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一样,我锁定好目标,稳稳的扣动了扳机。一股强大的后座力涌来,还让我觉得一下子并不适应,但是从镜头中望过去,那个被我瞄准的人已经重重的摔在地上,应该是死了。
我喝了一声:“好!”87派这些该死的东西,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
有了“黑炮”我们几个狙击手表现的非常出色,一时间打的对面楼里的人和楼之间跑来跑去的87的人都不敢露头了。
而87派好像也暂时停止了攻击,整个厂子外面的枪声慢慢的稀稀拉拉了起来。
双方应该都进入休整的阶段。
不过不辛的是,我们五个狙击手还是有个叫六毛的同志被击中了,一时间没有死,不过看样子也不行了。
我们这边墙上两个机枪手被打掉了,还牺牲了几个同志,也是伤亡惨重。
我大概打掉了对方六个人,赵德民成绩也不错,打掉了四个。
枪声尽管停下来了,但是87派用钢炮放进来的榴弹的密度却加大了,咚咚咚咚的,在厂里面各个角落上爆炸着。所辛整个弹药库都转移到地下去了。
我的妹妹赵雅惠也在这个厂里面,让我很担心她的生死。妹妹一直跟着我,才16岁,以前基本上都是我到哪里去,她就跟着我到哪里去。不过妹妹比我更早加入红卫兵,这个是我觉得骄傲的地方。
这个时候,是1968年。
我叫赵雅君,今年21岁,1948年出生在南海。我的父亲叫赵清途,据说以前是南海最大的地主,而且留学过德国,接受过德式的军官培训,回国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干了两年,因为进入抗日战争的末期,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我爷爷用了不少关系从军队中调出来,回南海继承爷爷的家业,同时也在南海开办了一些工厂。应该说当时我们家族在南海是声名显赫的家族。
不过在我懂事以后,这些事情都是母亲和悄悄地告诉我们的。因为我父亲赵清途在1956年被打为反革命,间谍,特务。
后来我也慢慢明白了,父亲有些时候是无辜的。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时候,父亲曾经协助过国民党很多的官员将领从南海撤退,同时父亲曾经也考虑过全家撤到台湾去。
当时应该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找到了我父亲,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让父亲没有带着全家到台湾。因为父亲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恋家的人,让他背景离乡实在不是他的希望,而且,父亲在南海一解放,就当上了南海市的工商联主席和治安局的局长,协助共产党维持当地的治安,对于南海的稳定应该是功劳不小的。
不过可惜的是,1956年我父亲还是被打倒了,我记忆中一群人冲进我家,把我家砸了个稀巴烂,当着我们的面把父亲五花大绑的抓走了。从此,我没有了父亲的消息。
我和母亲,姐姐赵雅玲,妹妹赵雅惠,弟弟赵雅仁也被赶出来,赶到了南海边上的一个靠近海的小山村里面,母亲也被挂上了地主婆的帽子。
还好的是,那个村子里面大部分的农民都曾经接受过爷爷和父亲的救济,所以对我们还是比较友好的。我当时是很害怕的,我印象中爷爷、父亲都是大大的好人,不管对谁都是笑眯眯的很和气,怎么可能变成坏人了呢?这在我父亲被抓走后我一直想不明白,曾经问过妈妈为什么父亲是坏人,妈妈也从来没有给我过答案。
1957年我失踪过一次,失踪了三天,但是我自己却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姐姐偷偷告诉我,我是在睡觉的时候突然不见了的,然后三天后又躺在家门口。但是我记忆中,我只是在睡觉,一睁眼就看到大家围着我哭,我还问大家怎么回事,才知道我不见了三天。
