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原定黄埔校长不是他

石于三月十四日致函廖仲恺，更加露骨。他显然不满意廖任军校的党代表，责备廖干预、侵夺他的权力，更进而批评廖“专意顺从”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若谓：

    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唯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绝不信吾党可以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毛思诚前引书第六册，页二十八)

    蒋晚年写苏俄在中国，还提到这封致廖函，说是把“我的意见，坦率说明，并将这一函件，同时抄送各常务委员，以补充我游俄报告的意见”据此可知，游俄报告可能是比较正面的意见，所以他要补充比较负面的意见，亦即是不赞同联俄容共的意见，于冷战期间写苏俄在中国，更加要表明其反共抗俄之“先知先觉”但是这种先知，与先知陈炯明会“叛变”差不多，都是因为不愿意为别人做嫁衣裳。他此时似已看出，在俄国扶助下的中共，将是对他将来权力的严重威胁。联俄容共，在他看来，不啻为中共做嫁衣裳！

    据我们的分析，不能把蒋介石的“意识形态”看得太认真，因为他本人没有一贯的主义信仰。他既是孙文与耶稣的信徒，同时也可以举证说他不是。他的反共抗俄言论，充塞党史委员会出版的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但把这四十卷蒋介石定本书中收有的陆军官校第三期同学录序一文，和乔家才收藏当时发刊的原文对比，其中删减文字，可归纳出蒋介石当时亲共言论的重点如下：

    一、共产党是总理“一线相传”在“国民党内”的“命脉”与“血统”

    二、我蒋介石愿为“国民革命”、“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而死。

    三、“直接”实行三民主义就是“间接”实行“国际之共产主义”

    四、“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

    五、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中的一部”世界革命不能无共产主义。

    六、“实行三民主义，则共产主义即在其中”

    七、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无纷争的必要。

    八、国民党共产党不可分，而应合。

    九、“未有对共产主义以诚，而对三民主义不诚者也”

    十、信仰三民主义者对共产主义“应以诚意相孚”

    十一、对“共产主义之同志”“自信”我蒋介石“为最诚实同志之一人”(详阅李敖蒋介石研究四集蒋介石是共产党)一文，页九十七至一一二)

    任何人在蒋氏父子统治下的台湾，如果沾上这十一重点的任何一点，都会被当作共产党而横尸法场或坐穿牢底呢！

    我们认为蒋介石对任何“信仰”都不认真，因为他是一个很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一个只相信权术的现实主义者。即以三月十四日致廖函而言，不赞同联俄容共云云尚是较“理想”的，最“现实”的根本是嫉恨廖仲恺，不愿意廖当军校的党代表，就像前几年嫉恨陈炯明那样。这一点在他三月二日致孙中山函，也可见端倪。他在那封信里特别推崇胡汉民，认为胡“学术胆略并优而兼有道德”要求孙“何不令(胡)追随左右”并建议任命胡为广东省长、许崇智为粤军总司令，他自己则可任许之参谋长。蒋介石想“联合”胡汉民与许崇智来“打倒”廖仲恺的意图，已呼之欲出。

    蒋介石原以为他突然出走，可以使军校办不起来，所以处处暗示以去廖为要挟。据陆培涌的研究，蒋想以杨庶堪或张静江来替代廖仲恺。(见loh，theearlychiangkai-shek，p。89)但是廖的底子太硬了，廖最积极支持孙之联俄容共政策，亦因而最为孙依赖与信任，被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三常委之一，又兼任大本营秘书长，随时助孙处理政务，实为孙左右的核心人物。蒋出走后，孙即命廖代蒋职，继续筹备军校事宜。当孙与廖回信给蒋，略作安抚后，蒋仍无回音，廖乃寄去“哀的美敦书”：“转介石兄，归否？请即复，俾得自决！”至此，蒋知廖搞不倒，军校不会因他辞职而不办。事实上，军校学生聚集黄埔已好几百人，势在必办。遂即于同日复电：“函电敬悉，弟必来粤，勿念。”

    不过，这次权术游戏之目的，虽未全部达成，廖仲恺的地位毫不因此而动摇，但蒋之收获亦已不少。讨价还价之余，终于获得孙、廖的允诺，给予他办军校在人事与财政上更多的权力。也许更重要的是，倒廖虽一时无成，联胡毕竟立见效果。胡汉民于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九日致蒋电有云：

    (孙)不惜免杨西岩禁烟督办，不惮再招弟往，是尊重兄之意思。(毛思诚前引书第六册，页三十四)

