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一开始,武(上明下空)的南周王朝即告灭亡,唐王朝复辟。但宫廷又陷于混乱,发生皇帝皇后被杀的流血惨剧。几经变化之后,帝位被亲王之一的李隆基获得,局势才告稳定。
可借李隆基在位的时间太久,几占去本世纪的一半。他年轻时曾把社会带上高度繁荣,但他的聪明才智,随着他的年龄日老而日渐消失。五十年代后,中国第二个黄金时代在他手中结束。
中国经一百三十年的超级强大,又走上了下坡。
一一连串宫廷政变
武(上明下空)的南周王朝先天的注定它无法通过瓶颈,那就是,武(上明下空)没有能力解决她的继承人问题。如果把帝位传给儿子,帝位本就是夺自儿子的,不过物归原主,南周王朝一定消灭。如果传给侄儿,当然可以保存南周王朝,但在感情上儿子总是血亲,而且武(上明下空)只是一个野心家,当了皇帝,已心满意足,她并没有高级的政治理想,要建立一个武姓世袭帝国。更有一个原因,她也伯传给侄儿会激起强烈地反应。分歧复杂的原因使武(上明下空)不能下定决心,她知道人们都在等待着她的死亡,以便恢复正常。她唯一的办法是命李姓子弟跟武姓子弟到神庙盟誓,互不杀害。她也知道这种办法不过瞎胡闹,但她已经计穷。就在她处于极端困难时,发生政变。
七五年,宰相张柬之奉迎李显复位,派兵把武(上明下空)逐回皇太后应该居住的上阳宫。武(上明下空)已八十二岁,受不住这一生中最后的当头一棒,狼狈回到上阳宫后即一命呜呼。南周王朝自然随之而去,它在历史上出现短短十六年,对人类文化最大的贡献是一部罗织经。
唐王朝中断了十四年之后,于此复国。然而,李显跟他老爹李治一样的昏庸,复辟不久,他的妻子韦皇后就效法婆母武(上明下空)往年故事,跟李显同时出现在金銮殿上听政。并且跟武(上明下空)的侄儿之一的武三思私通,把武姓家族置于新政府的保护之下,帮助李显复国的张柬之等一批忠心耿耿的大臣,反而被祭起“诬以谋反”的法宝,落在酷吏之手,全部处死。一般人所期望的中兴气象,完全落空。当权人物除了武姓戚族(不久以前还是皇族)外一又多出了韦姓戚族。尤其是李显最宠爱的小女儿安乐公主,她跟她母亲韦皇后,公开招权纳贿,把国家官爵,分别标定价格,县长若干,州长(刺史)若干,公开兜售,价款缴足,母女就用皇帝名义,通知中书省发布人事命令,这种官员,当时称为“斜封官”——皇帝下达中书省的谕旨,都斜着封口,表示不必再交门下省审查。安乐公主经常把诏书写好,用手遮住内容,请老爹签名。李显爱女心切,竟然也不看到底写些什么,签名了事。然而,事情不能到此为上,韦皇后希望丈夫早日死掉,以便她步婆母武(上明下空)的后尘,也当女皇帝。安乐公主要求父亲立她为皇太女,李显知道大臣们不会接受这个决定,不肯答应。于是女儿也希望老爹早日死掉,母亲当女皇帝时,她就可成为合法的继承人。
权力欲望使母女丧失人性,七一年,她们把毒药放到李显吃的馅饼里,这个老实的好丈夫好父亲,竟死在爱妻爱女之手,总共当了六年皇帝。他死之后,韦皇后没有亲生儿子,就立李显跟姬妾生的一位十六岁的儿子李重茂继位,而由她以皇太后的身份主持国政。他们把政治看得太简单了,武(上明下空)布置她的势力费去二十余年工夫,还不敢动谋杀念头,而韦皇后只在短短的六年后,在没有完全控制住局势之前,就把自己的能源切断。第六世纪北魏帝国胡太后所面临的大风暴局面,重新出现。母女们只高兴了十九天,李显的侄儿李隆基亲王率领禁卫军冲入皇宫,韦皇后被杀,二十七岁的美丽少妇安乐公主正在对镜梳妆,变兵大刀一挥,人头与宝镜同时落地。
李隆基的父亲李旦,是李显的胞弟,上世纪(七)末,曾在母亲武(上明下空)手下当过七年的傀儡皇帝。李隆基发动政变时,他不知道。等到知道时,政变已经成功。于是把李重茂逐下宝座,由李旦继位。两年后(七一二),李旦把帝位传给李隆基。
