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第十六世纪

    本世纪起，东方跟西方发展的方向，分道扬镳。

    欧洲的光辉日增：诸如；

    ——文艺复兴运动进入高峰。

    ——现代形式的民族国家，逐渐形成。

    葡萄牙商人远来中国，从浑噩的明政府手中取得澳门，作为殖民地。

    ——路德焚毁天主教教皇谕旨，向沉重而错误的传统权威反抗，欧洲人的灵性复苏。

    ———麦哲伦航海环绕地球一周，证明地球确是球体。

    ——西班牙人开始涌入新大陆，大量殖民，占领古巴、墨西哥、秘鲁。又在亚洲占领菲律宾群岛。

    ——哥白尼发现地球不是宇宙中心，太阳才是。

    ——伽利略在比萨斜塔试验物体落下速度，发现落体定律，后来又发现摆动定律，在此定律下，钟表出现。

    但中国人仍被酱在大黑暗时代，仍继续把精神和生命，浪费在无聊的（如大礼议）和可哀的（如三年之丧）的争执上。全国二片八股文的吟哦声，诏狱的廷杖声，和抗暴的呐喊声。

    中国开始遥远地落在欧洲之后。

    一朱厚照与刘瑾

    本世纪（十六）一五五年，明王朝第十任皇帝朱祐樘逝世，把十五岁的儿子朱厚照托孤给两位宰相谢迁和刘健。

    然而朱厚照是一个对女人和游荡有兴趣的花花公子，荒唐而且任性。从小就跟他一起的玩伴宦官刘瑾，犹如他冥顽不灵的曾祖父朱祁镇的玩伴王振一样，事实上刘瑾一直崇拜老前辈王振的风范。

    刘瑾有一个核心集团，被称为“八虎”仅只这个名词就使人不寒而栗。不过八虎最初并没有干预政治的念头，他们只是引导朱厚照日夜不休地沉湎于声色犬马。于是谢迁、刘健跟各部部长（尚书），联合要求朱厚照排除八虎。宰相兼托孤大臣的威望，使八虎大为恐惧，他们只要求保留性命，愿意被放逐到南京，永不回到皇帝身旁。但谢迁、刘健根据“君子小人不并立”、“除恶务尽”的格言，坚持必须全体处斩。八虎环跪在朱厚照面前，哀哀哭求，当然加上一番足使一个大孩子跳起来的挑拨刺激，于是朱厚照果然发现谢迁、刘健的阴谋原是使皇帝陷于孤立。第二天早朝，文武百官以为皇帝一定会下令把八虎砍头时，皇帝却下令把谢迁、刘健撤差。

    政府大权立即落到刘瑾手上，他用皇帝名义公布奸党名单，包括谢迁、刘健和儒家阳明学派的创立人王守仁；中央政府全体官员跪在金水桥南，恭听此项谕旨。刘瑾对朱厚照的控制力量，从下列事件上可以看出，一天早朝时，殿阶上忽然发现一封信，朱厚照捡起来看，原来是一份揭发刘瑾种种罪行的匿名控诉状。朱厚照就在状上批示：“你所说贤能的人，我偏不用。你所说不贤能的人，我偏要用。”但刘瑾仍大发雷霆，命部长以下高级官员三百余人，跪在奉天门（宫门之一）外的烈日之下，追究事主。那些高级官员们从早晨跪到天黑，国防部科长（兵部主事）何钅弋、进士陆伸，跟北京地方法院法官（顺天府推官）周臣焦渴过度，倒下来死掉。天黑之后，未死的人再囚进锦衣卫诏狱。后来还是刘瑾发现匿名状来自宦官内部，跟政府官员无关，才把他们释放。

    上述的两件事显示出刘瑾已威不可当，自然而然地，他的摇尾系统迅速成立。宰相焦芳、刘宇，内政部长（吏部尚书）张彩，国防部长（兵部尚书）曹元几乎跟刘瑾的家奴没有分别。政府大小措施，都在刘瑾私宅决定，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下列的两项：

