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词,我觉得仍能满足和刺激我对作品兴奋度的渴求,我喜欢把核心抽离,同时必须在这背景之下给予有心的读者呼唤的厚度,这样的难度对我仍有巨大的吸引力。
赵松:有关“策略”能不能再说详细一点?
陈卫:策略,其实就是无门的写作一文中的两副担子,这就是均衡,我需要这样的脚踏两只船、甚至多只船。在我的设想中,我这一生,会为几个我最感兴趣的大问题各写一本书。但是只是各一本,我觉得这个设想就包含了均衡的一切所在,因为我同样盼望不同问题的书的风格、方式是不一样的、但似乎对我而言也应该是惟一的。无门的写作里有两段话说得很对我的胃口,我找给你:
“我就像挑着一副担子,不能有一头太重。但我心里更看重的,自然是‘虚幻之作’,我甚至感到我最重要的艺术理想只有依赖‘虚幻’作品才能完成。”
“我本能地抵制那种每一件作品的性格也正好是它们加在一起时那同一个性格的写作。嗓子虽然是一个人的,但它可以、也应该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
它们已经把我的意思表达清楚了。
赵松:多年来,你的小说写作似乎始终与纸媒保持着相当明显的距离,如果没有网络的出现,恐怕你的读者还会少很多,这种疏离的原因何在呢?你的小说与读者以什么方式建立起联系才是你希望的状态呢?
陈卫:实际上“保持距离”并不仅仅针对纸媒,也并不是一种刻意,而是我认为的艺术家的主要基本本能之一。我几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读者的问题。或者说,我在思考作品的同时,已经把读者这一问题早就包含在内,是属于写作元素中不必清晰的成分。正如我在回答黑蓝理念问卷有关读者问题时所说:“读者就像作者出拳之后空气对它自身的反弹,根本无须考虑,并且也永远看不见,但,只要你对这拳的力量和质量都有把握,你别愁读者没有,哪怕他们真如空气一般虚幻。当你把自身往大里塑造的过程中,你就包含了你的读者。”因此,我参与网络,并不是为了增加我个人与读者的联系。
至于我作品与所谓读者的疏离,并非我个人的原因,也不是我一个人的现象。而处于“一种文学”与本时代读者疏离的大现象之内。这样的原因其实无数人心知肚明,有文学教育的原因,也有出版体制的原因,更有时代急切心态导致的粗疏和慵懒。我从没把它归结到我自身的原因,因为我从来就没在意过他们。
二、黑蓝
赵松:马骥说过这样的一句话“黑蓝是陈卫的命根子。”是这样么?
陈卫:啊?!不至于这么严重。我做事,做任何事,只要做了,就都有“命根子”的感觉。
赵松:很多人做文学网站都把一种“玩”的心态写在脸上,并且暗自把文学网站当作个人出名得利的一种资本,那么,你做黑蓝是什么样的心态和目的呢?
陈卫:其实我们前面的很多谈话,已大概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黑蓝,不是一时一刻的偶发念头,它是我,和很多朋友长期以来的观察、思考的行动结晶。简单地说:黑蓝想客观、纯正、集中,并且在保证前面这几点之后,尤其还要“持久”地展示中国实验文学、特别是实验小说的努力。对文学、小说的实验,二十多年来,是中国一代代写作者、“文学革命者”、杂志编辑不断打出的旗号,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个旗号在他们那里被一次次地用作一个生存策略的托词。因此,我关心的是:保障;实验文学展示的保障。临时实验一把,容易,表面实验一把,也容易,但是真正骨子里的实验精神,如何保障呢?一代代的实验精神,在这些实验的幌子操作之下,无法得到真正延续的保障。并且真正的实验轮番流入伪实验者们最终落下的滑稽形象。在我看来,中国多的是假借实验获取生存之后的精神萎缩,而没有人真正关心实验文学在这个国度所代表的质疑、反思、创新的昂扬精神。我认为这种真伪问题无比重要。没有人做,尤其是没有人做得好,那我们就必须自己做。黑蓝,是一个长期身处其中观察、思考的结果,因此它的心态、决心、操作、规划等等都是按一个长期思维考虑的,它不会因为其中的某个个人的情绪、得失而改变,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条件的逐渐成熟,它甚至会越来越按一个国际优秀实体建立机制,而我们将始终清醒:无论怎样的建设、合作、改造,我们都不会改变它惟一的原则,我们不会改变黑蓝作为健康展示中国实验文学的平台这惟一的目的。
赵松:走到今天,你觉得黑蓝最艰难的时候是哪一段时间?