李旦是一个淡泊的人,对权力名位不太在意。但他的妹妹,也是武(上明下空)唯一的女儿太平公主,却完全遗传了老娘的坚强性格,对政治充满野心。李旦在位时,她通过哥哥的手,控制政府,当时七个宰相,其中五个是太平公主的党羽。李隆基上台后,她发觉这位年轻的侄儿不太顺眼,计划另立别的侄儿。李隆基察觉到这个阴谋,七一三年,他先下手为强,在首都长安戒严,展开大规模逮捕整肃,这位姑母只好自杀。
一连串宫廷政变,延续九年,局势才定。
二两洋海上交通
中国第二个黄金时代在酷吏酷刑和一连串宫廷政变阴影下,仍然继续。
我们必须了解,酷吏酷刑不是偶发事件,而是一种常态。纪元前一世纪路温舒所指出的现象,一直存在,并没有改善。来俊臣之流的手段,并不能跳出这个传统范畴。儒家学派政治制度下“礼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刑罚只是专为平民而设,不可用来对付士大夫。所以任凭路温舒怎么为平民呼吁,士大夫并不注意,因为自信自己并没有被政府酷吏苦刑拷打的危险。武(上明下空)一下子用它来广泛地对付士大夫,士大夫才震惊哀号,奔走相告。所以酷吏酷刑对士大夫的影响大,对平民的影响小,社会结构如故。至于宫廷政变,更只限于宫廷。平民对谁当皇帝,既无力量干预,也无兴趣过问,社会的发展与运行也如故。所以黄金时代并没有中断,并且在李隆基建立一个安定的政府后,更为蓬勃兴旺。
首先是两洋海上交通,进入一个新纪元。
西洋方面,指东南亚及印度洋沿岸。最早开始于第二世纪一六六年,罗马帝国的一位使臣,曾到日南(越南东河),声称奉罗马皇帝安敦(安东尼)差遣,向中国皇帝致送象牙、犀牛角等礼物。这可能是商人的噱头,借此进行贸易,但他却是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由海道到中国的西洋人士。第二位是第三世纪二二六年,罗马帝国商人秦伦乘船到交趾郡(越南河内),交趾郡的郡长(太守)把他送到当时东吴帝国的首都建业(江苏南京),觐见当时的东吴王孙权。中国人什么时候由海道前往西方,没有记录。但没有记录,并不是没有事迹,茫茫大海中,既有人冒险寻觅出一条航路,这条航路自不可能私藏,商人循迹往返贸易,应在意料之中。但定期航行,却延迟到本世纪(八),才正式大开。中国沿海几个最大港口,如交州(越南河内)、广州(广东广州)、泉州(福建泉州)、明州(浙江宁波),都是跟西洋大规模通航下的产物。而诸港口中,又以广州为集散地。前往西洋(东南亚、印度〕的商船,先由中国其他各小港口集中广州,作最后一次饮水食粮补充,然后出发。由西洋到中国的商船,也先到广州,再北上其他港口。
远洋船舶与近海船舶,构造不同,船员需要特殊技能。而当时阿拉伯帝国商船队,靠此两者掌握海上商业霸权。广州港内挤满了阿拉伯船舶,中国商船只能屈居第二位。另外还有南海商船(马来亚半岛诸国)、波斯商船(阿拉伯帝国属地)、昆仑商船(非洲东岸诸国)、师子国商船(锡兰岛)、婆罗门商船(印度次大陆诸国)。为了处理这些商船的停泊供应,以及商品贸易和人员管理,中国政府在广州设立一个机构,名“市舶司”首长称“市舶司使”由广州地方首长(岭南战区节度使——节度使)兼任。
当时定期航运,有下列六线:
一广州——波斯(伊朗)
二广州——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
三广州——亚丁(阿拉伯帝国本土)
四广州——师子国
五广州——南海(马来亚半岛)
六广州——(门者)婆(爪哇)
中国跟东洋海上交通,指朝鲜半岛、日本、琉求。
一、朝鲜半岛航线这是中国对外最早,海程最短的航线。在有文字记载前,就已开辟。中国与朝鲜半岛诸国,只隔一道黄海,从中国辽东半岛或山东半岛任何一个港口出发,都可以毫无困难的到达朝鲜,实际上与内海航行,无太大差别。