    一设立“内厂”和创立罚米输边制度刘瑾为了加强对政府的控制，特别成立一个新的特务机构——内厂。诏狱系统除了锦衣卫、镇抚司、东厂、西厂外，又多了一个内厂。五个血腥的杀人机构并立，凡跟宦官拒绝合作的官员和人民，一律宣称他们贪污有据，照例地延杖拷打。同时刘瑾还发明了另外两种刑罚。即戴重枷和罚米输边。巨枷的重量达七十五公斤，一个人如果被判决戴枷示众三日，他就死定了。罚米输边，从数百石到数千石，由“罪犯”家属直接运到九边要塞，作为军粮。它只是一种从刑，主刑往往是延杖或贬窜，如退休的前任国防部长刘大夏，被贬到军营作苦工，附带罚米二千石。一个人一旦得到这种处分，就等于破产，但破了产也不能免除输边。如果没有地方借贷，他跟他的家人就会死于追赃的拷掠。

    二建立镇守太监定期调任制度我们回忆上世纪（十五）交趾省（越南北部）的丧失，对肇事的宦官马骐，一定还有印象，他的官衔是监军太监。这种制度有它的历史性，可以上溯到八世纪。但上世纪（十五）与监军太监同时并设的，还有一种镇守太监，却是明王朝的发明，到了本世纪（十六），已成为一种“祖宗制度”（祖制），而祖宗制度的特点是：永不可以变更。即由皇帝派出亲信宦官，到各省和各重要城市，长期驻留。这是政治性的，还有一种专业性的，如织造太监、税务太监、矿务太监。他们既在事实上和名义上都是皇帝的代表，那就跟一个土匪一样，所到之处，贪污勒索，甚至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政府方面的唯一对策是：“养饿虎不如养饱虎”使他们大贪特贪之后，胃口变小，所以要求皇帝不去调动他们。但刘瑾当权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旧人调回，而放出他的同党，这批饿虎迫使全国民怨沸腾。

    刘瑾于一五一年被杀，死于八虎的内哄、八虎之一的宦官张永，向朱厚照密告刘瑾谋反，朱厚照激动起来，刘瑾就活不成了。刘瑾当权时间只有短短的五年，但整个明政府的结构，几乎被他拆散。

    刘瑾死后，另一位宦官钱宁和边防军的一位军官江彬，接替刘瑾的位置，当人们盼望国刘瑾之死而有所转变之时，朱厚照在二人引导下，到南中国游荡，奸淫烧杀，比强盗还要凶暴。

    ——注意一个使人惊奇的现象，明王朝的皇帝，都好像跟明王朝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竞争着对它百般摧折，似乎不把它毁灭，誓不甘心。

    二大礼议事件

    一五二一年，朱厚照结束他烂污的一生，没有儿子，由他的堂弟朱厚囗继位。因为朱厚囗是以亲王的身分入承大统，于是发生著名的“大礼议”事件。朱厚囗在皇位世系上的关系位置，我了用下表说明：

    大礼议事件是十一世纪宋王朝濮议事件的翻版，不过濮议时代，儒家中的理学学派还没有兴起，而本世纪（十六）理学正在兴隆，所以也特别热闹和特别有趣。

    濮议事件中的现任皇帝赵曙，是死皇帝赵受益的侄儿，自幼就被赵受益抱到宫里，当作儿子抚养。大礼议事件的现任皇帝朱厚囗则只是死皇帝朱厚照的堂弟，两个人从没有见过面。依人伦常理判断，濮议事件所发生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再发生，但它竟然发生。儒家系统的理学家，根据古老的纪元前五世纪使鲁国国君被接住叩头的儒书规定，认为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朱厚囗虽无法作朱厚照的儿子，却必须作朱祐樘的儿子，然后大宗才算不绝。一切奇异的办法，都由此奇异的论断而生。那就是说，朱厚囗应称伯父朱祐樘为父亲，应称伯母朱祐樘的妻子为母亲，而改称自己的父亲为叔父，改称自己的母亲为叔母。

    当此议论最初提出时，刚刚即位，年才十五岁的朱厚囗，便直觉地感觉到不对劲。他说：“父母怎么可以如此颠倒？”朱厚囗的父亲早死，他是一个独子，当他的寡母蒋氏从亲王封地安陆（湖北钟祥）前往北京，走到通州（北京通县），听到这个消息时，即拒绝前进，因为她不但当不了皇太后，而且还失去了儿子，她气愤说：“这是什么话，怎么把我的儿子当成别人的儿子？”