这个失踪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影响,只是从此以后,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就慢慢的有些古怪了。
1957年底,我家里不知道为什么着了大火,我抱着我弟弟逃不出去,整个房间都是熊熊大火,眼看就要烧到我们了,我和弟弟的脚下却突然裂开一个大洞,让我和弟弟掉了下去。而且这个大洞还通道院墙外,让我和弟弟逃过了一劫。但是大火烧完后,母亲和姐姐找这个大洞的时候,却怎么也找不到了,以为我和弟弟说胡话,但是我知道我说的肯定是真的。还有台风的时候,我在屋外被一颗大树砸倒,眼看着磨盘一样大的一片屋顶就要砸在我头上,但是却突然被什么东西震开了,然后压着我的大树也莫名其妙的断成了两节。
我曾经告诉过妈妈我觉得好像有人总是在打量我,我妈妈会抽我耳光,说我胡说八道,没有人会打量我们。让我再也不准说有谁打量着我的这样的话,耳光挨了几次,我再也不敢说了。不过,我直到16岁,这种有人打量着我的感觉都没有消失过。但是,我并不觉得可怕,反而觉得很安全。
母亲在父亲被抓走后,性格也大变,母亲本来是个爱说爱笑的人,而且也很有文化,但是来到这个山村之后,脾气越来越坏,经常会边哭边责骂我们。而且,母亲也瘦的很厉害,每天很早就要起床去劳动,要不我们全家可能都没有吃的。我记得有次母亲病了实在起不来,姐姐也才13岁,根本不能下地干活。家里的东西吃完后,我们就断顿了,弟弟和妹妹哇哇的哭,母亲也没有办法,陪着他们哭。辛好这个村子里的人还比较好,几个受过我们家照顾的农民偷偷将他们的口粮让给我们一些,这才渡过了难关。
1958年,台湾海峡开始炮战,天空中也不时地有飞机滑过,炮声甚至整日整夜的都不停。我们都以为要打仗了,但是没想到父亲回来了。父亲并没有和我们解释他为什么回来了,只是我们全家又重新搬回到城里。父亲每次回来,身上都是一股子硝烟的味道,而且慢慢的,家的条件也好了一点,有些军人会送一些吃的过来。母亲也显得开心了很多,终于露出了笑容。我和姐姐,妹妹,弟弟才重新回到学校去上课。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坐了两年牢出来,戴罪立功,为军队做事,但是具体做什么我并不知道,到现在也都是迷。
1958年台海战争打完,我父亲带着一个勋章回来了,并展示给我们一个个人二等功的证书给我们看,并有一封父亲说保平安的信,据说是一个司令员写的。然后父亲被安排到南海的一个好像叫情报处的地方工作,早出晚归,经常见不到人。不过家里算是安定下来了。
不过我在念书的过程中,开始知道了父亲原来是为国民党服务的,而且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教育,开始让我逐渐对父亲有了敌对的情绪,父亲每次回来我都对父亲没有好气,我觉得我为什么生在这样的蒋匪和地主的家庭。在学校里面也因为这个原因,不管我成绩再好,优秀学生永远和我无缘,我不能加入少先队,这让我所有的同学都对我很歧视。我有一个外号叫“小地主”这个外号让我非常地难受。
姐姐和父亲母亲的争吵几乎也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姐姐在1958年以后数次出走,并且经常说她不时父亲和母亲的女儿,要和家里断绝关系。这最后好像真的成为了事实,姐姐离开了家,再也不回来了。
我也步姐姐的后尘,开始越来越讨厌这个家庭,我甚至希望我是父亲母亲从野地里捡来的孤儿,或者是哪个贫农工人的儿子。
我这个“小地主”坏孩子的帽子一直戴到了我1963年初中毕业。当时我16岁,我姐姐19岁,弟弟14岁,妹妹12岁。
红色的岁月就到来了。
1966年,我姐姐主动揭发父亲,居然没有拉上我,而是拉上了我弟弟。
这此揭发,让父亲再次被打倒了。
一阵巨大的炮响,把我的记忆又拉回到现实中。
右边的墙被炸开了了,外面传来了坦克的轰鸣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