    胡汉民因政见上有歧见离粤，他显然把孙中山重新召他回粤辅助之功，归之于蒋介石。

    蒋介石终于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又回到广州，二十六日赴黄埔军校办公，五月三日，正式被孙中山任命为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廖仲恺亦于五月九日正式出任黄埔陆军学校的中国国民党党代表。蒋仍然未能避开廖的“阴影”其实，廖只是亲共的国民党，共产党在黄埔军校里扮有重要的角色，周恩来原来是军校的政治部副主任，然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升任政治部主任兼军法处处长，担任政治教官的共产党还有恽代英、萧楚女、包惠僧、高语罕等人，另外还有苏联教官数十人，而且整个制度根本是苏式的，无疑可称之为“红色的黄埔”蒋介石亦获致不虞而誉的“红色将军”(theredgeneral)称号。他当时对共产主义绝无异议，甚至是极为赞同的，甚至公开说：“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见黄埔丛书第二集，页六十三)他所关切的是权力，共产党的权力发展对他说来是未来的“隐忧”而当前军校的实际排名，由于孙中山兼军校总理，他在孙总理、廖代表之下，名列第三。直至孙、廖先后去世后，蒋介石才真正坐上黄埔军校的第一把交椅。

    宋平撰蒋介石生平，描写孙中山亲临主持军校开学典礼“五百多个学生一律穿着苏式黄军服，整齐严肃，精神焕发，军容极盛，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新型军队”并不正确。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新型(西方式的)军队是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不过，黄埔可以说是第一支苏式党军，然而由于急需军事干部，只制定七个月为一期的“速食面”式的军事教育，同时为了加强“革命性”还得学习三民主义、革命史、帝国主义侵略史等政治课程。国共二党人士中，肚子里有点墨水的，如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邵元冲、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等，都在军校讲过课，孙中山本人也来演讲。我们虽找不到蒋校长讲课的纪录，但他的训话几乎天天有，实为日后训词等身的开始。他的训词要点，不外是“严守军纪”、“绝对服从他”、“不求升官”(没有野心)，以及不成功便成仁(为他而死)等等。他此后治军未曾脱此范畴。当时军校第二团第二营的党代表回忆道：

    一九二四年黄埔军校开始一个时期，蒋介石经常亲自检查教官、学员等的训练与生活情况，常常在早晨起床号吹过后即直闯教官、学员的卧室巡视。有些人以为校长(蒋)不在校而睡懒觉者，常被他集合起来训斥。他当时不吸烟不饮酒，据说与他在日本和上海时已判若两人。

    他在校时必到餐厅与教职员一起就餐，教职员必须等他动箸尔后动箸，大有严肃认真励精图治之概。当时他对国民党内的西山会议派也表示反对，常说他们反共，我们要反反共。在每次开校务会议时，大都由他一个人做训话般的交代，很少听到不同的意见，民主的空气是闻不到的。在对待人的态度方面，尽管有些人生活腐化，甚至阳奉阴违，但表面上唯命是听接受训斥者，反而可以得到他的信任，以后得到军事重任者此类人不少。但他对那些自觉自爱表里如一而有骨气的人，则尊而不亲，甚至敬而远之。他对共产党同志的态度固然如此，即对邓演达、严重等也是这样。(季方我所接触到的蒋介石，载李敖编著清算蒋介石，页十九至二十)

    其中提到蒋介石喜欢查勤务，后来变本加厉。当本书作者李敖、汪荣祖在台湾服预备军官时，蒋介石还要亲自检查厨房和厕所，为了他要来查，厕所清干净后不准使用，大家只好拉野屎，此亦多少反映了蒋氏本人军事教育的限度。他因未进陆军士官，所以没有受过完整的军官教育，他的军事训练止于洗马，也只能在“生活情况”上做文章了。

    根据黄埔一期徐向前的回忆，蒋校长还有别种“鬼名堂”：

    蒋介石这个人，有许多鬼名堂。黄埔军校开课后，他每个星期都到学校来，要找十个学生见面、谈上几句话，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和蒋介石单独见过面、谈过话。学生多是些刚刚走向社会的青年人，当然不可能懂蒋介石那一套笼络人心的手段。许多人对蒋介石亲自找去谈话，虽是一般地问几句，都觉得高兴和新奇。一些有见识的同学，说蒋介石有点装腔作势，但多数人对他还是满意的。蒋介石通过这种个别见面和谈话，认识了不少学生，也拉拢了不少人。后来，蒋介石嫡系部队里的许多将领，都是黄埔生。(徐向前回顾黄埔军校，载蒋介石与黄埔三杰，页六)

    这种“鬼名堂”终蒋介石一生，屡试不爽，作为笼络人心，建立自己小圈子的不贰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