    这一次跟濮议事件最大的不同是，政府全体官员的见解完全一致，宰相杨延和跟教育部长（礼部尚书）毛澄，合著了一篇崇祀兴献工典礼，自称是万世不易的经典，向文武百官宣布：“大家的行动都要以此作为根据，敢有异议的，就是奸邪。”——那就是说，凡是反对他的意见的人，一律纳入小人系统，这就是传统的古老法术。想不到一位新考取进士，在教育部（礼部）实习的年轻人张璁，他向副部长（侍郎）王瓒说。朱厚囗是继承堂兄的帝位，不是继承伯父的帝位。是入继帝统，不是入继大宗。朱祐樘有他自己的儿子，如果一定要大宗不绝的话，不应该为朱祐樘立后，而应该为朱厚照立后，所以朱厚囗不应改变称呼。王瓒认为他的理由充分，略微向大家透露。杨廷和立即气冲斗牛，唆使监察部门的官员，寻找王瓒的毛病，提出弹劾。王瓒不敢再开口，但初生之犊不怕虎的张璁，索性直接向皇帝上奏章申明他的主张。杨延和大怒，把张璁贬到南京，警告他说：“你要听话，不要唱反调。”恰巧宫中发生火灾，杨延和庄严地指出，这正是天老爷对违反礼教之徒的一种惩罚，必须朱厚囗称父亲为叔父，称母亲为叔母，天老爷才会龙心大悦。朱厚囗母子自问不能抗拒天老爷，只好照办。

    但朱厚囗母子的屈服是短暂的，在火灾的震撼平息后不久，就旧事重提。朱厚囗坚持要恢复正常称呼，杨延和用辞职作为要挟，朱厚囗毫不挽留，立即批准，而把张璁召回北京。这是一个大的转变，全体高级官员在内政部长（吏部尚书）乔宇领导下，杯葛张璁，并阴谋用酷刑把张璁处死，他们的方法是来俊臣的罗织经上的一套，纷纷上奏章攻击张璁，司法部长（刑部尚书）赵鉴下令给他的部属，只要有一份奏章交下来查办，就逮捕张璁，不加询问，立即用廷杖拷死。朱厚囗对这个恶毒计划有所风闻，所以不但不把奏章交下查办，反而擢升张璁当翰林学士，后来更索性擢升他当宰相。

    二十年代一五二四年，朱厚囗即位的第四年，正式下令恢复旧称，伯父仍称伯父，父亲仍称父亲。卫道之士大为震动，一个个中风狂走，好像到了世界末日。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尤其激烈，他大声疾呼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注意“国家养士”这句话，中国历史上以明王朝对人民（包括所谓“士”）摧辱得最为残酷，却竟然出现与事实恰恰相反的“养士”论调，说明奴性不但使人恬不知耻，更能使人颠倒是非。

    杨慎的奴性狂热得到了响应，另一位大臣王元正也哀号说：“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于是包括各部部长（尚书）在内的全体高级官员数百人，一齐集合在左顺门（宫门之一）外，匐伏跪下，大喊朱元璋和朱祐樘的帝王称号。王元正的表演更为出众，他像一个委屈万状的无赖一样，用拳头擂着宫门，拉起连老天爷都听得见的喉咙，放声大哭。大家发现如果不跟着他也如此大哭，就有被指控为离经叛道的危险，于是一片哭声，使金銮殿上的瓦片都摇晃起来。他们宣称所以如此，是痛心千古伦常和国家命脉，都已濒于毁灭前夕。虽然有宦官奉朱厚囗的命令前来劝解，但他们誓言在朱厚囗不改称父亲为叔父、母亲为叔母之前，哭声绝不停止。

    朱厚囗下令逮捕哭声最大的官员一百三十四人，投入锦衣卫诏狱。第二天再补行逮捕九十余人，全部廷杖，其中十六位官员没有福气承受这种养士的待遇，竟死在杖下。杨慎、王元正幸而不死，于延杖后贬窜到蛮荒边区。

    三断头政治的恶化

    朱厚囗在父母的称呼上，因父子至情，闪电似的爆出一线灵性。大礼议过去之后，闪电熄灭，不久他就恢复了他祖先传统下来的冥顽不灵。

    朱厚囗在宦官群的引导下，信奉了道教，而且十分热切。但他并没有把道教福音传播全世界的情操，他只有一颗私心，相信如果他利用皇帝的权力，召请天下法术高超的道士，建筑华丽的祭坛，用美好的中国古文颂词，向天老爷——玉皇大帝谄媚哀求的话，一定能感动那位世界上最高的神抵，保佑他逢凶化吉，长生不死。于是，建醮（筑坛祭神）和青词（用红笔把拍玉皇大帝马屁的颂词，写在青颜色的符篆纸上，在祭坛上焚化，玉皇大帝就可以看到），遂成为政治上的两件大事。

