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提升在家庭的等级地位,实现它的唯一途径是学会为聂雨时换尿不湿。’老先生气得仰倒。”
我边说边笑,阮奕岑直直看着我:“你很崇拜他。”
我抿嘴道:“他也有不拿手的事情,雨时两个月的时候他才敢抱她,还总是抱不好,他一抱雨时就哭,别人家的小孩会说的第一句话要么是‘爸爸’,要么是‘妈妈’,雨时学会说的第一句话是‘爸爸坏’。”说着说着自己都能感到嘴角在不断上挑,我想起钱包里有一张照片,主动找出来给阮奕岑看。
照片是夕阳西下的海边,金色的阳光将整个海滩映得如同火烧,聂亦盘腿坐在沙滩上,旁边盘腿坐得歪歪斜斜的小不点儿是聂雨时。照片上是他们的背影。
阮奕岑看了好一会儿,道:“为什么没有你?”
我兴致勃勃:“我正拿相机呢。聂亦真的很不会照顾小孩儿,我让他们摆这个姿势,结果他也不知道看着雨时,自己倒是坐得好好的,雨时撑着坐了有三十秒就开始往旁边倒,结果额头磕在一块贝壳上,眼泪鼻涕糊一脸地哭嚷爸爸坏,那是雨时第一次开口说话,真是让人又震惊又好笑。”看着眼前的照片,就让人感觉心里温柔。
阮奕岑沉默良久,问我:“既然你们这么好,你为什么要离开他,还有你女儿?”
就像一盆冷水陡然浇下来,整个人都有些发凉。我收起笑容,半晌,说:“一些家事,不过总会解决的。太晚了,我回去睡了,你也早点儿休息。”
房间里没有开灯,我靠在窗前,落地窗的窗帘整个拉开,可以看到天上孤零零的月亮。高处不胜寒,天上清冷,人间却有万家点上明灯。
窗外或近或远的公寓楼如新笋一般矗立,每个窗户都透出暖光,每一处光都是一个家庭。
家庭,构成人类社会的最小单位,最温暖的单位。
我为什么要离开我的家庭?
从离家开始,我就刻意不去想这个问题,不去想聂亦,不去想雨时,不去想我爸我妈,不去想我的每一个朋友,只有这样我才能义无反顾走下去。
这场逃亡并不是为什么家事,只是我早晚都得离开,且早和晚都有时限,晚是一个月后,也许是一个半月后,早是晚之前的任何时候。
我生了病,这场病很隆重,为它我已经挣扎了近十个月。
半小时前的谈话里,我和阮奕岑说起人体冷冻技术,他说那太不可思议,的确,在我生病前,我也觉得那像是科幻小说里才会出现的名词。
真是有趣,我从来搞不懂聂亦研究的那些科学命题,但直到我生病,倒是更加理解他的事业,在这个领域我们竟突然变得可以有交谈的话题。
我的病源于基因缺陷。
直到现在我也不能完全理解“基因缺陷”这几个字的含义,它为什么将我的身体变得这么糟,那些原理我也是一知半解。
在我浅薄的理解中,人的基因就像是在身体里打下的地基,在这个地基之上建起一座长城,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一座长城,长城后还有一支军队,抵御着想要伤害我们的病毒和细菌。这就是医学上所说的人体免疫系统。
但我的基因天生有缺陷,地基不稳,今年二月,建于其上的长城第一次崩溃。
阮奕岑问我嫁给科学家的好处。嫁给科学家的好处就是生病了可以立刻邀请到顶级专家进行会诊。
每次的会诊聂亦全程参加,他们很快找到了缺陷所在,却无法攻克,他们甚至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语来给这疾病命名。专家组一小步一小步的进展,赶不上长城的崩溃速度,免疫系统的一次又一次罢工,导致病毒大量入侵,那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要活下去,只能通过药物杀菌补充免疫力,服用大剂量的抗生素成了必须,但大剂量的抗生素本身也会伤害我的身体和脏器,导致免疫系统的进一步不稳。这是一个以毒攻毒的恶循环。
就在半个月前,我再一次发病,肯特说我再也不能承受一次比一次更大剂量的抗生素,如果再被细菌感染一次,药物将给我的脏器带来无法逆转的损伤,届时必须通过手术换掉被损伤的脏器,但我极有可能在手术中因感染而死去。面对这样的情况,无论是他还是聂亦,都将束手无策,其实他现在已经束手无策。
肯特是这个领域内唯一能让聂亦低头的老科学家,说完那句话之后他就回了美国。
其实在肯特回美国的两个月前,我已经预料到这样的结果,他们专业上的事我不太懂,但我太明白自己的身体,就像是一盏灯,能看到幽暗的灯苗,能预计到它在什么时候会熄灭。
自第一次病发后,很多时候我都待在无菌病房中,但现有的无菌病房并非百分之百无菌。聂亦一直在为我试验完全无菌的无菌玻璃房。
我在出走的前五天接到肯特的电话,省了所有的寒暄,他说:“你可能已经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聂亦希望能对你实施急冻,这是最后方案,为此近期他要再来一趟美国。但我很遗憾,以你现在的身体指标,急冻成功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抱歉,我救不了你,聂亦也不行,虽然他还不肯承认。”他给了我三秒的时间让我消化这个现实,才继续道:“这是一个让我很难过的结果,情感和专业上都是。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去做的,尽快去完成吧,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可以告诉我,我会尽可能帮助你。”
我捧着电话良久才能出声,我问他:“您为什么要给我打这个电话,告诉我这件事?”
