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中原大战谁之过

    蒋介石于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下令讨伐国民党第四集团军之后，阎锡山于二十九日通电讨桂以表态，张学良复于四月二日通电警告桂系以表态，冯玉祥则“不便偏袒”首鼠两端，观望不前，与蒋亦有谅解。足见蒋之“远交近攻”战略之成功，使他能专心捣桂而无后顾之忧。桂系于五月间瓦解后，四分天下蒋已得其二，对并吞另一半的决心亦分外坚定。

    在短短的两个多月内，庞大的第四集团军被蒋介石一口吃掉，当然震动国民党内外。蒋亦当然踌躇满志，气焰日盛，姿态愈高，与冯玉祥的关系也就日趋恶化。

    论者常说，蒋冯交恶由于一九二九年二月编遣会议，不欢而散，不告而别，不过，此次会议原无定案，最多冯因此会而洞察蒋氏心机，得知与自己金兰义结的小兄弟，胸怀叵测，如谓“蒋专弄权术，不尚诚意，既联甲以倒乙，复拉丙以图甲，似此办法，绝非国家长治久安之象”(冯玉祥日记，第二册，页五七一)，但尚不至于因此干戈相见，或又说，冯因于伐桂后，未得武汉地盘而怀恨。的确，蒋于伐桂时曾派邵力子、贺耀祖访冯，许以两湖地盘与行政院长，换取冯之支持。(参阅薛谋成论蒋桂战争，厦门大学学报第七十期，页十八；冯玉祥日记第二册，页六o二、六o三)冯果派韩复榘统兵十三万出武胜关南下，至广水待命。蒋之食言而肥，必然令冯不快。然而更为严重的是，蒋于胜桂之后，居然背信弃义，拒让第二集团军从日帝手中接收山东。北伐完成之前，冯军曾力战于山东，视为日后养兵之地，因其所辖甘肃、陕西、河南三省，连年战乱灾荒，早已不堪负荷。蒋以南京政府名义，发表冯部孙良诚为山东主席，亦有意以鲁省为冯之地盘。然因日本帝国出兵山东，干涉中国内战，纠纷未了，犹待南京政府交涉。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中日终于获致协议，日军同意于五月间全部撤出山东，并与孙良诚联系，答允于四月十六日交还济南，冯亦准备自豫入鲁，接收胶济铁路。恰于此时，蒋介石因胜桂而骄，雅不欲把山东这块肥肉，奉送给冯玉祥，断然于四月十五日命令孙良诚不准进据济南，并于翌日经由外交部通知日方，将另派军队、另订日期接收。中国军民一再要求日本撤军，而今忽然要求延期，大令日帝不解，盖不知蒋介石私心在作祟也。蒋虽终于四月二十二日让孙良诚接收济南，但明言另外派兵“助”孙防守青岛以及胶济铁路，并命陈调元、方振武率师入鲁，接收胶东，另鼓动当地残余军阀反孙，以及贿赂孙部的一个师长为内线。

    不仅此也，冯对蒋的整体表现感到极度不满，如谓“现今军阀余孽多居要职；革命巨子，反遭摒弃，如之何不令人愤懑耶”(冯玉样日记第二册，页六一一)；“南京当局淫佚奢侈已极”(同书，页六一二)对蒋之猜忌尤表愤慨“吾自五原誓师以后，日与顽敌搏战于大河南北，为革命势力屏障。其间调停宁汉，舌敝唇焦，力顾大局，请蒋复职，一、二、三、四各集团，幸得团结一致，完成北伐。今蒋以一般反革命者为忠实党员，而目余为反革命，颠倒黑白，莫此为甚！”(同书，页六三三)对待各军待遇之不公，更是导火线。蒋狡辩称：“东南队伍，无饷则哗变，而西北军则素能吃苦，暂不发饷，亦无甚影响也。”(同书第二册，页六三四)蒋桂战争时，冯出兵湖北，被蒋指为争地盘，后按兵不动又被指为“贻误军机”(同上)，使冯大感动辄得咎。蒋扣押了李济深，还要求冯回南京复任军政部长，冯当然不会中计入彀。

