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对着一丛剑兰和几只水果,刷刷下笔乱画,自信心来了,画糟了也不在意,颜色大胆的上,背景是五彩的。
活泼了的心、突然焕发的生命、模糊的肯定、自我的释放,都在那一霎间有了曙光。
那是我进入顾福生画室的第三个月。
每堂下课,我带回去的功课是他的书。
在家里,我仍是不出门的,可是对父母和姊弟和善多了。“老师——”有一日我在画一只水瓶,顺口喊了一句,自自然然的:“我写文章你看好不好?”
“再好不过了。”他说。
我回去就真的写了,认认真真的写了誊了。
再去画室,交给他的是一份稿件。
我跟着老师六个月了。
交稿之后的上课日,那份畏缩又回来了,永远去不掉的自卑,在初初探出触角的时候,便打败了没有信心的自己。
老师没有谈起我的稿子,他不说,我不问,画完画,对他倦倦的笑一笑,低头走了。
下一周,我没有请假也没有去。
再去画室时,只说病了,低头去调画架。
“你的稿件在白先勇那儿,现代文学月刊,同意吗?”
这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如同雷电一般击在我的身上,完全麻木了。我一直看着顾福生,一直看着他,说不出一个字,只是突然想哭出来。
“没有骗我?”轻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了。
“第一次的作品,很难得了,下个月刊出来。”老师没有再说什么,他的淡,稳住了我几乎泛滥的感触。一个将自己关了四年的孩子,一旦给她一个小小的肯定,都是意外的惊惶和不能相信——更何况老师替我摘星了。
那一场长长的煎然和等待啊!等得我几乎死去。
当我从画室里捧着现代文学跑回家去时,我狂喊了起来——“爹爹——”
父母以为我出了什么事,踉跄的跑到玄关的地方,平日的我,绝对不会那么大叫的,那声呼唤,又是那么凄厉,好似要喊尽过去永不说话的哑灵魂一般。
“我写的,变成铅字了,你们看,我的名字在上面——”
父亲母亲捧住那本杂志,先是愕然,再是泪光一闪。我一丢画箱,躲进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日,我还是照习惯在房间里吃饭,那几年我很少上大家的餐桌。姊弟们晚饭时讲学校的事使我拘促,沉默的我总使全家的气氛僵硬,后来我便退了。
不知不觉,我不上课的日子也懂得出去了。那时的长春路、建国北路和松江路都还没有打通,荒荒凉凉的地段是晚饭前散步的好地方,那儿离家近,一个人去也很安全。
白先勇家原是我们的近邻,白家的孩子我们当然是面熟的。
现代文学刊出我的短文过了一阵,我一个人又在松江路的附近的大水泥筒裹钻出钻进的玩。空寂的斜阳荒草边,远远有个人向我的方向悠悠闲闲的晃了过来,我静静的站着看了一下,那人不是白先勇吗?
确定来的人是他,转身就跑,他跟本不认识我的,我却一直跑到家里,跑进自己的房间里,砰一下把门关上了。背靠着门,心还在狂跳。
“差点碰上白先勇,散步的时候——”在画室里我跟顾福生说。
“后来呢?”
“逃走了!吓都吓死了!不敢招呼。”
“你不觉得交些朋友也是很好的事情?”老师问说。他这一问,我又畏缩了。
没有朋友,没有什么朋友,唯一的朋友是我的老师和我的书。
过了一阵,老师写了一个纸条给我,一个永康街的地址,一个美丽的名字——陈秀美。
那张地址,搁了一个多月也没有动它。
被问了好几次,说好已经转人介绍了,只等我去一趟,认识一下白先勇的女同学,交一个朋友。
我迫不得已的去了,在永康街的那幢房子里,结识了我日后的朋友——笔名陈若曦的她。
事隔多年,秀美再与我联络上,问起我,当年她笔下的乔琪曾否看见我自己旧日的影子?
