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有这么多的离奇遭遇,可是能说你错了吗?你们的理想全是好事,不付代价吗?不一样,有时候代价会让你付得哭笑不得。
过去台湾发生过孙立人的案子,用郭廷亮上校的事件,说他是“匪谍”来整他,来整孙立人。郭廷亮关在牢里,多少年多少年才能出来。出来以后呢,台湾国民党的这种情报机构找到郭廷亮说:我们知道你是冤枉的,可是为了“国家”当时我们不得不这样办。所以呢,我们知道你冤枉的,为了“爱国”请你委屈一下。后来我李敖发起的翻案风,台湾要翻案翻案翻案的时候,我们找到了郭廷亮的儿子,间接找到了郭廷亮。国民党的特务们也找到了郭廷亮,说:郭上校,你要不坐牢的话,早就做了将军了。为了再爱国一次,这件事情你不要跟李敖他们讲,好不好?因为讲了以后会影响我们“政府”的形象,影响“国家”的形象,所以,第一次为了“爱国”请你坐牢,第二为了“爱国”请你把坐牢的事情闭住嘴不要讲,请你再“爱国”一次。我们觉得:人间的事情会这么荒谬吗?会这么令人哭笑不得吗?可是,事实上就是这样子,我们遭遇的情况就是这样子。
西班牙内战的时候,大家看到海明威在战地钟声写的那个故事。战地钟声里面,你看,这是跟这个西班牙的游击领袖他们在一起,那些游击领袖,还不是把自己人用机关枪哒哒哒干掉吗?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会遭遇到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的问题),有的时候你分不清,有的时候朋友会变成敌人,或者敌人变成朋友。唯一能分得清的是什么?就是你的理想没有变。
当我坐在牢里的时候,我觉得天都塌下来了。那时候朋友吓得跑掉了,女朋友嫁人了,同志把你出卖,整个世界都塌下来了。唯一能做的事情好像就是吃天鹅肉还方便一点,因为想吃天鹅肉天塌了,天鹅离你近了一点,就这样子了啊,什么都没有了,任何人间事情都不可靠了。当你被行刑的时候,你就发现连你自己都不可靠了,因为连你的肉体都在出卖你的灵魂,都不可靠了。在这个时候,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说你那个信仰还在,那个信仰还在。在这个信仰维护过程里面,有朋友的来去,有女人的来去,有敌人的来去,有同志的来去,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的理想还在。所以,人不能动摇的就是你那个理想。
所以,我们现在看那个历史照片里面,看到西班牙的内战,以后那些共产党,他们逃走,他们逃到法国去,逃到那些地方,我们知道他们付了那么多的代价,刚才那个故事,你才知道多么的动人。
有人说:你李敖又来了,你讲这些话你是不是共产党?我告诉你,在台湾的法律里面我是。请大家看看我在回忆录里面讲的一段话,我怎么样被判刑的——我是根据惩治叛乱条例的第二条来判的。请大家看看第二条,根据战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第二条条例称“匪谍”者,指惩治叛乱条例所称之“叛徒”我就根据这个判断,再根据惩治叛乱条例第一条,本条例称“叛徒”都指犯第二条各项罪行之人而言。我李敖坐牢就是根据惩治叛乱条例的第二条判的,所以我就是“匪谍”看到没有?就是“匪谍”你“匪谍”比共产党还严重哦,共产党是共产党,你替共产党做工作,刺探情报,是活动的共产党,比共产党还严重。所以关我一点都没冤枉国民党,罪名关错了,他们不了解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付了什么代价。思想的左倾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我的思想是非常左倾的。可是,我必须告诉大家,为了我们的思想,我们付了代价。我也一再跟大家说过,共产党那个思想是最美丽的,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人类最美丽的一个理想,这个理想任何人打不倒的。当我们把它抬出来以后呢,就跟法国大革命的口号一样——自由、平等、博爱,谁能说反对人与人之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呢?可是,当你为这些理想奋斗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要付多少代价,并且当这个理想真的付诸实现的时候,你才发现外国那句名言,就是说:你去为一个主义去死比实现这个主义容易。为什么?真的要实现它的时候,你才发现有很多人是你的拦路虎,有很多的人是你的拌脚石,有很多你本人的一些原因使你变得失落。什么原因使你打起勇气来而不失落?就靠你一点点微薄的信仰,那个信仰就是我李敖近七十年来一直所坚持的一些信仰,而这些信仰有的时候我自己都难免会怀疑值不值得这样做。当我有怀疑的时候,我会给我自己打气,打气就像那个宗教活动——祈祷——一样。为什么要祈祷呢?他祈祷,原因就是给他自己打气,就像车胎一样,气不够了要给自己打气。
我有时候会怀疑,我这一辈子所宣传的、所相信的一些东西有没有发生了错误的地方,我会怀疑我自己。当然我经过诸项检讨以后,发现基本上是站得住的,虽然我不再那么样的天真了。我小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相信平等有什么不好,自由、平等、博爱,自由好得不得了。当我年纪越来越大,发现人类没有平等,就好像1984的作者乔治欧威尔所说的,有些人平等,有些人不平等。他把这个话写在他那个动物农庄的小说里面。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为什么有的人生来就那么漂亮,有的人生来就那么丑,有的人生来那么样的健康,有的人生来就那么样的衰弱?有人生来含着银汤匙,有人生来穷得要死?这个不平等是人间的现象,我们被“平等”这两个字一开始骗了,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承认不平等,在不平等的标准底下再来改变它,那反倒是个务实的。
所以,今天的共产党就承认了,就是我们不是要一开始整个是穷的,做了穷的共产党是错误的,要使大家有钱。怎么有钱?十三亿人口同时有钱?不可能的,一定要先使一部分人有钱起来,这就是邓小平的政策,先使一部分人富起来,然后大家再慢慢地一起富起来。可是一部分人富起来以后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些暴发户,在上海的、在广州的、在深圳的,我们就亲眼看到了他们是多么的不平等,贫富的差距多么大。可是,当我们知道真正的平等得来,要先靠不平等的果实的时候,我们必须忍耐,直到从不平等开始,慢慢走向平等。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痛苦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