陈卫:狭义地说,三、四个月前,应该都是艰难的。广义地说,我认为这样的艰难从没消失过,包括今天,并且仍将持续。但是我个人从来没感到艰难算什么,因为心理的准备远远超过现实的艰难。一个适度的艰难的存在,是健康的标志。
赵松:看现在的黑蓝,与你最初的想法有没有明显的差异?
陈卫:基本上没有差异,都在设想道路上行进。只是观念的尖锐、创作力量的齐整,仍不能满意,可是这是必须承受的时期。这是一场持久战,我们有的是耐心。
赵松:与纸刊相比,你觉得黑蓝是否拥有更大的发展优势与可能?
陈卫:我从没想过黑蓝的未来只是一个网络,只要时机成熟,黑蓝成为什么都有可能。因此黑蓝也从没把自己的优势局限在网络。实际上,在目前众多文学网站中,明眼人能够发现,黑蓝是最不网络化的,它的这一制作特性和交流气氛,说明着我们的想法。但是我想,在未来的任何时期,黑蓝不会放弃网络这一传媒手段。只要是对我们“健康展示中国实验文学”的目的有利,我们不放弃任何方式的优势。
赵松:黑蓝小说,可以说是黑蓝最突出的亮点,对于黑蓝的小说,你从个人的角度出发,能否作出一个整体上的评价?
陈卫:我并不认为现在已经存在着“黑蓝小说”这一说法,或者说“黑蓝小说”这一结果也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盼望,尽管我们会不断地激起理念探讨,但我们不想以某种理念约束一代人、或者更多人的小说创作——黑蓝,只是一个实验文学的标志,它只提供一个新的文学的方向,和敞开胸怀面对探讨的交流精神。“黑蓝小说”只作为我们工作方便上的称谓。特别是在目前,黑蓝还面临着大量理念探索、清理的工作,我们不会亢奋地认为“黑蓝小说”这一所谓的“标志”无比重要。我认为,只要我们方向正确,心态健康,哪怕一个作为软性的监督体制逐渐建立,谋合出一些真正有价值的小说革新理念,是有希望的。
虽然这样那样的问题多多,但衡量一个平台是否优秀,要看它的精神面貌和精神气质。黑蓝吸引了一大批致力于小说实验的优秀作家,并在此真实面对责难。我们基本抵制了国内文学界的几大通病:闭关自守,急功近利,无聊炒作。我这样说,是从一个长远的角度宏观这一切,这不回避黑蓝现在以及即将展示的小说,是中国最有力量、最有希望、最具可能性的这一事实。
赵松:它们在你的眼里,是一种包含着诸多可能方向的小说写作,还是已经开始呈现多种方向的创新精神很强烈的写作?
陈卫:在目前来看,现在黑蓝强调的是“实验”、“质疑”的大倾向,要从理想状态的方向来看,现在还处于过程之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精髓者会留下来,形成相似的精神云团,某种坚硬的方向、精神乃至风格的追求,会有所聚集。真正的黑蓝毕竟才是一个几个月的文学网站,一切都还只是开始。
赵松:在他们那里,从目前来看有没有体现出足够的先锋精神?
