便如此,他仍然没能彻底摆脱贫困。还清债务后,不到一年他就去世了。
他多次出国,先后到过德国、瑞士、意大地、奥地利、捷克等等国家。一八六七年续弦以后,他第一次偕新婚夫人出国,原来打算居留三个月,结果却一住四年。他在国外写出了长篇白痴与群魔以及一些中短篇。但在国外,他染上了赌博的恶习。也许与他的病有关吧,他嗜赌成癖,经常钱一到手,就去赌场,而一赌又几乎次次输得精光。没钱去赌时,就歇斯底里大发作,甚至痛哭嚎啕,对着夫人下跪。
可以说他是一名病态的赌徒。直到晚年他才痛下决心,戒掉嗜赌的恶习。
贫困的生活,不幸的遭遇,特别是长达九年之久的苦役和军营生活,在他的思想和创作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使他成了一位独特的作家,一位充满矛盾的作家。平心而论,他对俄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是有贡献的。一部俄国文学史如果缺了他这一章,那就很难说是完整的。他的创作影响,远远超出俄国以外。现实主义派的作家从他的创作中可以吸收到有益的营养,现代派作家刚把他的作品奉为经典,而称他本人为他们的先驱和导师。西方文学评论界对他的评价之高,令人咋舌。他的艺术才华,连对他批判最为尖锐的革命作家,也是无法否认的。比如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就说过他是“最伟大的天才”“就艺术表现力而言,他的才华恐怕只有莎士比亚堪与媲美。”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是一位最有争议的作家。引起争论、批评和责难的根本原因,是他在作品中宣扬的思想。他发表的作品,几乎篇篇都引起过争论,特别是他的几部长篇,受到的批评和责难之多,在十九世纪俄国文坛上是罕见的。他原来信奉空想社会主义,反对农奴制,反对沙皇统治,服苦役和充军归来以后,放弃了原有的信仰,转而反对暴力,反对革命。他认为解决俄国社会的对立,不能像西欧那样,采取斗争和革命的方式,而应该采取和解的方法,使各阶层人民团结一致。这样一来,他就公开站到了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对立面,在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眼中,自然就成了“反动作家”、“反革命作家”虽然如此,他创作中的真实性、艺术性,还是没有人加以否认的。一百多年来,进步文艺界对他的评价,大体上就是如此:充分肯定他的艺术性,彻底否认他的思想倾向。直到本世纪八十年代,某些理论家对他的作品的批判,还是相当严厉的,认为罪与罚虽是一部“最富于历史涵义的社会心理小说”给作者带来过空前的荣誉,但它却是“充满了反动思想”、“实际上是公然反对革命民主主义的”;他的另一部长篇被欺凌与被侮辱的,是“直接反对革命斗争、维护顺从思想的”;他的死屋手记是作者以亲身经历为基础,展示各类苦役犯可怕的处境和精神状态的真实作品,屠格涅夫视之为但丁神曲中的地狱篇,赫尔岑则说它是米开朗琪罗的最后的审判,列宁也说它是一部“不可逾越的作品”但尽管如此,这部作品还是“反动倾向极其明显”至于他的长篇群魔,那就更加反动了,因为它是直接攻击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极其恶毒”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有人打算将群魔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高尔基坚决反对,说这部作品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对革命运动进行恶毒攻击的无数次尝试中,最富于天才,也最为恶毒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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