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蒋汪双簧之谜

    第一节蒋汪双簧之谜

    国民党宣传的历史中，都说抗战前后，汪精卫是主和的、是妥协的、误国的；而蒋介石却是主战的、是抗日的、爱国的。其实，在许多情况下，事实正好相反。

    汪精卫从一九三二年就任行政院长以来，就以“跳火坑”的心情，处理国事。其中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他肯替蒋介石背黑锅、受闲气。

    蒋介石自从一九二八年济南事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闪躲日本人起，骨子里本来就是真正的主和派。自此以后，一九三三年塘沽协定，出卖华北利权；同年摧残察绥抗日活动，打击抗日分子；一九三五年何梅协定，使华北特殊化，这些都是蒋介石的作为。然而站在幕前背黑锅的，都是汪精卫。事实上，汪精卫本人，对日本原是主战派，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变、一九三五年的古北口之役，他都主张和日本人打，且为了张学良的不抵抗（事实上是蒋介石指令的），一度忍无可忍，通电邀张学良一起下野，因此出国。据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

    汪先生那时不但主持行政院，而且兼了外交部长，我当时大不以为然，在南京的同志也大不以为然。外间的批评都集中于汪先生一人，以为主和的只是汪先生，所以当日许多人都曾劝过汪先生说：上海的淞沪协定为“汪先生”所知的，而塘沽协定是事后才知道的，汪先生也应该分辩一下。汪先生说：“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是要负一切责任的。”汪先生这一句话可以表明他当日的心境。

    汪精卫身为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竟被蒋介石派人去主和，主了和以后，还要汪精卫追认。

    陈公博的回忆，告诉了我们：蒋介石是如何在自取美名，却要汪精卫代背恶名？选蒋介石这种性格，甚至他的把兄黄郛有时都气不过。沈亦云亦云回忆中收有黄郛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的一封电报，其中责备把弟说：“希望今后彼此真实地遵守‘共尝艰苦’之旧约，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指蒋介石），误国者为兄（黄郛自称）也。”（页四九二）——连蒋介石的把兄黄郛都如此，又况汪精卫乎？事实上，当时汪精卫的处境，正是扮误国的角色，为表面爱国的蒋介石，代演衬托的苦戏耳？选

    据陈公博回忆：汪精卫开始有主和的倾向，始于一九三三年的长城古北口之役。这次战事“因为前方将领回来报告，都说官兵无法战争，官兵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火力比敌人的火力距离太远了，我们官兵并看不见敌人，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汪先生听了这些报告，以后便慢慢有主和的倾向”到了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他益发认为“中国对日应该寻出一条和平之路”否则一旦开战，只是便宜了苏联。

    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起，国事在形式上是由汪与蒋介石共同负责的，在强敌咄咄逼人的形势下，两人都没有抵抗日本的信心与决心，引起举国哗然。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国民党在南京举行四届六中全会，在开幕典礼拍照时，汪精卫被击三枪。这件案子现在已经十分明朗，开枪的凶手是晨光通讯社外勤记者孙凤鸣，通讯社的社长叫胡云卿，都是二十多岁的热血青年，激于“九一八”以后不抵抗的耻辱，决心牺牲个人，除蒋救国。结果蒋没有出来拍照，而枪手孙凤鸣已服鸦片烟泡，毒性将定时发作，乃一不做二不休，退而求其次，向汪精卫开了枪。蒋虽幸免，汪却替蒋挨了枪。（参阅蔡德金汪精卫评传页二二八至二三一）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怀疑是老蒋干的，冤枉了蒋，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汪与蒋合作，不仅替蒋背了黑锅，还挨了枪。凶手明明是要杀蒋介石的啊？选

    西安事变之后“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全面抗战，好像和战问题已经解决了。其实，表面上打得烽火连天，暗地里蒋日和谈不断，甚至于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蒋介石仍不愿完全切断和谈的线索。