二、日本航线中国与日本交通,远落在朝鲜半岛之后。纪元前三世纪八十年代前二一九年,赢政大帝派遣使节徐福率领童男童女三千人,前往日本(蓬莱)求不死药。这个第一批前往日本的庞大探险队不再返国的影响之一是,中日间航线不能马上建立。第一世纪五七年,日本列岛上诸国之一的倭国1,派遣使节泛海到中国朝贡,中国皇帝刘秀特别封它的首长当国王,并颁发给他一个“汉倭奴国主”玉印。自此以后,商人来往渐多。本世纪(八)时,已有两条航道:一由山东半岛成山角(山东荣成)出发,沿朝鲜半岛南端,到达日本九洲岛北部肥前。一由明州(浙江宁波)出发,到达日本九洲岛南部长崎。
三、琉求航道琉求(琉球群岛)是一个比日本还古老的王国,最初名“夷邪久国”第三世纪时,中国遥称它为“夷洲”而遥称日本为“禀洲”二三年,中国三国时代东吴帝国皇帝孙权派遣大将卫温,泛海东征直洲(日本)。卫温到了夷洲(琉球)后,不敢再进,捞掠数千琉求人而返。从明州(浙江宁波)到日本,顺风顺流时,三日三夜可到。从福州(福建福州)到琉求,顺风顺流时,五日五夜可到,有时三日三夜也可以到。但从这两个港口,由陆路去首都长安,步行至少也要一个月。
——有一件事可注意的,台湾岛比琉球约大四十倍,而且距大陆更近,但中国直到十四世纪,还没有把它发掘出来,只知道有这么一块陆地,陆地上有生番而已。2在航向琉球途中,有时可以望见台湾的山峰,所以遥称台湾为“小琉球”有时又称为“毗舍耶国”但始终没有觅出一条航路。我们想到的原因是:台湾海峡只有南北海流,而无东西海流。只有南北季风,而无东西季风。帆船时代,很难横断航行。即令船舶损坏,失去控制,也只会北漂到琉球,南漂到越南,不容易漂到台湾。
1倭奴国一作倭国。后汉书东交列传作倭国、旧唐书、东夷传作倭奴国。
2三国时,东吴大将卫温曾到过台湾。
三工商业都市兴起
两百年间,地球上有三大超级强国:位于南欧的是东罗马帝国;位于西南亚的是阿拉伯帝国;位于东亚的是万年不倒翁的中华帝国。中国与罗马因地理相隔,不易接触,但跟阿拉伯帝国和阿拉伯以东地区诸国,却有陆海两路频繁的交通。商业繁盛必然促使新兴都市的崛起,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福州、明州之外,在内陆还有洪州(江西南昌)、扬州(江苏扬州)。在西面则有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益州(四川成都)。都市中的都市,自然是首都长安,陪都洛阳。
以广州为例,可以了解当时都市的形态。广州一地,仅西洋侨民(大多数是阿拉伯人),估计总在二十万人以上,他们居住在一起,单独成为一个社区,社区内街道纵横,完全阿拉伯式建筑。有自己的行政管理,并使用自己的法律,只在跟中国人发生争执时,才由中国政府用中国法律裁决。这好像是不平等条约下的领事裁判权,但不同的是,这种特权是中国政府主动授予。西洋人到广州后,往往继续向内陆深入,以求更厚的利润。于是分为两道,一道由陆路北上,经大庾岭到洪州。另一道由海路前往沿海其他港口,或从长江到扬州。扬州是杨广被绞死的地方,西洋侨民估计至少有数万人,商船、酒店、旅邸,以及以美色闻名的妓女,使扬州成为被羡慕的天堂和诗人赞美的主题。张祐诗:“十里长街市井边,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神仙,指妓女,形容妓女美如神仙。)杜牧诗:“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徐凝诗:“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显示出扬州这个商埠的纸醉金迷。
