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大搞特务

四月五日午夜，蒋公离我们而去。那时刻，台北本来好好的天气，突然疾雷骤雨，声势令人惊悸。平时我读古人传记，常常发现当一位伟人溘然长逝，自然界会出现突如其来的变异。从前我总认为这种神话式的记载，目的无非在渲染伟人之不平凡。由于崇拜伟人，有人编织了伟人临终时的神话；也由于崇拜伟人，大家愿意相信这种神话。于是，神话也成了历史。可是，自从我亲身经历了蒋公逝世那夜的突发性疾雷骤雨，我不敢再坚持我以前的看法。

    第二个抽样是师大教授江应龙写的蒋总统是神，发表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一日幼狮月刊，其中又有：

    尽管现在是科学时代、尽管现在是民主时代，但是我仍然肯定地说：“蒋总统是神！”

    从上面两个抽样里，我们可以看到五十年造神运动的后果，到达如此封建迷信的田地。任卓宣居然还表示“这是好现象”！(见台北自由日报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二日)任卓宣又名叶青，是台北政大教授、政治作战学校教授，且是当年的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代理部长，他的认定，可算是国民党处心积虑神化蒋介石的一番画龙点睛。为了建立权力中心，一发不可收拾，以至于此！

    话说中原大战结束之后，蒋介石以为独裁在望，更加积极部署个人权力的建立。欧战以后出现法西斯主义(fascism)。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首组黑衫党(fascidicombuttimento)，以鼓吹之，法西斯主义亦于一九二o年输入中国“力行社”就是“意大利黑衣队的铁血主义者”(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三十)蒋介石口口声声三民主义，为了巩固他的革命法统，但是为了独裁，他不能不被法西斯主义所吸引。结果是挂三民主义的羊头，卖法西斯主义的狗肉。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就曾指责蒋介石“以三民主义为标榜，而实际推行的，乃是武力统治的独裁专制主义”(见胡汉民武力统治者的法西斯蒂运动)

    蒋介石在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的国民会议上，就公然说，当今世界三种政治理论中，共产主义与民主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均不可取，而盛称法西斯蒂政治理论“认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并肯定意大利法西斯党当政之后，肃清社会紊乱，令他十分向往“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见蒋介石国民会议开幕词，载国民会议实录)蒋于一九三五年更宣称法西斯可以救中国，为中国所急需。(见蓝衣社组织上反满抗日活动实例载蓝衣社把关南为资料，页十一)

    在蒋授意下，蒋系人马积极从事学术文化事业，也大力宣扬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要中国强盛，只有用“法西斯手段来推行三民主义”鼓吹“领袖独裁”以及“树立最高领袖之信仰”等等。在法西斯主义的引导下，蒋介石先后建立了“中央俱乐部”(cc)和“复兴社”作为行动的工具，尔后又发展出“中统”和“军统”两个庞大的特务组织。

    “复兴社”又称蓝衣社，相当于墨索里尼的黑衫与希特勒棕衫，大约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在南京秘密成立，其核心分子为黄埔出身，又曾侍从过蒋介石的人，如贺衷寒、郑文仪、戴笠、郑介民等，还有自命精通理论的刘健群等人，无一不是蒋之心腹，以“绝对服从领袖”自矢，认为“法西斯独裁是中国的唯一救主”英文剑桥中国史亦肯定蒋介石以德、意军国主义为模式。(页一四五)他组训青年，派人到部队去监视军官，搞党团活动，用断然手段扫荡党内“反动分子”没收反动分子财产以及收取党费十分之六为活动基金，奉蒋介石为领袖，要“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甘愿为蒋之耳目。复兴社自成立以后，发展迅速，骨干分子曾分批派往德国，接受“盖世太保”的训练。在五年之内，从四十余人的组织，发展到将近十万人之多，亦因而形成派系，诸如戴笠的特务系、陈诚的军事系、康泽的别动系，以及贺衷寒的政训系，分别经由党政管道，控制政府与社会的各个方面，从事迫害、盯梢、恐吓、绑架、监禁，甚至暗杀等行动。如三十年代，轰动一时的杨杏佛与史量才谋杀案，一时讳莫如深，然而事过境迁，特务纷纷写回忆录、一一招认。军统的沈醉更明言，杀中央研究院的杨杏佛，为了警告宋庆龄，杀申报主笔史量才，因怀疑与共产党有关系，都出自蒋介石的意旨，特务不过是执行的工具。(参阅沈醉军统内幕上册，页一九三至二o二)另外还可通过法令，逮捕异己，钳制言论。最后中央权力完全集中于蒋介石一人。