    冯不肯就范，知蒋必不肯罢休，乃做战略性的撤退，向豫西移动，以缩短战线，并及时炸毁陇海、京汉路之桥梁和隧道，以阻蒋运兵。冯系在京人员，如代理军政部长鹿钟麟、外交部董副部长亦相继脱离。冯自称“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以潼关为防线。蒋介石至此亦撕破脸皮，于五月二十三日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名义，经中常会通过，革除冯玉祥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不久之前，犹是金兰义结“生死不渝、如胞兄”的焕章大哥，而今在蒋介石控制下的宣传机器，把他形容为“阴险成性”、“反复无常”、“勾结苏俄”、“背叛党国”之徒！冯亦不甘示弱，双方展开电报骂战。

    但是三军未发，蒋已制冯，用的还是分化与收买的手段。一九二九年三月，蒋利用李明瑞倒戈轻取武汉后，即电邀奉冯命率师南下的韩复榘相见，蒋宋夫妇盛情款待，把韩土蛋搞得七荤八素，再由蒋伯诚送致巨款，并以河南省主席一职为饵。同时又派人与石友三搭上线，答允每月给以“协饷”韩、石遂被收买。李明瑞尚是桂系中的三流角色，而韩、石却是冯的第一流战将。蒋曾于一九二八年复出后北上晤冯，得见冯部精彩的表演，训练精良、士气高昂，印象深刻，知不可力敌。韩、石之可以被收买，蒋显然做过情报分析，洞悉冯氏麾下二大将之弱点。黄埔校友容斋于蒋介石翻云覆雨的本领一文中，有所透露：

    韩、石都是跟着冯一步步从士兵升到军师长地位的，那时韩已当上河南省政府主席，石也当了师长兼总指挥。冯平时对待部下，是很严的，中下级军官犯了纪律都要打军棍。像韩、石这样的“方面大员”见了冯都不敢坐着讲话。韩当上河南省主席后，曾在洛阳娶了一个女伶为妾，被冯听到了，把他骂得狗血喷头。石友三当上军师长后，成天瞒着冯打牌吃花酒。总之，那时冯的高级将领中，很有一部分人像被管束惯了的顽皮孩子一样，一旦羽毛丰满了，从西北的苦环境走进中原和平津等大中城市，接触到花花世界，看到蒋的军政人员的腐化生活后，都不免垂涎三尺，有的就偷偷地“学习”起来，像石友三那样的人，一经接触这种腐化生活，就不知伊于胡底，小老婆搞了几个，大烟也抽上了。他们见到冯这个严父式的老上司，真如芒刺在背，时刻想从他的手掌里跳出去。

    这种说法，可从冯玉样本人得到印证，他说：“韩复榘叛变，蓄心已久，盖吾对韩，因相从二十余年之久，遇事向不客气，且禁止一切烟酒嫖赌嗜好，而蒋在汉口见韩时，则张口向方，闭口向方，且用种种手段以牢笼之，宜其视蒋待彼为亲，而余为疏也。”冯对韩、石之叛既感到十分伤心，甚至想下野出洋，又感到异常懊恨，如谓：“韩、石之事，余事前竟不闻知，故未得设法劝阻防备，昏聩糊涂，一至于此！”(冯玉祥日记第二册，页六三九至六四一)