    蒋介石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三日分别约见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大使，希望西方强国调停。其实早于七月十九日，英国外相艾登（anthonyeden）为了英国在华利益，宣布已与美、法两国联系，并通知南京与东京，愿意斡旋。（见friedman，britishrelationwithchina，p.93）七月二十八日，蒋约见英国驻华大使之后，英国驻东京代办多兹（dodds）拜访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广田声称卢沟桥事变可由地方解决。但事实上事端更加恶化，英国舆论虽然谴责日本将损及大英利益（thetimes，10augustl937），然英国政府仅能做无力的抗议。孔祥熙时任财政部长，经由驻美大使王正廷，要罗斯福总统调停。美国驻日大使格鲁（grew）遂向日本外相表示，如有必要，美国愿意帮助解决中日纠纷。（参阅departmentofstate，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japan，1931—1941，vot.1.p.435）但是日方，尤其是日本的军方，根本不欢迎英、美介入。而德国正好与蒋介石自二十年代起就有良好关系，自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崛起又与日帝建立伙伴关系，并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签订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自处于调解中日的有利地位。日本既不好峻拒德国，德国顾及对华关系，不仅希望事变早日解决，而且希望日本考虑德国在华利益，以及提醒日本在华行动可能减轻对苏压力。（参阅fox，germanyandfareasternquestion，p.233）七月底，德国政府外交部长魏什克（ernstvonweizsacker）电告其驻华大使陶德曼（oskartrautmann）：“我们已清楚地使日本人知道，他们不能以反共产国际协定来对付中国，因该协定绝无在第三国攻打布尔什维克主义之目的。”（美国务院编documentsongermanforiegnpolicy，1918—1945，1：p，742，743，参阅p.748）同时德国继续向中国提供军火，亦未立即撤除军事顾问团。德国人最顾虑的还是：由于日本的侵略行动，将使中国投向苏俄的怀抱。（见陶德曼报告，载germandocumentsonforeignpolicy，1：p.741，748）此为德国愿意介入的背景，虽然一时仍持谨慎态度。

    日本侵华，军方最力，文人政府并不希望战争扩大。广田外相曾于八月初遣使到上海议和，导致八月八日，日本大使与中国外交部东亚司长高宗武在上海谈判。日方提出：一、沿白河建立不设防区，中日军队各自撤退；二、不侵占领土；三、不赔款。高氏代表中国政府表示，基于以上条件和平有望。（参阅东京战犯审判纪录，exh.3260）然而八月九日却发生“大山事件”最后引发“八一三”淞沪之战，谈判自然流产。

    淞沪之战打得血肉横飞，但蒋介石暗中继续试探和平，曾向德国表示是否可以“德日反共协议”来影响日本，德方回答是否定的。（见陶德曼与德外相来往文件，载documentsongermanforiegnpolicy，1：p.741，742）接着于八月二十一日，中苏正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并于九月九日向国联提出申诉，国联遂于十月初召集会议，但广田于十月二十一日声明拒绝参加会议，惟表示愿与中国直接谈判，并示意德国或意大利可为说客。（见德国驻日大使derksen致德国外交部，载documentsongermanforiegnpoticy，1：p.769—770）一周之后，日本正式向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herbertvonderksen）提出：“日本政府欢迎德国促使中国与日和谈。”（同书，页七七三）陶德曼遂于十月三十日会见中国外交部次长陈介，表示愿意作为沟通的桥梁。不久，于十一月三日，广田开出和议七条件，由德国转达。七条件重点是：一、内蒙自治；二、华北设非武装区，委派亲日首长，并圆满解决日本开发矿产事；三、上海非武装区要扩大，由国际警察管制；四、停止排日，修改教科书；五、共同防共；六、减低日本货进口税；七、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向柏林报告，他相信日本在上开七条件基础上，有和平诚意，故认为值得劝南京接受。柏林对陶德曼的训示也认为这些条件可作为和谈的基础。十一月五日，徐谟陪陶大使自汉口乘车至南京晋见时，蒋介石因犹冀望于尚在开会中的九国公约会议，故推说中国如同意日本的这些要求，国民政府将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蒋介石又说：中国不能正式承认收到日本的要求，因为中国现在正是布鲁塞尔的九国公约会议各国关切的对象，各国是有意要在九国公约的基础上觅取和平的。陶德曼说：“我现在采取的步骤仅仅是机密地通知中国政府：日本向我们驻日大使表示的对于和平的意见。”