    一九三三年，为了江西剿共“复兴社”主持“庐山军官训练班”由蒋介石亲自坐镇，教导希特勒那一套。德国军事顾问团一百余人，进驻庐山，传授妙计。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中各重要机构，也多有德国人以及意大利的高参参与。意籍高等顾问史丹法尼就建议中国应当在全国惟一最高首领蒋委员长领导之下“以服从就统一”、“以统一谋建设”、“以武力争和平”这种法西斯精神讲话，为蒋介石捧场、敲边鼓，令蒋十分受用。史氏回意大利后，蒋仍要中国驻意大使转致“国民政府最高文官待遇月俸八百元”

    法西斯特务组织不仅帮助蒋介石巩固权力，而且提供了不少方便，包括在军事作战时，扮演间谍的角色，偷看敌人的底牌。所谓偷看底牌，就是偷译对方的密码。桂系三巨头之一的黄绍竑，在五十回忆书中透露，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o年间内战时，桂系方面的密码，都被蒋介石方面推译出来。正由于偷译对方密码的成功，更予蒋以“料敌如神”、“天纵英明”的形象。

    据情报局秘密出版的戴雨农先生传：“民国二十二年三月，胡宗南将军介绍一位擅长无线电通讯的魏大铭给戴先生，乃即着手从人才的吸收训练、电机的研究制造，与内外通讯网的建立各方面，迅谋发展。”其实在魏大铭以前，蒋介石就在这方面坐享其利了。据魏大铭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传记文学第三十八卷第三期)回忆：

    民国十八年交通部国际电讯局长温毓庆博士，由财政部长宋子文的财务支持，研破了桂系的上海秘密电台xhfa的密电，情报为蒋总司令所用，及继续扩展及于冯玉祥、唐生智、石友三等情报而赢得中原大战，石友三、唐生智等叛变诸役，几次解救蒋总司令于危难之中，极有贡献。此种密电情报，当时由林蔚文将军经手，呈转处理，用后即毁，不存档案，了无痕迹，后来侍从室即循此规例，故知者极少而识者几无，人但知蒋委员长之神机妙算，而不知其另有密电情报。(页四十九)

    蔡孟坚也于八十谈奇中谈到，中原大战时以时迁手段，偷得鹿钟麟总部新颁的密电本，以陈立夫名义送交总部机要室，大收战果，受到蒋介石的召见“深予嘉勉”特务之功大矣哉！蒋介石焉得不重视特务？

    蒋介石北伐到江西时，身边已有一大批侍从秘书、副官卫士等等。他原本用人惟亲，而这些人更是亲上加亲，如第一个担任侍从秘书的毛庆祥，乃溪口世交毛颖甫的儿子；另一个侍从秘书汪日章，排起行来，乃蒋介石的表兄弟；再一个侍从秘书俞国华，乃蒋介石少年同窗莫逆之子。俞国华的助手周宏涛，则是蒋介石密友的孙子。为蒋介石监印的姜辅成，由蒋介石同乡、交易所旧友应梦卿介绍，另一个监印官沈绍洙，也是奉化人。亲戚关系、密友关系、浙江人、黄埔以及后来的中央政治学校出身，成为蒋介石周围亲信选择的标准，也是他权力中心的一块基石。

    一九三二年，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后，决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设立南昌行营，指挥剿共，一手包办党政军大事，乃扩大侍从秘书、副官以及侍卫人员的编制，组织侍从室，犹如清朝雍正皇帝的军机处。到一九三六年一月，正式改组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下设两个处，钱大钧任侍一处主任掌军事，辖总务、参谋、警卫三组。陈布雷为侍二处主任，掌政治与党务，辖政治党务和侍从秘书两组。侍从秘书的名义时而授予党政简任以上人员，以备咨询或外调，犹如旧皇朝的翰林院。至于警卫已不是一排或一连，而是大队，同时配有便衣侍卫，由侍卫长统一调度。侍从室的权力自然而然地凌驾政府各部门之上，举凡国民党全会、中执会、中央委员会，也都成了独裁者的橡皮图章，其显赫似犹超过清朝的军机处。一九三o年的蒋介石，显然已具有皇帝的架势，只是他皇命所及的疆域，仍然无法涵盖全中国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