陈卫: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情况并不完全满意,但现在的我个人不能代表黑蓝。而况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客观环境:我们不能忽视我们所做的事,只能限定在“中国文学”这一大环境之下,我们无法僭越这一现实背景,我们无法苛求无本之木,进入一种理想主义的状态。而同时,这一现实背景的委顿也正是黑蓝继续努力的无尽动力和具体目标。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些而掩盖事实,睁着眼睛说瞎话,然后形成小圈子互相吹捧,那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写作者真的脆弱到了需要如此的彼此安慰或虚假的追认?我们并不惟所谓的“先锋”是上,我们需要有益的、有价值的“先锋精神”而黑蓝具备“监督功能”的交流气氛,会使这些“有益”、“价值”的辨别和判断,决不集中在一个或几个人手中,我们会动用我们自身已有的学术经验,并在不断学习和积累新的经验。探讨是开放的,而明眼人有可能是沉默的。
赵松:黑蓝本体小说理念提出后,似乎出现了一种原地徘徊的状态,同时也暴露出它作为一种初始的理念在没有得到小说创作的充分支持的情况下,趋向于抽象寂静的那一面,在你看来,小说的写作与理念有必然的联系么?
陈卫:小说的写作必定与部分不同的理念有关,但这些理念无疑不是规则。因此我们必须以这一认识考察黑蓝的“本体小说”在目前的“原地徘徊”状态。我相信“本体小说”的提出,更多的是大的质疑精神,具体的则是当下的质疑方向的警示,它们的作用不在于规范某种“一种小说”而且从提出“本体小说”之后几个月的现实来看,我们不能回避它的这些作用在众多写作者身上的兑现。无论是公开的争论,还是我们与一些朋友私下的交流,都能获知这样的信息;这些信息是判断的原始数据。我认为,不能以表面的原地徘徊来责难一份精神影响。真正内核的改变需要时间,而这种改变一旦到来,也将是深重的。
赵松:现在是一个网络化及商业化非常繁荣的时代,那么,你认为在黑蓝与市场之间会不会有一种恰当的接合点,既不损伤黑蓝的个性风格和先锋走向,还可以使黑蓝作品在市场中体现中应有的价值?
陈卫:我对此充满并非盲目乐观的信心。即便在很多私下交流中受过对方的质疑和实用主义的否定,但我自身的经验和正在拥有的经验都在依内心计划增加这些信心。我相信好东西终究有人需要,并且正如辛德勒所说:好东西都贵。在我个人的脑海里,有一条是雷打不动的,也就是我前面反复重申的:无论怎样的操作,都不能改变黑蓝的本质。我决不允许本木倒置,如果目的转换,黑蓝宁愿停滞。这一原则已经把很多貌似兴旺、实质败坏的合作拒于门外;这一原则同时要求我们更多的“自身”发展,以及持久的耐心。我们甚至在长久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还需肩负文学教育的责任。我对此有耐心,也有决心。同时,对完全拥有自定市场价值、市场操作的实体感着兴趣,在我,还有身边其他一些朋友各自多年的日常交往中,我们始终保持着使这一愿望变成现实的意识,我们在吸纳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以期在时机成熟时得以组合。这些事无时无刻不处于行进过程中,包括这几天。我相信凭着我们的努力,这一天会到来。
三、艺术
赵松:你愿意被称为艺术家还是作家?
陈卫:我究竟是怎样的身份无疑并不重要。但是现在被你这样一问,我想,我是一个艺术家,虽然我更多的时候以写作体现这一称谓。
赵松:你好象对视觉艺术的兴趣也相当浓厚?
陈卫:视觉艺术,也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没感到分离。我喜欢也需要不停地替换,从中发现一些相同和相异。
赵松:影像、装置等等视觉艺术对你的写作有着什么的影响呢?
陈卫:我并不知道。就像我不能知道吃饭对我的影响一样。我想,一个人对自我的塑造,来自他的全部和整体,无法分割开来缕析。
赵松:举个例子说吧,你所欣赏的法国的“新小说”乃至于“新新小说”作家中受电影、绘画艺术影响和启发的就不少,从他们的小说作品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种影响的重要性,你怎么看待这种影响?