但中国最繁华的都市,不在东南,而在西北。河西走廊在大分裂时代,兵马踏践,荒凉不堪。自上上世纪(六)末叶,全国统一后,因与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以及更西诸国的交通恢复,水利建设跟着发达,遂成为一个广大的黄金走廊,稻麦稼禾,青葱千里,人给户足,以致谚语说:“古凉州,甲天下。”商业都市从敦煌到长安,一连串排列下来,像一条灿烂夺目的珠宝带。尤以敦煌为最,它同时还是一个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中心,用各种文字,如中文、西藏文、梵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突厥文,写成的佛教经卷和文学作品,在市面上流行,供应过往的各国商旅行人购买。
西南地区的成都,也是财富集中地,当时又有谚语:“扬州一、益州二。”扬州通海,是水陆码头。益州(四川成都)则纯是内陆贸易,南临新兴的南诏王国,商人们可以穿过南诏,到达印度,不过道路艰险,并不能构成贸易动脉。所以成都的繁盛显然不靠对外贸易,益州四周是一个富庶的大盆地,它本身的条件就够它发展。
首都长安,集中全国精华。它除了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外,同时还是全国商业中心。跟任何国家的首都一样,长安市民大部分是消费者,人口密集。内有东西方四十余国侨民,包括远自非洲来的黑人(昆仑奴)。他们很多在长安永久居留,开设商店酒家,用西洋女子作招待(胡姬),以与中国的男性酒保竞争。他们往往跟中国人通婚,连姓氏也都中国化。大多数都操中国语文,而且有很高的文学造诣,有些人还参加科举考试,成为中国政府正式官员。如进士及第的李彦升,就是阿拉伯人。
中国被当时各国崇拜的程度,远超过其他两大超级强国,因为东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对宗教是排斥性的,只有中国对各种宗教兼容并包。伊斯兰教随着阿拉伯人的足迹先到中国,此外还有景教(基督教的一支)、袄教(波斯拜火教)、摩尼教(波斯阴阳教)先后都传入中国,教堂寺院,各地林立,尤以长安为最多。中国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中国的各国人民,大多数以成为中国人为荣。他们来到中国之后——西洋人多为经商,东洋人多为求学,便不想再返回,千方百计地要留下。各国派到中国的使节,也往往不肯返回他的本国,就在长安定居,有些使节到中国已四十年之久,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从语言到文字,全盘华化,但他在法律上仍是外国使节。本世纪(八)八十年代时,这种只来不去的使节,就达四千余人。他们来的时候,中国富饶,各国朝贡使节,一进入国境,中国政府即负责他们的饮食住宿,四千余位(而且有增无已)使节,四十余年招待,使第二个黄金时代结束后的中国政府不胜负担。七八二年,宰相李泌命他们选择,或仍保持他们的国籍,那就得早日回国;或放弃他们的身份,成为中国国民。结果全部归化为中国国民。
四唐王朝社会结构
中国社会结构,数百年来,一直没有巨大变化。即令受到来自东西两洋宗教上和商业上的冲击,跟以前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同。不过有若干部分隐晦,有若干部分突出。我们把它的纵剖面,作成下页表:
贵族,当时的术语称为士族,是国家的统治阶级。统治阶级的构成,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最尊贵的封爵贵族,即皇族、戚族、封三、封侯。皇族、戚族是天生的统治阶级,封王、封侯则依靠爵位参与政权。