    道士段朝用曾向朱厚囗建议，如果能不跟外人接触，静心修炼，就可得到炼金的法术和得到纪元前三世纪赢政大帝所得不到的长生不死之药。朱厚囗乐不可支，一五四o年，他宣布要皇太子代理皇帝（监国），而自己准备退居到一个隐蔽的地方（静宅）十二年，十二年后即可修炼成功，然后以神仙之体，再出来执政。交通部长（太仆寺卿）杨最，上谏章抨击这种修炼之术，说它完全是谎话，不可相信。朱厚囗大怒（因为戳破了他的白日梦），把杨最逮入镇抚司诏狱，用廷杖拷死。朱厚囗经过这次扫兴，不再提起太子代理皇帝的事。但从这一年起，他就不再出席早朝，不跟任何官员接触。明政府又回到断头政治的混沌之境。

    朱厚囗自一五四年到一五六六年逝世，二十七年间，总共跟群臣只见过四次面，平均七年出席早朝一次。平常完全靠“票拟”（宰相签注意见）和“朱批”（皇帝红笔批示），跟政府保持不绝如缕地联系。朱厚囗把全副精力用到追求“长生”上，对骨肉亲属的感情，非常淡薄。对政府官员的感情，更是冷酷。大礼议事件使他疑心所有大臣联合起来跟他作对，于是，在断头政治期间——正是本世纪（十六）中叶，他只信任他认为无党无派，孤立于群臣之外的宰相严嵩。

    严嵩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大政客兼大贪官之一，他完全靠精密的谄媚和撰写歌颂玉皇大帝的青词，而被擢升到宰相的高位，他谨慎小心地伺候着政治老板，外貌上对任何人都和蔼可亲，只有在排除他的政敌时才露出毒牙。最奇异的是他有一个绝顶聪明的独生子严世蕃，朱厚囗写给内阁的，或直接写给严嵩的谕旨，字迹潦草而辞意含糊，没有人能看得懂。严世蕃却能一目了然，代他父亲所作的回答，无一不适应朱厚囗的心理状态。这使得朱厚囗一天都不能离开他的宰相严嵩，严嵩也一天都不能离开他的儿子严世蕃。

    严嵩的唯一工作不是处理国家大事，而是研究朱厚囗的性格脾气，他对朱厚囗大脑上每一根神经都了如指掌。朱厚囗自以为十分英明，严嵩在朱厚囗面前便处处表示自己窝囊。朱厚囗死不认错，严嵩在任何情形下都避免暴露朱厚囗的过失。朱厚囗反复无常，严嵩就永不提任何建设性的建议。朱厚囗猜忌大臣结党营私，严嵩对任何陷于危难的朋友都拒绝援救。朱厚囗残忍好杀，严嵩正好利用它来肃清异己。君臣之间没有一点道德性质或政治见解的契合，只有无微不至的揣摩和欺骗。朱厚囗用官位玩弄严嵩，严嵩用上述的方法玩弄朱厚囗。

    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情形，严嵩每逢巨大的贪污案件败露，人赃俱获，受到监察部门官员纠举弹劾，面临杀头坐牢的危机时，他就去长跪在宫门口，或长跪在朱厚囗面前，痛哭流涕，承认自己罪不可赦，唯求大皇帝开恩，但他所以被那些具有别种心肠的官员围攻，却都是因为他太忠心耿耿的缘故。朱厚囗最欣赏他这种婢膝奴颜的“投案”所以每次都不予追究。这就是严嵩看穿了朱厚囗的肺腑后的大胆适应，他知道朱厚囗认为贪污算不了什么，不过恬不知耻而已，而那么多人不断围攻，正足以证明严嵩只对皇帝一个人忠贞，这恰是朱厚囗所要求的。严嵩对朱厚囗的了解，超过朱厚囗对自己的了解。所以严嵩从不说一句使朱厚囗不愉快的话，任何情形之下都不说，这正是一个成功政客最基本的素养。

    严嵩当权二十年，一五六二年，终于被朱厚囗勒令退休。并不是他的法宝有什么不灵光，而是严世蕃对他的工作日久生厌，每天荒于酒色，不再把皇帝的谕旨放在心上。严嵩年老，无法控制儿子，只好自己提笔应付，遂大大地失去朱厚囗的欢心。