他沉默半晌,说:“我妻子去世时我也以为我能救她,将她禁锢在病床上,最后她死在我怀里,说很遗憾没有去看成那年加利福尼亚的红杉。”
在和肯特通话之前很久,我就已经做了决定,假如这一趟人生旅程即将走向终点,聂亦有他的想法,我也有我的。
我最后想要做的事有点儿困难,如果有肯特的帮忙,会轻松很多。
我在第二天拨通肯特的电话,跟他说,我想去白海做一次冰下潜水,拍摄冰下的白鲸。我一直想要做一次冰潜,因为太危险,从前身体健康时聂亦就不同意。
这是我人生唯一的遗憾,如果生命就要终结,我希望是终结在海里。
我和肯特约定在离R国最近的长明岛会合,这就是我执意前往长明岛的原因。
死亡到底是一件怎样的事。我有九个多月的时间来思考。
我怯懦过,惧怕过,在暗夜里痛哭过。那绝不是一段可以轻松回忆的时光。
其实现在想起来,那时候聂亦承受的痛应该尤甚于我,而我还傻乎乎地和他说:“要是我死掉,你把我烧成灰,放在白瓷坛子里,就放在家里好不好?因为人要是死而有灵,埋在冰冷漆黑的泥土里,我会害怕的,我会非常害怕。”
那时家里专门建了一个无菌病房,我就住在那里边,每个进来见我的人都需要进行全身消毒。
那时候他抱着我,什么话都没有说,手却挡在眼前。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哭了。他可能是哭了,那个动作是不敢让泪落在我身上,因为眼泪也含有细菌。那之后他立刻出去了,当时不知道他出去做什么,现在想想,应该是在消毒。
什么样的家庭才会那样?丈夫每天晚上需要全身消毒之后才能和妻子共寝。
我们甚至连最简单的一个亲吻都不能。
离家之后终于再次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拖着这副免疫系统完全崩溃的身体,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敢碰,什么乱七八糟的食物都敢往嘴里招呼,全靠着每天大把大把地吃药。
人生最后一次奢侈的狂欢,是为了死亡。
死亡到底是一件怎样的事。我思考了九个月,虽然直到今天依然觉得它不真实,却有了一个答案。死亡是分离,是这世间最无望的分离。若人死而无灵,这分离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悲痛可言。若人死而有灵,我能看到还活着的他们,他们却再也无法见我,他们的悲痛始终大于我。
我想起林觉民的《与妻书》:“与使吾先死也,无宁汝先吾而死……盖谓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与汝,吾心不忍,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
与其让我先死,不如让你先我而死,因为以你的瘦弱之躯,必然不能承受失去我的悲痛,如果我先死去,将失去我的悲痛留给你,我心不忍,所以宁愿你先死去,让我来承担这样的悲痛。
死亡是一场灾难,却更是活着的人的灾难。
第二天,我和阮奕岑如约在长明岛分手。我们互道了再会。
肯特的船会在傍晚到。
我买了只录音笔,又去超市买了只玻璃瓶。收银台的小姑娘长得很甜,开口脸上就是笑,和我聊天气:“阴了一个星期,今天终于出太阳了,吃过午饭你可以去waiting吧(“等待”吧)喝咖啡,在他们家晒太阳最好。”
傍晚时分我将录音笔封入玻璃瓶子里,看白色的浪花将它卷走。
也许多年后会有谁将它打捞起来,按开播放键,他们就能听到一段话,还有一个故事。
我在录音笔里说了什么?
我说:
我没有时间写回忆录,但生命中的那些美好,我想找个方式来记录。
其实,如果我想写回忆录,那只是为写给一个人看,所以此时我说这些话,也只是为了说给一个人听。
但不能现在就让他听到,我希望我对他是一个永恒的牵挂,而不是一个冰冷的结果。
牵挂会让人想要活着。
我不想将这些话带走,陪着我永埋深海。我希望终有一天他能听到,那他就会知道,在这世上,我到底留给了他什么。所以我选了这个浪漫的方式。
我不知道谁会捡到这个漂流瓶,但请听我说,今天是2020年11月30日,如果你捡到这个漂流瓶并非在十年后,那请你替我保密,等十年后再将它交给我想要给的那个人。
十年是他需要过的一道坎。如果是十年后,他即使知道我已永眠海底,也应该会有勇气面对未来的人生。
无论你是谁,我都感谢并祝福你。
那么接下来,聂亦,就是我们的时间了。
是的,我想要告诉你,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我依然在想着你。
我买了这只录音笔,还有一只玻璃瓶,躺在午后的waiting吧边晒太阳边回忆我们的过去。
全世界无论哪个地方,似乎都有一个waiting吧,等未可知的人,或者未可知的命运。是的,我们的过去,你一定不知道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你,那时候你只有十五岁。你十五岁是什么样子,我一直都记得。我没有你的天才,不知道怎样才能过目不忘,但有关你的每一件事,都像是用烙铁烙在了脑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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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病的初期我的确很难过,但聂亦,现在想想,我觉得我这一生很值,虽然短暂,但我将它活得非常丰富,你说是不是?我还得到了你。
泰戈尔有句诗,他说,生命有如渡过一重大海,我们相遇在同一条窄船里。死时,我们同登彼岸,又向不同的世界各奔前程。
但我想不是这样的,我很庆幸今生能和你同在一艘窄船,即使我先靠了岸,也会一直在岸边等你。
今天一直有太阳,或许这是我可以享受的最后一个落日,已经看到了来接我的船只。是时候分别了,聂亦。
你知道我爱着大海,仅次于爱你。将生命终结在海里,这是最好的结局。
我会在大海的最深、最深处,给你我最深、最深的爱。我爱你,聂亦。
(第一幕戏END)(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