    韩、石既被收买，蒋、冯一旦决裂，韩即率冯精锐之师十万，于五月二十二日由陕县东开，通电拥蒋，就任蒋所授之西北军总指挥，石亦同是率部三万由南下开往豫省东南，就任蒋委任的第十三军军长。蒋立致现款五百万犒赏，并于五月二十五日下令讨冯。冯玉祥正在华阴筹划与蒋一决雌雄，信心十足，然而突闻此变，知已全盘皆输，只好于五月二十七日宣布“入山读书”形同下野，至少使蒋无进攻的借口，以保住实力，再谋后图。美国学者奚瑞丹(jamessheridan)为了写英文本冯玉祥传，曾访不少冯氏旧部，他们异口同声表示，若非韩、石倒戈“天下一定成了我们的。”(sheridan，chinesewarlord：thecareeroffengyu-hsiang，p。261)若以军队的素质与训练而言，如果打硬仗，蒋军的确不是冯军的敌手。

    冯玉祥能施出“入山读书”一招，知其并非一介莽夫，至少深明缓兵之计。冯佯装读书，暗通阎锡山，而阎亦正受蒋之压迫，乃企划联合阵线倒蒋，并于六月二十一日自华阴启程赴太原，四天之后到达。阎待冯极为礼遇，而别有怀抱。以阎之持重老练，固不会轻易联冯抗蒋，然亦雅不欲奉蒋命而驱冯，于是依违两端，举足轻重，反蒋与拥蒋人士遂络绎于山西道上，而阎老西两面接待，左右逢源，并借媒体透露即将与冯联袂出洋考察，状至悠闲。老蒋不知老阎葫芦里卖的什么膏药，至少没有站到自己一边来，乃采取更加积极行动，除了派张群、吴铁城等携巨款赴晋活动外，更亲自前往北平，邀阎面谈。阎乃于六月三十随同蒋所派遣的孔祥熙、吴稚晖等人来到北平。蒋竟愿以“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相授，以示笼络。但阎亦不欲一面倒，一方面应付蒋，另一方面仍想保住冯，互为制衡的筹码。此种均势，自于阎最为有利。冯亦因而被阎留置于建安，形同软禁。

    蒋介石以为形势大好，遂于八月间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编遣会议，一切议案由蒋独裁，毋须讨论，举手通过，故又称之为“编遣实施会议”蒋固然是得遂夙愿，然亦不免亮出底牌。他的目标果然就是强干弱枝，尽量压缩地方武力，反而扩充自己的中央武力。“当高唱编遣之时，蚌埠上下竟满布招兵旗帜，并先将教导团改为教导师，此种办法是唯恐自己势力不大、唯恐别人不能消灭，完全不顾念人民的负担，也不计及部队素质的良否”(冯玉祥日记第三册，页四十七)，自然引起大小军头的疑惧和不安。依冯玉祥看来“日本小国、苏俄大国，都有军区制。我国现欲集权一身，连军长都裁去，此全是自毁办法”(同书，页三十七、四十)，认定就是照抄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办法，倒蒋之志益坚。

    第二次编遣会议于八月六日结束，阎锡山请辞山西省主席，作为试探，蒋竟于四日后照准免去本兼各职。阎虽因而也想倒蒋，但仍不愿公开，只愿暗中搞。蒋亦积极备战，向德国购买了六个师的军械，集兵力于蚌埠一带，并在安徽、山东两省大肆招兵。战事似不可免，阎、冯遂商定先由西北军将领通电，最后由阎、冯联电致蒋，请将国事交于国人，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再行用兵。西北军将领宋哲元等果于十月十日发出讨蒋蒸电，述蒋六大罪状，认为“蒋氏不去，中国必亡”(见国闻周报第六卷第四十一期)，即于西安誓师。可是发动之后，阎锡山并无意与蒋决裂，甚至还互通消息，以至于违约，不肯如约通电表态，使战局无从展开。冯玉祥有被出卖的感觉，愤而绝食。(参阅冯玉样日记第三册，页五十六、六十二、六十四、六十六至六十九)