    严嵩虽去，但纯政客类型的政治形态，从此在中国政坛上生根，成为以后数百年间最丑陋的政治现象之一。

    四全国沸腾的抗暴民变

    在这种断头政治和这种纵容贪污的社会条件之下，上世纪（十五）遍地爆发的抗暴民变，进入本世纪（十六）后，更如火如茶，全国人民每年至少都要有一次以上大规模的暴动。有些被明政府迅速扑灭，有些则战斗数年或数十年。如汤麻九集团，占据孝丰（浙江安吉）一带一万余平方公里，达二十余年。徐九龄集团，占据建昌（江西永修）一带二万余平方公里，达三十余年。陈阔口集团，占据下历（江西定南）、和平（广东和平）一带二万余平方公里，达四十余年。这种长期的跟明政府对抗，组成国内之国的现象，是大黑暗时代中政治腐败、宦官当权和断头政治特有产物之一。

    我们再把其他重大的人民抗暴行动，列为下表摘要的加以说明：

    刘六集团发生在河北心脏地区，跟首都北京只有一百二十公里，他们分成数个支队，在华北大平原上进行游击战，大肆杀戮贪污官员和被称为“乡绅”的大地主。他们在初起事时，一度想向政府投降，曾透过宦官张忠向皇帝请求赦免，张忠要白银二万两的贿赂，才肯保证下大赦令，而更大的宦官刘瑾的家人，又另外索取一万两，刘六集团无力缴纳，虽经更加努力劫掠，仍不能凑足。一五一一年，剿匪总司令（右都御史提督军务统京营兵）马中锡，派人招降，态度十分诚恳，刘六深为感动，决心归附，但他的弟弟刘七说：“现在宦官当道，马中锡自保都不容易，他怎么有力量实践他的承诺？”刘七的判断十分正确，马中锡不久就被宦官逮捕，死在锦衣卫诏狱。

    朱寘钅番是一位亲王，他本身并没有受到迫害，但他不忍看到人民所受的迫害。事变发生那一年，刘瑾派他的摇尾系统最高法院副院长（大理寺少卿）周东，到宁夏地区测量耕田，征取马匹及追缴人民历年所欠的地租。连年旱灾，人民早都成为赤贫，但周东仍然用严厉的手段对付，法庭之上，每天拷打，后来更牵涉到军中屯日战士和低级军官，军民的愤怒一时爆发，拥戴朱寘钅番当领袖，发动军民联合的抗暴行动，包括周东在内的贪官酷吏群，全被砍头。

    朱宸濠也是一位亲王，他的叛变目的跟朱寘钅番不同，只不过想当皇帝而已。但他的叛变行为，却是贪污的产品。他利用巨额的贿赂收买宦官钱宁和国防部长（兵部尚书）陆完。朱宸濠的父亲因为作恶多端，中央政府曾把他的亲王府的守卫撤销。在钱宁、陆完的建议下，朱宸濠获准恢复，他就用这支警卫军作他的基本武力，向中央发动第二次靖难之役，结果因阳明学派创始人王守仁抄他的后路而迅速失败。

    最奇异最悲惨的是杨金英集团。她们都是美丽的妙龄少女，充当第十二任皇帝朱厚囗的宫人，乘朱厚囗熟睡的时候，把绳索套到朱厚囗的脖子上、企图把他勒死。可是她们太紧张了，竟打了一个活结，以致把朱厚囗勒昏之后，误以为已经死了，就急忙逃走，却不知道绳索一松，朱厚囗竟悠悠苏醒。杨金英集团在意料中地被残酷地处决——磔死。宫廷的事，肮脏恐怖而秘密、没有人知道她们为什么要杀朱厚囗。但我们可以判断，无疑地由于仇恨，一种深入骨髓的仇恨，迫使她们用谋杀的手段，以图跟她们的仇敌同归于尽。杨金英事件是中国宫廷第二次透露出来宫女对暴君的激烈反抗（第一次是四世纪九十年代，张贵人谋杀晋帝国皇帝司马曜），也显示明王朝宫廷的黑暗，更甚于其他王朝。