第二部分是门第贵族,即世家士大夫。南北朝时代那种把持政府、世袭官职的煊赫情形,到了唐王朝,仍有强大的残余势力。北魏帝国颁定的那些“郡姓”照旧成为一种特殊阶级,高居平民之上,继续以做官为唯一职业。这种门第贵族集团中,崔、卢、李、郑、王五个姓氏,也继续保持五世纪时尊贵的地位,世称“五姓”他们的地位,在一般人心目中,有时候还超过皇族。一个例子可作说明,下世纪(九)时,中级官员郑颢,正在跟卢姓议婚的时候,皇帝听了宰相白敏中的推荐,命他娶万寿公主。这是普通人家求之不得的荣耀,但郑颢却因断了卢姓婚姻的缘故,把白敏中恨入骨髓,以致白敏中以后几乎死在他手。五姓当然对自己的身价尽量利用,所以他们的女儿遂成为诈财的工具。选择女婿,除了门第相当外,还要索取巨额聘金,有时高达一百万钱——即一千缗(贯)。唐王朝开国时宰相的年俸才三百六十缗,折合起来,一个女儿的聘金等于一个宰相三年的俸禄,如再折合粮食,等于三万石稻米,即一百五十万公斤稻米,这个数字至为可惊。
第三部分是官僚贵族,即寒门士大夫。指出身寒微的现职官员。所谓“寒门”就是平民阶级中的庶民,他们普通情形是,通过科举考试,如进士及第、明经及第,进入政府,担任官职。一旦担任官职,他就有资格摆脱他的阶级,而挤入统治者士族之林。他们最初不能避免的因出身太低而受到门第贵族的轻视与排斥,但借着权力和通婚——如娶五姓的女儿之类,就有机会进入门第贵族阶层。
平民,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庶民,即自由人。自由人中最尊贵的一个阶层是吏佐,这是一种特殊身分,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但本质上却是平民。用现代军队阶级比拟,吏位可称为士官,他们比士兵高一等,但他们永不能升为军官。他们只能从事诸如缮写文件,管理档案之类工作。当官员们横施贪暴时,吏佐因为多是本地人士,对本地情形比较了解,往往成为人民最大的直接灾害。他们如果想升迁到官员——士族的位置,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参加科举考试。比吏佐低一等的是农民,这个居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阶层,却跟政府最无缘分,而且在东西洋贸易中,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只有商人是天之骄子,他们拥有比农民较好的享受,而且一旦和官员结合,还具有政治上的影响力。
第二部分是贱民,也就是奴隶,没有个人的自由。杂户,是政府直属农奴,由地方政府管辖,战时调拨入伍。音声人,地位跟杂户一样,归太常寺管辖,世代担任乐工。官户,是罪犯之家,由司;农寺管辖,男子为农奴,女子多发配洗衣局。工户,少府寺管辖,世代担任工匠。乐户,包括妓女、戏剧演员和其他游艺从业员,太常寺管辖。部曲,是贵族私人所属的农奴,农奴的后裔永远是农奴。客女,部曲家的女儿,是贵族所属的女奴。妓女,首都长安地区的妓女,原属太常寺,后来专设教坊管辖。奴婢,是最下等、最卑贱、最哭诉无门的奴隶,身体生命,全操主人之手。奴隶的地位与奋牲相等,而奴婢的地位却比吉牲还低。
贱民阶级是法律和贫穷的产物,罪犯的家属,经政府明令没入官府时,就变成贱民。然而大多数贱民都因为贫穷,农民在无法活下去时,往往出卖子女为奴为娼、或自愿抛弃自由,投奔身兼大地主的士大夫门下,充当部曲n
贵族跟平民的等级是严格的,只有“科举”一条似有似无的狭径,作为庶民爬上贵族地位的阶梯,而贱民则连这个狭径都没有。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在政治法律以及风俗习惯上,都有对平民镇压性和隔离性的不平等规定。以婚姻为例,贵族平民之间,绝对禁止通婚,跟贱民尤其不行。我们可举一个著名的冤狱,作为说明。江都(江苏扬州)县长吴湘因为侵占国家钱粮下狱,仅此并不能构成死刑。但不久就查出他的妻子竟是部曲身分颜悦的女儿,这种破坏y礼教”的罪行不可原谅,于是斩首。死了之后,后任法官又查出颜悦不但不是部曲,而且还当过青州(山东青州)官员,属于官僚贵族阶级,颜悦妻子的父母,也是士大夫,原判决错误。皇帝特地为此颁下诏书,为已死了的吴湘昭雪,并对原法官惩处。