当年的老师,是住在家里的,他的画室筑在与正屋分开的院子里。
谁都知道顾家有几个漂亮的女儿,有时候,在寂静的午后,偶尔会有女孩子们的笑声,滑落到我们的画室里来,那份小说世界里的流丽,跟我黯淡的生活是两岸不同的灯火,遥不可及。
有一个黄昏,我提了油污斑斓的画箱下课,就在同时,四个如花似玉、娇娇滴滴的女孩儿也正好预备出门。我们碰上了。
那一刹那,彼此都有惊异,彼此都曾打量,老师介绍说,都是他的姊妹。我们含笑打了招呼,她们上车走了。
在回家的三轮车上,我低头看着自己没有颜色的素淡衣服,想着刚刚使人目眩神迷,惊鸿而去的那一群女孩,我方才醒觉,自己是一只什么样的丑小鸭。
在那样的年纪里,怎么未曾想过外表的美丽?我的衣着和装扮,回忆起来只是一片朦胧,鲜艳的颜色,好似只是画布上的点缀,是再不会沾到身上来的。
在我们的家里,姊姊永远在用功读书,年年做班长——她总是穿制服便很安然了。
惊觉自己也是女孩子,我羞怯的向母亲要打扮。母亲带着姊姊和我去定做皮鞋,姊姊选了黑漆皮的,我摸着一张淡玫瑰红的软皮爱不释手。
没有路走的人本来是不需鞋子的,穿上新鞋,每走一步都是疼痛,可是我近乎欣悦的不肯脱下它。
那时,国外的衣服对我们家来说仍是不给买的。
有一日父母的朋友从国外回来,送了家中一些礼物,另外一个包裹,说是送给邻近赵姊姊的一件衣服,请母亲转交。母亲当日忙碌,没有即刻送过去。
我偷开了那个口袋,一件淡绿的长毛绒上衣躺在里面。
这应该是我的,加上那双淡红的鞋,是野兽派画家马蒂斯最爱的配色。
第二天下午,我偷穿了那件别人的新衣,跑到画室去了。没有再碰到顾家的女儿,在我自以为最美丽的那一刻,没有人来跟我比较。
我当当心心的对待那件衣服,一不小心,前襟还是沾上了一块油彩。
潜回家后,我急急的脱下了它,眼看母亲在找那件衣服要给人送去,而我,躲在房中怎么样也擦不掉那块沾上的明黄。
眼看是没有别的法子,我拿起剪刀来,像剪草坪似的将那一圈沾色的长毛给剪掉了,然后摺好,偷偷放回口袋中。母亲拿起来便给赵姊姊送新衣去了。
当年的那间画室,将一个不愿开口,不会走路,也不能握笔,更不关心自己是否美丽的少年,滋润灌溉成了夏日第一朵玫瑰。
现代文学作品的刊出,是顾福生和白先勇的帮助,不能算是投稿。
我又幻想了一个爱情故事,一生中唯一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悄悄试投中央日报,过不久,也刊了出来。没敢拿给老师看,那么样的年纪居然去写了一场恋爱,总是使人羞涩。
在家里,我跟大家一起吃饭,也会跟弟弟惊天动地的打架了。
可是我仍很少出门,每周的外出,仍是去泰安街,在那儿,我也是安全的。
老师自己是一个用功的画家,他不多说话,可是在他的画里,文学的语言表达得那么有力而深厚,那时候他为自己的个展忙碌,而我并不知道,个展之后他会有什么计划。
他的画展,我一趟一趟的跑去看,其中有两张,都是男性人体的,我喜欢得不得了,一张画名字已不记得了,可是至今它仍在我的脑海里。另一张,一个趴着的人,题为月梦。
没有能力买他的画,我心中想要的好似也是非卖品。
在去了无数次画展会场之后,下楼梯时碰到了老师,我又跟他再一起去看了一次,他以为我是第一次去,我也不讲。那时候,我学画第十个月了。
顾福生的个展之后,我们又恢复了上课。
我安然的跟着老师,以为这便是全部的生命了。有一日,在别的同学已经散了,我也在收拾画具的时候,老师突然说:“再过十天我有远行,以后不能教你了!”什么,什么,他在说什么?
第一秒的反应就是闭住了自己,他再说什么要去巴黎的话,听上去好似遥远遥远的声音,我听不见。
我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对他笑了一笑。
“将你介绍给韩湘宁去学,他画得非常好,也肯收学生,要听话,我走了你去跟他,好吗?”
“不好!”我轻轻的答。
“先不要急,想一想,大后天你来最后一次,我给你韩湘宁的地址和电话——”
那天老师破例陪我一直走到巷口,要给我找车,我跟他说,还不要回家,我想先走一段路。
这长长的路,终于是一个人走了。
一盏盏亮起来的街灯的后面,什么都仍是朦胧,只有我自己的足音,单单调调的回响在好似已经真空的宇宙里。那艘叫做什么“越南号”的大轮船,飘走了当年的我——那个居住在一颗小小的行星上的我,曾经视为珍宝的唯一的玫瑰。
他是这样远走的,受恩的人,没有说出一句感谢的话。
十年后的芝加哥,在密西根湖畔厉裂如刀的冬风里,我手中握着一个地址,一个电话号码,也有一个约定的时间,将去看一个当年改变了我生命的人。
是下午从两百里路外赶去的,订了旅馆,预备见到了他,次日清晨再坐火车回大学城去。
我在密西根大道上看橱窗,卷在皮大衣里发抖,我来来回回的走,眼看约定的时间一分一秒在自己冻僵的步子下踩掉。
在那满城辉煌的灯火里,我知道,只要挥手叫一辆街车,必有一扇门为我打开。
见了面说些什么?我的语言、我的声音在那一刻都已丧失。那个自卑的少年如旧,对她最看重的人,没有成绩可以交代,两手空空。
约定的时间过了,我回到旅馆的房间里,黑暗的窗外“花花公子俱乐部”的霓虹灯兀自闪烁着一个大都会寂寞冷淡的夜。
那时候,在深夜里,雪,静静的飘落下来。
第一次不敢去画室时被我撕碎的那一枕棉絮,是窗外十年后无声的雪花。
那个漫天飞雪的一九七一年啊!
我们走出了房子,经过庭院,向大门外走去。
一个大眼睛的小女孩穿着冰鞋跌跌撞撞的滑着。“这是八妹的孩子。”顾福生说。
望着那双冰鞋,心中什么地方被一种温柔拂过,我向也在凝望我的孩子眨眨眼睛,送给她一个微笑。
“画展时再见!”我向顾福生说。
“你的书——”
“没有写什么,还是不要看吧!”
“我送你去喊车——”
“不用了,我想走一走——”
也是黄昏,我走在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街上,热热暖暖的风吹拂过我的旧长裙,我没有喊车,慢慢的走了下去。这是一九八一年九月三日。
注:蓦然回首也是白先勇的一篇文章,此次借用题目,只因心情如是,特此道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