    (口孛)拜当过宁夏军区的高级指挥官，早已退休。宁夏军区司令官（宁夏巡抚）党馨，是一位标准的小官僚。严冬已深，而军中冬天的衣服装备和冬季的粮饷，仍扣留不发。战士们向将领请愿，将领们向党馨请愿，并且婉转地向党馨建议，假如不能现在马上发，那么，把从前积欠的粮饷先发也可。党馨严词拒绝，他的理由是：“这种动不动就向上级请愿的作风，不可以鼓励。”有人暗示他，这样做可能激起兵变。党馨冷笑说：“难道他们不怕全家砍头吗？”战士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冻饿至死，一是叛变。他们选择叛变，拥护(口孛)拜起兵。当党馨发现竟然有不怕全家砍头的勇士时，他慌了手脚，逃到水洞里发抖，但仍被搜出杀掉。

    抗暴行动最后虽然都被镇压下去，但抗暴不止。

    五倭寇

    当全国抗暴蜂起之际，东南地区发生倭寇的灾难。

    倭寇，即日本海盗。

    倭寇对中国的伤害，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上上世纪（十四）末叶到上世纪（十五）三十年代，是日本海盗对中国沿海侵犯，第二阶段，从本世纪（十六）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恰是明王朝第十二任皇帝朱厚囗在位期间），则是中国明政府官员贪污和政治黑暗召来的外侮。

    十四世纪末叶，浙江省反抗蒙古人统治的革命领袖方国珍的势力，虽然被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并吞，但他的若干部属，跟日本的海上亡命之徒勾结，在沿海劫掠不息。朱元璋简单的头脑无法处理广阔的海洋上的事务，于是他下令“一片木板都不准出海”禁止中国渔民们捕鱼，而且把沿海渔民和船户，统统编入军籍，改做战士。这种作法只能伤害民生，不能根绝海盗。适逢十四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南北朝结束，南朝被并，一些不肯向北朝屈服的巨僚，向中国发展，也加入了海盗行列，声势就更浩大。

    上世纪（十五）初，明王朝第三任皇帝朱棣改变闭关政策，一面准许日本跟中国作正规的贸易，一面加封日本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请他加强海禁。足利义满虽然拒绝日本国王的封号，但对正规贸易感到满意，所以对骚扰中国的海盗，严厉剿捕，沿海社会秩序遂渐渐恢复正常。

    日本这时已十分中国化了，处处模仿中国，但中国对日本却一直像瞎子一样茫然不知。甚至到了十八世纪，还不知道日本有一位万世一系的天皇，而总是把他的征夷大将军（幕府）或最高执政宫（关白）当作国王。

    中国沿海保持八十余年的平静，然后进入第二阶段。

    一五二三年，日本两个商船队，一队由宗设率领，一队由瑞佐率领，先后到达当时中国东方最大的港口宁波（浙江宁波）。宗设先到，瑞佐后到。依照中国规定，商船到达后，由市舶司（海外贸易管理处海关招待所混合机构）检查报税，并设宴款待。先到的先检查，坐上座；后到的后检查，坐于次位。瑞佐后到，当然后检查和坐于宗设之下。可是，明政府是一个无微不至的贪污集团，瑞佐的一个翻译人员宋素卿，把重贿送给市舶司的主任（市舶太监）赖恩（市舶司首长是一个贪污的最好位置，所以由皇帝直接派宦官担任，合法的收入呈献皇帝，非法的收入下宦官腰包），于是，赖恩就先检查瑞佐的货物，并在宴会时请瑞佐高高上座。宗设气得暴跳如雷，要殴打瑞佐。赖恩袒护瑞佐，更暗中帮助他准备军械。宗设无处申诉，就攻击瑞佐所住的旅社，瑞佐抵抗不住，向城外逃走。宗设追击，沿途烧杀，夺船出海回国。

