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直系血亲而来,三十九代系犹可称“为直系血缘亲属”自是从广义的解释,则此处的“兄弟姐妹间”又何以不循广义解释的原则?
由此可知,杨推事的见解以及薛尔毅庭长所说:“法律没有规定隔了一百年,或隔了一千年便没有起诉权。”试问法官可以像写文章那样,随心所欲、创造法律,硬说韩思道没有起诉权吗?实在大有商榷的余地。果如所言而行,将有贻患无穷的后果。
法官不能创造法律,但法官不能不懂法理!民法第一条,开宗明义就说:“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现在我不谈起诉权、继承权,以及扶养义务之类,也不谈习惯如何,法理如何,只谈直系血亲的关系,究竟在若干亲等以内可称为直系血亲?法律诚然没有规定,但此一未规定,并非疏漏,而是不需要规定。因为法律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之各尽义务,各享权利。是故直系血亲当以及身能见、可能发生法律关系者为限。譬如五世同堂,玄孙有能力而不扶养高祖,最后只有诉之于法。现在隔了三十九代,请问韩思道跟韩愈有什么法律关系可以发生?既无法律关系发生,法律又何须作何规定?
再从实质上去研究,直系血亲虽亦有亲等之分,但不论实体法、诉讼法,提到直系血亲,很少加上亲等的区分,因为自有伦理为准则,不必法律强作规定。而有特殊规定者,亦必伦理为依归。兹举两例如下:
一、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刑法第二百三十条之妨害风化罪,非下列之人不得告诉:一、本人之直系血亲尊亲属。二、配偶或其直系血亲尊亲属。”按刑法第二百三十条:“直系或三亲等内旁系血亲相和奸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嫡堂叔侄为三亲等旁系血亲,倘或和奸,则属家丑,应由家长来裁断是否需要采取法律行动,所以特为定此限制。
二、民法第一千一百十五条,负扶养义务有数人时,定其履行义务的顺序,一为直系血亲尊亲属,二为直系血亲卑亲属。但书中又规定:“同系直系尊亲属,或直系卑亲属者,以亲等近者为先。”这一条文将中国的伦理表现得非常清楚,儿子养父母是天经地义,如有父有祖,则养父为先,养祖其次,即所谓“以亲等近者为先”照此说法,似乎让老祖父挨饿,有悖常理,其实不然,因为祖父尚有父亲负扶养的义务,为人父者尽可以其子之所奉奉其父。此在制法时,已顾及伦理习惯之必然如此,不必更作琐细之规定。
细看法律,直系血亲在法律上具有特殊的地位。直系血亲尊亲属享有特权,直系血亲卑亲属则有特重的义务,如民法规定“受扶养权利者,以不能维持生活而无谋生能力者为限”但直系尊亲属不受后半段的限制,有谋生能力亦可不谋生而责令儿孙扶养。是故对于直系血亲的认定应请大法官从严解释,始足以表示对权利、义务关系的重视,强化法治的基础。如果三十九代的子孙,犹可赋予直系血亲所享的起诉权,那就是不折不扣的特权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法官岂可制造特权分子?
最后,我还有不能已于一言者,学术上的问题,非司法所能解决,历史公案亦惟有历史能裁判。不仅“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唱蔡中郎”的诗句可以证明,中国向来有褒贬古人的言论自由。而且,在世受人误解,而居心行事有自信者,往往亦表示“身后千秋付史评”倘或昌黎集中有类似的意思透露,则韩思道的起诉,违反所谓“受害人”的本意,法院更不当受理!
拙作付梓之时,适有所谓“诽韩”案发生“官司”由法庭打到报上。笔者此文发表于六十六年九月十九日联合报。我之写作读历史人物的文章之态度、目标,约略反映于此文中,援以代序,藉为读者了解拙作之一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