    可是，日本拒绝参加的九国公约会议仍然进行之时，蒋介石见陶德曼这天，日本就在杭州湾登陆，同时安阳失守。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任县失守。九日，淞江失守。十一日，上海失守、大名失守。十三日，济阳失守。十四日，嘉善失守。十六日，昆山失守。十八日，嘉兴失守、烟台失守。二十日，苏州失守。二十一日，吴兴失守。二十四日，布鲁塞尔会议闭幕，所得之决议仅仅是重申普遍原则，促中日双方和谈，中止战争，完全暴露没有强制力的根本弱点。日本照样进军，二十五日，无锡失守、长兴失守。二十九日，宜兴失守、武进失守。三十日，溧阳失守、广德失守。十二月一日，德国外交部长牛拉特（baronvonneurath）告知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说：“为中国利益着想，不要不加考虑便拒绝日本的和平建议，还是尽速议和为好。中国政府迟延议和的时间愈久，中国国家解体的危险也愈大。”（美国国务院documentsongermanforeignpolicy，1918—1945，p.787）十二月二日，蒋介石召集军事长官汇报，先由外交部次长徐谟报告陶德曼从汉口到了南京。各将领问：日本有无旁的条件？徐谟说：据陶德曼所说，只是所提出的七条件，并无别的条件；如能答应，便可停战。蒋介石就问唐生智的意见，唐生智还没答，又转问白崇禧。白崇禧说，只是如此条件，那么为何打仗？徐谟说：陶德曼所提者只是此数项条件。蒋介石又问徐永昌。徐永昌说只是如此条件，可以答应。又问顾祝同，也说可以答应。再问唐生智，也赞同各人的意见。蒋介石就表示：一、德国调停不应拒绝，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二、华北政权要保存。——蒋介石显然慌了。那天下午五点，他接见陶德曼“愿意以德国大使阁下所提出的各点作为谈判的基础”另表达两点：一、中国深望：在恢复和平的全部过程中，德国通过调停予以帮助；二、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必须维持其完整。这就是说：一、一切结果，要请德国人背书，德国人不要放手；二、但求保住华北就好了，东北也不要了，内蒙也不要了。最后蒋介石要求：“必须强调提醒日本：在谈判完成以前，不要公布任何提出的条件。”（参阅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页一一三）这显然是丢不起人，一切要偷偷摸摸地干。

    蒋介石遂于十二月三日再度约见陶德曼，感谢德国政府努力斡旋，愿意接受日本十一月的条件为和谈基础：一、中国接受该条件议和；二、华北领土与主权独立完整；三、德国自始至终调停；四、和谈不涉及与第三国之协议。（见documentsongermanforeignpolicy，p.787—789）陶德曼得到蒋介石的“毅然许诺”后，转报回国。德国外交部认定“日本的建议，差不多在所有的要点上都已得到了满意的反应”遂在十二月七日，转告日本。可是，此时日军已逼近南京，气焰特甚，广田外相也对以一个月前的条件为和谈基础，表示怀疑（见同书，页七九九），调停发生了意外的变化。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失守。

    暴日虽相逼如是之甚，蒋介石虽发表一贯抵抗日本的宣言，但陶德曼调停并未因此中断。十二月二十二日，德国大使在汉口提出日本所开的新条件，重点是：一、中、日、满（满洲国，即中国东北）共同防共；二、设立非武装区，并在必要区域内成立特殊政权；三、中、日、满经济合作；四、对日本赔款。日本还提出和约缔结之前，不停止军事行动，并要求中国政府于年底以前接受这些条款。这种条件，连德国也认为太苛刻了，德驻日大使狄克逊即认为中国政府不可能接受。（见documentsongermanforeignpolicy，p.804）德国政府于十二月二十九日照会日本，此种结果将无助于“反共产国际协议”（见同书，页八一一）广田辩称条件可以修改，不过日本驻英大使又谓，日本愿尽早结束战争，然若蒋介石不接受日方条款，则将与中国地方政府媾和。（参阅同书，页八一一、八一二、八一三）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不敢断然拒绝，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三日，派出外交部长王宠惠，向陶德曼说：“经过适当的考虑后，我们觉得，改变了的条件范围太广泛了。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提出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仔细研究，再做确切的决定。”（见同书，页八一五至八一六）日本外相广田虽说将依此与内阁讨论，实对中国政府的回复极为不满，乃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上午十时半，将日方强硬回应请德方立即转给汉口，并要求中止德国调停，此即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声明，宣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见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第二册，页三八六至三八七）蒋介石亦在一月十八日做了自我澄清的声明，谓中国将为领土完整及其主权奋战到底。至此，和谈好像是彻底破裂了。事实上，德国调停虽然结束，蒋日间和谈的线索并未中断。

    蒋介石于一九三八年春就已建立起渠道，主要是靠孙中山的日本旧友，如萱野长知（一八七三—一九四七）、小川平吉（一八六九—一九四二）、头山满（一八五五—一九四四）、秋山定辅（一八六六—一九五o）等。这批人看似民间人士，实与日本政府关系密切，他们站在其本国利益的立场，又与国民党有历史渊源，自愿为两边奔走和平。