五文学发展
中国文学,始终在音韵作品方面迈进,由诗经,而楚辞,而汉赋,一脉向下传递。到了第四第五世纪,汉赋发生变体,成为花枝招展的骈体文。直到本世纪(八),再发生变化,散文和短篇小说兴起,白话文也兴起。
骈体文是一种纯贵族的文字欣赏,反复不停的“四六”字句,好像乞丐唱莲花落,使人有一种油腔滑调的感受。虽然有一部分文章家乐此不疲,但开始后不久就被摒弃。反骈体文的大将是被后人尊崇为“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大师韩愈。八代,指八个王朝:东汉、曹魏、晋、南宋、南齐、南梁、陈、隋。这正是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几个世纪骈体文盛行时代,也正是中国文学最黯淡的时代。韩愈主张恢复骈体文之前——第三世纪之前古文的体裁,即不讲韵脚,不讲对仗,有什么直说什么。这种古文。即我们所称的散文。
散文出现,对骈体文是一个大的伤害,骈体文逐渐萎缩到只限于一小撮士大夫圈子,专供皇帝诏书或大臣奏章之用。大多数士大夫逐渐采用散文,而且很有成就。如韩愈的祭十二郎短文,以平铺直叙的结构,表达他丧侄的沉痛。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以同样笔法,表达他对风景的印象,都是骈体文无法表达的作品。
除了散文,同时也产生了从前所没有的短篇小说。这个突破眼科举制度的不够严肃有关,唐王朝的考试不如后代慎重,政府权贵人物,如公主、亲王之类,往往事先指定人选,甚至指定名次。应考士子的激烈竞争,不在试场,而在试场之外的权贵之门,他们不惜用种种方法,博取有权大佬的垂青。其中一个方法是,把自己写的文章,先行送请权贵鉴赏。
文章与文学不同。文章是表达思想的短文,形态类似现代中学生课堂上的“作文”字数从几百字到一两千字左右不等,堆砌经文典故,发扬儒家学派的仁义道德。诸如皇帝诏书、政府文告、大臣奏章、书籍序文、坟墓碑文、应试议论,以及文章家所写的一些论说,都包括在内。所以,无论用骈体文写的文章,或用散文写的文章,其枯燥无味则一,除非不得已,没有人要看。而应考士子的文章向权贵之门集中,堆积如山,权贵人物,更不会有胃口过目。为了引起权贵的注意,士子们在进呈他们的文章同时,另附一篇或数篇趣味浓厚的故事,即我们所称的短篇小说,希望从第一句起,就抓住读者——权贵人物,使他不能不看下去,这正把握了短篇小说的特质。
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文学作品,最初都以神怪为主。如白猿传,叙述一个女子跟白猿同居,生下一个儿子,这儿子长大后在唐政府做到将军之职。但大量的生产使它的取材越来越广,如枕中记,叙述一个落魄少年,遇到一位老翁借给他一个枕头,他在梦中娶崔家(五姓之一)女儿为妻,又进士及第,一帆风顺,官至宰相,然后年老逝世。大梦随着他的死而惊醒,发现借给他枕头的老翁正在他身旁烫酒,还没有烫温哩。这可看出道教思想已影响到知识分子的人生观。又如莺莺传、霍小玉传,提出社会问题,两篇内容相似,叙述男女恋爱故事,最后女主角都被海誓山盟的男主角抛弃。抛弃的原因是,唐王朝阶级森严,寒门士大夫不愿跟平民缔婚,以免葬送跟世家士大夫缔婚的机会。