陈卫:我觉得,即便不是当代,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他也应该随时随地地受影响。并不是只有我们这个时代才所谓的五彩缤纷、易受影响。受影响对于一个开放的、还想有所变化的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受影响难道是件值得羞耻的事?甚至所有的影响都是好的。影响的好坏,只取决于受影响的人。我最痛苦的时候,常常是自己顽固不化、无法被打动被影响的时期;相反,受影响使我激动不已。为了尝到受影响的快乐,我宁愿不要个性;尽管我知道再怎么丢弃个性,它还是会像你的影子般跟随着你。那些害怕、甚至拒绝受影响的人,会极力表现他们古怪、独特的一面,并一再强调它们的重要性,哪怕明知这样的强调损害了很多东西。他们的恐惧使他们固步自封,并大凡停留在事物的表面稍作扫描,不敢深入追究。他们就是害怕失去所谓的自己所谓的个性。对人,是这样,对作为一种艺术样式的小说,何尝不是如此。
赵松:以你刚才的说法,你自己似乎更倾向于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你也不太希望它们成为一种对于自己的写作来说多少有些功利的存在,你更希望它们作为你的生活的一部分,在无形中产生的影响,是这样的么?
陈卫:是这样,它们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工作。要功利,我们通过其他手段,比如专业的功利手段。我们不要通过艺术本身功利;这样做对自己而言并非获利,而是惩罚。只是这惩罚来得稍晚一些而已。因为艺术的一切属性都喜欢来得晚。
赵松:你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的“电解质艺术展”已经揭幕了,能说说你现在的感觉么?请简单介绍一下这次展览的基本情况?
陈卫:策划视觉展览,对我并不是第一次,但这次是我的策划第一次得以现实的兑现。所以无论怎么说,这也是我策展身份的开始。我盼望“电解质”能让我迅速熟悉策展的重要经验。并迅速摆脱我个人策展方面的客观局限,面对我真正感兴趣的主题、规模和条件。本次展览虽然不能完全达到我心目中的愿望——而这大多都是目前部分的客观条件所限,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抓住了几大关键,并且不准备放松它们,使它们通过具体的作品和展览得以呈现。从开始布展的情况来看,我可以感到:“电解质”在同一规模的展览中,绝对是一流的展览。
从亲身参与这次展览开始,随着展期的日益迫近,我越来越为自己身处这群艺术家之中而兴奋和快乐。他们的认真,他们为了作品不顾一切的状态,他们毫无作秀、深刻面对作品深层思想的姿态,由于视觉艺术本身的“行动性”真的比写作来得更为直接。我并不处于被呼唤之中,大多数艺术家,我们从未有过联系,但我们的状态使我们一见如故,就像亲人。正所谓认真呼唤认真、激情呼唤激情,彼此毒辣的眼睛使我们见面不多久,就能使谈话抵达对方的兴奋点。
赵松:据我所知,这次参展的艺术家都非常年轻,但是他们的艺术风格又是非常多样化的,在创作的角度与魄力上都有着相当高的起点,你是怎么看他们的?对于他们的未来发展,你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陈卫:由于客观上这是我第一次策展,主观上我始终呼唤已经呈现出个人创作特性,却还没有背上风格定位的桎梏的“年轻状态”“电解质”展回避了一些至少在近期“脸谱化”的艺术家。这种“脸谱化”一方面是指他们的创作思路,另一方面是指“身份”或“荣誉”迫近时存在的一种不自觉的“危险状态”我喜欢“一清二白”的艺术家身份,我觉得这是一种类型,而对经历给予他们的“隐患”或“光耀”始终保持着清醒。他们始终拥有“开始状态”他们面对每件作品、每次展览,都像第一次,没有前面的压力,也没有后面的顾虑。他们赤条条,却浑然无知,他们惟一关心的,只是艺术本身,只是热烘烘的创作状态。他们的未来,就是如何抵达自己新的兴奋点和制高点。我喜欢自己与他们一样的“一清二白”一无所有,内里却始终沉甸甸。
赵松:对于你来说这策划人的身份又意味着什么呢?