    冯、阎联手，结果变成冯军单干。蒋介石即于十月二十八日发表了四言一句的“讨冯誓师词”声言要“肃清反叛”“叛军”最初兵分三路，鞭指河南，但是先胜而后败。致败之由，除军饷不足、枪械不如以及指挥不一致之外，最主要的关键是阎老西不守诺言，迹近出卖朋友，大有扯后腿之效。至十一月初，阎更就任蒋授予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称号，然而亦未允出兵助蒋，仍然采首鼠两端的策略。但是这种策略显然对冯不利，确如冯所说：“阎不表示态度，且就蒋之副司令职，致前方将领心怀疑虑。”(冯玉祥日记第三册，页八十一)导致军事上的全面失利，只望死守潼关，以待天下之变。此时其他各地的反蒋声势仍然此起彼伏。

    一九二九年的十二月中旬，冯玉祥想离开建安前往太原，显然要敦促阎锡山采取积极反蒋行动，但是已经发觉自己的行动完全失去自由“俨若待决囚也”十分生气。至十六日，从天津发行的益世报上，见到蒋、阎来往电报四则，自谓“积久闷葫芦已全打破”失去自由也就不足为怪了，骂阎“狐埋狐攒，纵人入井而投以石，”甚恨其“反复险诈”但冯仍坚持反蒋工作，因为他“认定蒋为中国国民革命过程中最大障碍”(参阅同书，页九十一、九十四至九十五)同时，冯致蒋一函力斥蒋措置乖方，不一而足，并见诸十二月二十日的益世报，如谓“讵期执事主政，恣意悖行，致前次革命运动所得之成功，悉被破坏殆尽”“欲举国家为孤注，以快一人之私(未删节之全函见同书，页九十七至九十九)等，犹如檄文。

    到时序进入一九三o年，阎锡山终于知道副总司令一职不好当，不仅需要赴京上任，而且不得再兼省职，显然是“离窝毁巢”之计，始有唇亡齿寒之惧，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采防御措施，蒋、阎的电报战于焉开始，摩擦日甚。国民党改组派的军事倒蒋活动更予阎以极大的鼓励。改组派之产生有鉴于国民党为“新军阀”与“腐化分子”所包办，故认为“党的改组”以及恢复民国十三年改组精神，为党的唯一出路。以汪精卫一派为核心人物，乃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沪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当蒋介石于翌年三月包办“三全”大会，排斥异己，改组派立即宣称三全大会为非法，并成立“护党革命大同盟”强烈反蒋。汪精卫在法国也为之呼应，称倒蒋运动乃“民主势力与封建势力之争”(阅汪精卫先生最近言论集，页二十五至二十九)改组派上海总部又成立护党救国军，开始军事倒蒋。亲汪将领张发奎首先于九月十七日以其第五师通电拥汪讨蒋，十月上旬，汪自法返国，十一月十七日，李宗仁与张发奎联名通电讨蒋，唐生智、石友三继之响应。十二月二日，唐联合七十四名将领发表通电，劝蒋停止用武。五日，宋哲元、孙良诚、韩复榘、马鸿逵、孙殿英等也纷纷通电讨蒋。但是倒蒋的人马虽多，却步调不一，缺乏统一指挥，被蒋各个击破，蒋且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利用中常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然而汪并不灰心，随即乘势促阎反蒋。

    阎于一九三o年年初，即向其主要将领表达了反蒋意图，自二月上旬起，针锋相对的电报战日见升高。阎于二月十日发表有名的蒸电，指出南京国府蒋主席一再自称“力谋军队之编遣、党务之整理，以期树党国万年之基，尔后功成身退”但事实上“事与愿违，变乱迭陈，党内之纠纷愈烈，军人之恐慌愈甚，挑拨离间者之机会愈多，加以民间之疾苦日增，士兵之怨望日蓄。”在这种情况之下，实不宜再以兵戎相见，自相残伤。其中警句如“同持青天白日之旗，同为党军而互相肉搏，伤亡者皆武装同志；同奉三民五权之训，同为本党党员，而开除逮捕摧残者，皆我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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