无论散文和短篇小说,都是文言文写成,所以它们只是贵族文学,跟占全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平民无关。平民文学一直是一片空白,但时机已经到来,一种专为平民服务的白话文写成的散文小说,大概在第五世纪就开始出现。一旦出现,即迅速传播。这种白话文作品,当时不称白话文而称“变文”大概是由艰深变钱易,由文言变口语之意。白话文的对象不是贵族,贵族也瞧不起白话文,白话文的对象是广大的民众群。
白话文起因于佛教的传播,佛经虽然大量译成汉文,但用的是文言,文言本已深奥,再加上很多新的名词和新的语法,遂使译出来的佛经成为一种洁屈聱牙的天书,只有士大夫阶级中少数受过特殊训练的人,才看得懂。在这种情形下,要想民间接受,就必须靠文言文的再翻译——译成白话文,即变文。然后根据白话经文,用口头向民众宣讲。这些经文,每一篇或每一部(长篇)都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如维摩诘变文,叙述居士维摩诘生病,释迦牟尼派他的门徒之一文殊前去探病,在探病时,维摩诘大显神通。如大目乾莲冥间救母变文,叙述目莲到地狱中,千辛万苦,把他母亲救出苦海。这些白话经文在寺庙或街头宣讲时,听众心惊魂骇,恐怖和懊恨使他们痛哭流涕,沉湎于历历不爽的因果报应之中,不知不觉皈依佛法。
白话文因传扬佛教而发生,最初只限于对佛经的再翻译,后来逐渐脱离佛教,逐渐出现中国人自己的创作,完成纯白话文学,内容就更丰富。社会、爱情、战争,都成题材。如列国传,叙述伍子胥为父报仇的故事。明妃传,叙述王昭君嫁匈奴单于的故事。白话文学是大众文学,爱好它的人数远超过爱好贵族文学的人数,文言文学一直跳不出官僚的小天地,白话文学则植根民间。
六唐诗
文学中的诗歌部门,本世纪(八)有惊人的成功。在中国第二个黄金时代鼎盛时,同时兴起诗的黄金时代。到了政治性黄金时代结束之后,诗的黄金时代却仍然继续下去,保持二百余年的巅峰。
世界上任何文学作品都可以译成其他文字,只有诗不能。即令有绝世奇才能译其他国家的诗,也不能译中国的诗,中国诗是世界上唯一无法翻译的文学作品。因为中国诗的主词是隐藏的,译时必须加上主词,就意味全失。而汉文方块字是中国诗的主要成分之一,靠方块字的排列组合和含糊模棱的意思,即产生一种绘画般的诗意。抛弃方块字而译成其他文字,就像美女抛弃了容貌一样。所以中国诗不但不能译成外国文字,也不能译成中国的白话,诗是汉文所发挥的最高艺术。
在纪元前十二世纪诗经时代,只有三言四言(三字一句或四字一句)。到纪元后四世纪大分裂时代,才进步为五言。第六世纪隋王朝统一中国,才再进步为七言,完成诗的形式。上世纪(七)女皇帝武(上明下空)把诗列为科举考试中的主要课目,诗遂成为知识分子必修课程,就如春花争放,更为普及。
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有半数以上出生在唐王朝。我们用三位诗人作代表,说明诗黄金时代的成果。
岑参南阳(河南南阳)人,他的英雄气概使他的诗气吞山河,在帝国不断对外战争中,他歌颂荒漠中捍卫国土的战士。中国是一个战争文学最贫乏的国家,岑参悲壮的感情,在诗的领域中开辟一个新的天地,使一些斤斤计较私人感情的诗人,黯然失色。所以我们称他为“诗雄”举他的走马州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一诗为例;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搬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之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仁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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