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的路线,那你也不该用死来证明你的否定和肯定,你为什么不去加入、不去革命,为革命贡献一份力量,为什么你要死?”
“死就是贡献力量的一种方式,当我发现,风云际会,多少种原因配合在一起,而自己的表现方法竟是一死最好的时候,我就愿意一死。”
“你认为现在就正是这时候?”
“现在就正是这时候。因为,实在也不瞒你说,我在认识你以前,我本来可走革命的路,认识了你,你和康先生正走改良的路,要帮手,所以我过来。如果当时你走的是革命的路,我会毫不考虑地过来同你一起这样走,你看了我发表的书,你早就认那些是激烈的革命里子,你和康先生在湖南保中国不保大清,何尝不也是革命里子?我们很苦,我们都知道中国要救,可是谁也不敢断定改良与革命两条路到底哪一条行得通,或哪一条最近最快,或哪一条损害最小效果最好。这次政变,本质上是一种战场上探路的性质,我们探路,证明了改良之路走不通,我决定陈尸在那里,告诉大家猛回头。告诉所有的中国仁人志士,以谭嗣同为鉴,别再有任何幻觉。所以我的死,在这种意义上,有牺牲自己和苦肉计的意味。希望你能留意。我做的,不但告诉改良者不走他们的路,告诉了革命者走他们的路,也告诉了广大的中国人民、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到底该走哪条路。”
“如果你为了告诉革命者走他们的路而死,你不必死,革命者无须你告诉,他们就走那条路。”
“革命者是无须我告诉。但有些参加革命的朋友们,知道我用死告诉了他们是对的,我是错的。也许,我真正死的心情,没有人知道。别人从表面上只知道我为变法而死,却不知道我为变法可以不死。从高远博大的角度来说,我不是为变法而死,我是为革命而死。”
“为革命而死?谁会这么想?谁会承认?革命党也不会承认。”
“所谓为革命而死,意思是一死对革命有帮助、有大帮助。我的死,使改良者转向革命者、使广大的中国人民倾向革命者,等于我在为他们推荐革命的将是正路,我为他们做了一种血荐。”
“革命党不承认,也不领情。”
“我何必要他们领情、承认?革命行动像花一样,有显性的、有隐性的,我做的是隐性的。他们是显性。我无须经他们承认我是革命党,我才是革命党。”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去革命?也去做显性的?”
“我做显性的,到了海外我是什么,人家说我,我只是一个改良未成愤而革命的家伙,甚至说我是投机分子也不一定。我加入革命,不过是一个生员、一个生力军。但如我做隐性的,情况就完全不同。我觉得死比生效果大得多。因为死可以血荐。”
“你要血荐,你不说你转向革命,谁知道啊?你何不先到海外,你那时要血荐,你可以发表大家支持革命的宣言,然后当众切腹自杀,这不也是很好的血荐吗?总比你这种一言不发大家猜谜式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