    蒋日之间的秘密接触，初由南京失守后出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主其事，在香港设有秘密办事处，由柳云龙、杜石山（又作石珊）负责。日方资料称柳为蒋介石的外甥，或称蒋母妹妹的儿子，宋美龄曾亲自到香港“指导”全盘都是蒋门作业。

    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国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亦即是日相近卫已宣布不以国府为谈判对手之后，曾电请头山满“主持正义，力挽狂澜，设使贵国军人早日醒悟”同年三四月间，萱野长知的助手松木藏次与孔祥熙的亲信贾存德，在上海中国旅行社秘密见面商谈，松本传达承认满蒙的要求，贾存德则要求日本撤兵。萱野本人也与贾见了面，并由贾带信经港飞汉口报告孔祥熙。孔回信要求双方即刻停战，尊重中国主权，至于日方要求解决满蒙，中国原则上同意，具体问题可于谈判时商定。萱野回到日本后与小川平吉商讨，觉得孔有诚意，小川遂于六月十日分访新任日相宇垣一成与前相近卫文麿。不过近卫不久之前已宣布“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然小川与宇垣认为仍然需要与国府交涉，必要时可取消旧声明，故颇支持萱野与孔祥熙继续谈判，不久谈判集中到香港。孔祥熙又找到萱野老友马伯援和居正夫人（居正的女儿是萱野的养女）到港相助，特别希望日军暂勿进攻汉口。不过日方又提出蒋介石下野以承担责任的要求无法解决，孔祥熙愿辞行政院长代蒋下野，未为日方接纳。一时之间，蒋介石的下野问题成为和谈的障碍，日本军方对蒋介石尤持坚决排斥态度。

    约当此时，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于七月五日自香港抵达神户。（参阅汪精卫集团投敌，页二一二至二七三）高氏日本之行，论者每想当然，以为奉汪精卫之命，其实是奉蒋介石之命，专治汪精卫和平运动的美国学者邦克（geralde.bunker）曾与高宗武做多次访谈，论定高直通蒋介石“绝非汪之代理人”（kaoinnosenseactingaswang’sagent）。（见bunker，thepeaceconspiracy，p.75，80）高宗武早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就奉命在香港设立以“日本问题研究所”为名的情报机关，暗中与日方联系。三月二十七日，曾与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在港和日人西义显等会晤后，飞往汉口，于四月三日提出报告，并于五日晨“晋谒委座”四月十四日，高自汉飞港“负有秘密使命也”（周佛海日记上册，页七十八、八三十）据西义显悲剧的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说，蒋介石要高氏转达：“东北与内蒙问题，可留待他日再谈，惟河北省应即交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日方应予尊重。上项条件获日方之谅解，则先行停战，再行谈商细节。”五月三十日，高宗武又自香港来汉口，当时已任宣传部代部长的周佛海，把他送往陈布雷处。（周佛海日记上册，页一o六）六月五日，高又“奉命飞港”六月二十五日，梅思平谒汪精卫后往见周佛海“谈对宗武赴日之推测”（同书，页一一六）可见高宗武赴日之前，汉口已知之，汪、梅、周尚需“推测”证明高奉蒋命，连他们三人都不知详情。当时在汉口军令厅工作的张有谷说，七月六日，侍从室命令派机将求和密函，由飞行员汤卜生驾驶，前往南京，空投给在访的日本秩父宫亲王，若日军停止关内军事行动，东北可以割让。（张有谷保卫武汉时期蒋介石的一件通敌罪行，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页一四一至一四二）

    高宗武自日本回到香港后，没有马上报命，周在七月十九日日记上说：“闻宗武返港数日，迄无消息，布兄亦无所闻。”（页一二六）显因日方仍“不以蒋介石为对手”之故，使高觉得无以报蒋之命，结果高宗武于七月二十二日派外交部情报司科长周隆庠“送其报告呈委座”没有讳言“对方坚持要委座下野”周氏也表示“失望”（见同书，页一二七）第二天，周佛海去蒋介石公馆聚餐时，见蒋“打不起精神”没过几天，周就听说，蒋令“王亮畴（宠惠）托英、美大使，设法由英、美向中日双方提出停战，或向中、日双方提出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同书，页一二八至一二九）蒋总统秘录说，高宗武“成了被日军所利用于为汪兆铭抬轿子的脚夫”（页二五五八），显然是蒋介石的一面之词。蒋于失望之余，悻悻然竟不承认派高宗武去和日本人谈判的事了。