陈卫:我对事情的细节感兴趣,我喜欢身处其中磨出手中的老茧。服务和要求,策展人的这两大属性非常符合我的兴趣。使艺术家的好作品在一个更好的展览中得到更好的展示,同时我自己隐退其后,能让我感到愉快。我甚至觉得,策展人的经验与我导电影的愿望是一脉相传的。除了自身个体的写作之外,我盼望参与集体创作。
赵松:实际上,我觉得你在策划的过程体会到的也恰恰是另外一种艺术创作的状态。
陈卫:是的,过程中体会的快感无疑跟创作类似,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这种微妙的快感,那样的劳作将显得无比辛苦而无聊,我还不如呆在家里写作的说。另外,跟艺术家,特别是不断跟写作之外的艺术家交流,能让我获取和学习很多,虽然有很多东西自己呆在家里似乎也能想象,但当你看到另一领域的人带着这样的思考并去实施它,思考方式的替换将不断刷新自己的经验,并使这样的替换形成习惯。
赵松:但是与此同时,你也体会到更多的专业化的分工对艺术传播过程的介入意味着什么。
陈卫:对!非常对!这个问题无比重要!这个问题提醒了我不断对视觉策展感兴趣的潜在原因之一。对视觉展览的关注,使我不断有机会反观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的情况,不断使我感到中国文学在骨子里还处于生产队的境地。当视觉艺术一次次令我兴奋的时候,我不得不一次次为中国文学的模糊分工、实际上也就是模糊权力而悲哀。令我兴奋的艺术样式在我眼前诞生,但经由深思之后,必须发现它们背后良好操作机制的支撑。这从另一个侧面激励我对文学展示机制的建设动力,也获取有益的参照和衡量。
赵松:以后类似于这样的展览你还会策划么?如果会的话,你是要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等待下一个恰当的时机呢,还是会采取积极主动地寻找时机创造机会呢?
陈卫:我想会的。并且明年这样的机会已在预约之中。等待恰当的时机应该是我的主要方式,但是在近两年,出于对策展经验的迅速积累,我也不会放弃积极主动的争取。
赵松:你写了很多影评,也看了很多电影,那么,电影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陈卫:电影,对我而言,简单地说,就是另一种阅读。由于它取得的效果迅速,所以它在初期似乎能替代书本的阅读,实际上,只要不久之后,就会发现,电影的手法比写作要单调得多。看一部差电影所倒的胃口要远远大于看一本差书。而看一部伟大的电影的兴奋,也不能大过看一本伟大的书。
赵松:陈侗有过一个挺有趣的说法,看电影光碟不能等同于看电影,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陈卫:好象很多人都这么看。我没感到这么严重。我更喜欢一个人看。就跟看书一样。大概是前年?我去电影院看过最后一场电影,很不适应。而那也是我相隔至少五、六年之后第一次去电影院看电影。我难以想象跟那么多人一起感动、一起流泪、一起振奋、一起傻笑的感觉。这样的感觉发生在自己一个人的深夜,感觉还比较对。:))
赵松:我记得你一直就很想拍电影是吧。
陈卫:恩,肯定会拍的,已经在准备之中。
赵松:会是什么样的制作或规模呢?
陈卫:我现在手上有个本子,我正在抽空把它写出来,非常适合独立制作,一台较好的dv机就能完成。我并不喜欢兴师动众的大制作。我所喜欢的电影,除了安德烈塔尔可夫斯基,一般都不涉及巨大的制作。比如侯麦,还有布鲁诺杜蒙,都有深刻的独立制作的品质。
赵松:这让我想起图森,我知道你并不很看重他,但他的路子也是从小说到电影的。
陈卫:我,说实话,我在此之前并没有参照,只是自身的需要。但是我羡慕那样的生活,羡慕“多栖”状态。不过,我决不会使我的其他“业绩”超过我的小说的。除了小说之外,我不想使自己对其他门类上瘾。我必须感到“必须”时,我才去做小说之外的事。
赵松:你确信电影的诱惑力不会超过写作么?