    明政府的反应不是检讨错误，而是认为一切罪过都由于贸易，就把市舶司撤销，一些高级官员坚持这样作才能发扬中国的国威。

    问题是，政府主持的贸易机构虽然撤销，但贸易不会停止，只不过由政府转到了民间。日本商船队到达后，改由当地的富商出面招待，作为代理店。最初双方合作得十分融洽，久而久之，中国富商积欠日本商船队的货款日多，最多的达一万余两，少的也有数千两。日本人不断讨债，那些富商使出种种推拖手段，等到实在推不下拖不下时，就索性逃得无影无踪，明政府对这种骗局根本不管。日本商船队吃了哑巴亏后，只好转而委托有声望绝不致逃掉的“乡绅”想不到乡绅的手段更为毒辣，积欠的更多。日本商船队不得已，就停泊在沿海岛屿坐索。乡绅们大为烦恼，最后想出了砸锅补锅妙计，他们警告地方官员说：“倭寇为患，不是突发的，有它的历史性，现在又横行海上了。听说他们杀人掠财，无所不为，如果不早日扑灭，恐怕有严重的后果。”政府官员跟乡绅是一个鼻孔出气的，果然出动军队，要把讨债的日本商船队当海盗进剿。乡绅却适时地向日本商船队透露军队出动的消息，教他们逃走。日本商船队十分感激他们的照顾，欠债就更多起来了。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诈欺花样，日本商船队被愚弄了二十余年。最后，到了一五四六年，日本商船队的忍耐达到饱和，就占领了若干岛屿，誓言得不到债款，决不回国，中国如果用武力对付他们，他们就用武力对抗。

    乡绅们发现法宝已不灵光，只好请明政府的军队真的向日本商船队攻击，日本商船队早已准备妥当，从本国带来的武装部队，即登陆应战。并把那些进剿的明政府军队击溃，索债军跟在溃兵屁股后，一波一波地攻城掠地。于是战斗蔓延三省：浙江、福建、南直隶（江苏省）。日本正当的贸易商人，遂被迫变成“倭寇”他们因对明政府官员和奸商痛恨入骨，就把全部愤怒加到所遇见的无辜的中国人身上，所到之处，备极残酷。

    这场灾祸历时十九年之久，到了一五六四年，以抗倭而成名的将领戚继光，才把已失去索债初意，全成为海盗的日本最后一支突击部队，在仙游（福建仙游）消灭，倭寇才告平息。中国为那些贪官奸商所付出的代价是数十万人死亡和广袤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富庶地区全部残破。——仅杭州一城，日本所杀的中国人的血，就汇流成河。

    六北方外患及和解

    中国东南地区倭寇的灾难正严重时，北方的外患又起。

    瓦拉部落于上世纪（十五）也先可汗被刺身死后，向西方撤退。蒙古诸部落又回到塞北故地，经过无数次流血火拼，到了上世纪（十五）七十年代，一位年仅七岁，名叫巴图蒙和的孩子，蒙古帝国第二十任大汗脱古思帖木儿的六世孙，被各部落拥立，号称达延汗——我们猜想这可能是“大元汗”——大元帝国可汗的谐音。这位达延汗年事渐长，发挥出他的才能，再度把蒙古统一。在完成统一工作的过程中，他专心对内，中国边境得以保持一段相当长时间的平静。这个中兴的蒙古帝国，恢复到十三世纪成吉思汗铁木真攻击金帝国前的初期版图。

    但是，巴图蒙和到底不是铁木真，他没有力量并吞中国。而他的组织才能也只限于他在世之日。本世纪（十六）四十年代，巴图蒙和逝世，帝国立即瓦解，分裂为下列四部：

    对中国伤害最大的是鄂尔多斯部酋长吉囊和土默特部酋长俺答，俺答尤其强悍好战。他们都是达延汗巴图蒙和的后裔，在巴图蒙和在世的末年，便开始向中国侵袭。四十年代后，更变本加厉，经常攻破长城，深入太原（山西太原）、平凉（甘肃平凉），烧杀掳掠，如入无人之境，明政府的边防军无力抵抗——这是可以理解的，腐败的政府不会有能作战的军队。

    一五四六年，陕西三边总督曾铣（三边指长城三要塞：固原、宁夏、延绥）计划把鄂尔多斯逐出河套，把国防线从长城向北推移五百公里，以黄河为界。他向皇帝朱厚囗建议训练精兵六万人，再加上使用当时最新式火枪的现代化装备的部队二千人，每年春夏之交，携带五十天的粮秣，水陆两道同时出发，向河套扫荡，焚烧牧草和蒙古人积存的粮食。每年如此，三年之后，敌人被饥饿所迫，只有退出河套，然后就在阴山跟黄河之间，修筑新的防线，可以一劳永逸，并且使土默特部有后顾之忧，不敢东进。

    朱厚囗被这个雄壮的建议大大地感动，立即交给国防部作进一步的研究，当国防部弄不清皇帝的意向，不敢表示意见时，朱厚囗大发雷霆，下谕旨说：“敌人盘据河套，为中国边患已久，连年破关入侵，使我日夜不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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