    周佛海在七月二十六日记道：“与隆庠谈半小时，嘱其明日赴港，转达一切。”转达什么，虽不知道，很可能是为了可以接受的和平，如不与蒋为对手，非要蒋下台不可，则可由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出马。所以高宗武并没有就此在香港养病，而是继续在港、沪两地与日方交涉，寻又有梅思平参与其事，最后才会有近卫的新声明与三原则。

    经过萱野长知与贾存德的沟通，日方虽仍要蒋下野，然而若蒋决心“铲共亲日，媾和尔后有办法”所谓办法，即体谅蒋一时不能下野的苦衷，答允只须预先做下野表示“而在和平之后自动实行，当亦无妨。”（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一），页五九六）宇垣还得到裕仁天皇秘密批准，与孔祥熙在军艇上晤面的计划。至此，日方实已修正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主张。九月二十五日马伯援自港取道河内赴渝，与蒋介石、孔祥熙详商。蒋也派郑介民到香港会谈。蒋日和谈即将一拍即合，奈日本内部一直有矛盾，陆相与外相意见尤其不合。陆相板垣征四郎认为汉口即下，国府即将投降，无须发表撤兵声明，并指外相宇垣要与孔祥熙谈判为“国贼”反对和议。宇垣被迫于九月二十九日辞去外相职务，那已经准备的不寻常会谈也告流产。（参阅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六o八至六一；施乐渠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一件阴谋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页六十五至六十七）

    日本军阀果于十月二十五日攻占武汉，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号召“继续贯彻持久抗战”但是暗中仍继续与萱野等民间人士保持联系。然而日本虽攻下武汉，并不如军方所想，中国会投降。日本政府显然忧心孤军深入，久战不决，增强了媾和意愿，梅思平也有了成绩。周佛海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有记，颇堪玩味：

    （梅思平由港来，略谈，即偕赴汪公馆，报告与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卫宣言草稿。（页一九四）

    这个草稿，就是十二月二十二日近卫政府发表所谓调整中日邦交“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的声明（亦称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全文见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第三册，页四七）。发表前将近一个月，重庆方面已经知道底案。蒋、汪既然都主和，此三原则无疑可作为和谈的基础。蒋、汪的争执绝非主战、主和之争，蒋之不愿附和，显然因为近卫没有明确撤销先前不与他为对手的声明，而汪则认为应做积极回应。当蒋坚持不肯，汪乃决定脱离重庆，自由表达和平主张，配合近卫三原则的发表，在舆论上造势，逼蒋走向谈判桌来。

    汪精卫自重庆出走，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的事，这天他由重庆飞往昆明，十九日再由昆明转往河内。二十一日，张群电蒋介石，说汪精卫有电给他，说“拟对和平及防共问题以去就争”二十二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第三次发表“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声明”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且以绝无领土野心，尊重中国主权，不要求军费赔偿为说。二十四日，龙云电蒋介石，说汪精卫有电叫他代转，内容是：“在渝两次谒谈，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宜及时谋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祸，详容函陈。”二十六日，蒋介石在纪念周上宣布说：“汪先生请假四个月，出国养病，希望早日回来，共商大计。”二十八日，汪精卫有信致蒋介石，认为日方提出三原则之后“我方如声明，可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进而“结束战争，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要求“毅然决定，见之施行”汪精卫这封信，收在一九八一年九月国民党党史会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第三册里。但信中提到的十二月二十八日“兹有上中央电”却被做了手脚，未见收入。现据一九四一年三月汪政权宣传部出版的和平反共建国文献国民政府还都周年纪念册所收，抄录如下：

    兹有上中央一电，除拍发外，谨再抄呈一纸，以备鉴。本月九日，铭谒总裁蒋先生，曾力陈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局，两者皆有困难，两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无可望。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协助，苏联之不反对，德意之不作难，尤期待日本之觉悟；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当到来。凡此披沥，当日在座诸同志，所共闻也。今日方声明，实不能谓无觉悟。犹忆去岁十二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际，德大使前赴南京谒蒋先生，所述日方条件，不如此明画，且较此为苛，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其后日方迁延，南京陷落之后，改提条件，范围广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有此觉悟，我方自应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事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见其端倪，惟此等助力仅能用于调停，俾我比较有利，绝不能用于解决战争，俾我得因参战而获得全胜，此为尽人所能知，无待赘言。苏联不能脱离英美法而单独行动，德意见我肯从事和平谈判，必欣然协助，国际情势，大致可见。至于国内，除共产党及惟恐中国不亡、惟恐国民政府不倒、惟恐中国国民党不灭之少数人外，想当无不同情者。铭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始敢向中央为此提议；除已另函蒋先生陈述意见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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