陈卫:在最终的价值上,不会!因为,虽然一部电影的影像在我们第一次接触的时候,给予我们的冲击远远超过文字,但是,由于它自身的属性,它固定了影像,也固定了我们思维的最大弹跳点。我们无法像每次重读包法利夫人都能重新发现新东西一样,在一部哪怕再优秀的电影中获取这样的新知。因为文字的抽象真是恰倒好处,它可能产生的思维、想象振荡也许是最大的,也是最具魅力的。特别是电影还具备容易消费的特性,很容易就对一部感兴趣的电影看上五十遍以上,它的容易消费性导致了它的魅力的易毁性。因此,我从来没感到电影能够替代书,替代小说,特别是还在不断革新的小说。
赵松:你对于现在中国的电影艺术发展情况有兴趣么?如果有的话,你怎么评价它目前的状态?
陈卫:兴趣是在一次次对自己的强行命令对它们表示一下兴趣中一次次丧失的。它目前的状态,就是赶紧吃饱喝足再说。哪边有奖哪边是娘。反正后殖民主义导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这么打个比方可能使问题更加清楚:假如中国的一切都发生了如今的变化,而中国电影还是国内三、四十年代的感觉,那中国电影在如今的国际电影节上,照样能拿这么多奖。
赵松:从整体上看,有人认为中国的电影无论是思维还是技术上,仍旧是比较初级的阶段,你怎么看?
陈卫:不,不是那些,还没到那些,还停留在心态问题上。电影的整体功利心态,来自于它可能是成本最高的艺术样式,仍处于解决生存问题的中国导演只能屈从于这样的现实。但是,这样的现实和心态诞生并将继续诞生一批伪先锋。有人去看了英雄还大呼上当,我不懂有什么好呼喊的。张艺谋的最初已经显示了他的今日,正如张元的当初也显示他的今日以及未来一样。又有人说到贾樟柯,等着吧。
如果生存果真是我们的问题,那我们为什么要从那些大制作开始呢?电影的艺术,并不完全取决于制作。我们可以从dv慢慢来。我们不能为了生存而放弃艺术。所谓的国际惯例,有什么好追求的呢?殊不知,因我们的自身现实摸索出我们自己的一条路,它也将成为所谓的国际惯例中的一部分,而更重要的,它还拥有对我们自己电影艺术起作用的经验和教训。可怕的是,现在绝大部分玩dv的人,目的也是瞄着国际市场,竭力“展示我中华的特殊国情现状”以满足西方评委们的窥淫癖。
我不想一棍子打死,我说的是所谓的“主流”虽然,他们可能会说他们是另类,或者一个更为英雄的词:地下。
赵松:但是实际上,在今天,无论是电影,还是小说,在你所追求的方向上,似乎都注定是小众的,而与大众的市场有着相当距离的一种状态。
陈卫:又是市场!我没感到我是为市场而做这一切。我觉得,把自己的这些愿望实现,比什么都令人满足!市场它就在那里,它不只是意味着商业,同时,我从不相信我写出的小说、拍出的电影,是无人观赏的。我们活在读者、活在市场之中,我们身上流动着市场的血液。我们自己就是读者,我们自己就是市场,我们不关心市场,也是市场的一部分。因此从我们身上流出去的血液,能找到它的读者和市场。我从来没有抵抗市场的兴趣和欲望,因此,我会遵循我的作品流入市场的规则,但这决不能影响我的创作本身。我在创作时不会思考它们。比如我上面说到的这个独立dv,我在为它兴奋时,我已预感到必定有人会为它兴奋,这个经验来自于我们自己作为长期的读者和消费者这一事实和判断。你在读谁的书、看谁的电影,你就在为谁写书,为谁做电影。
同时:我没有刻意去追求“小众”我对众的不感兴趣在于:我既对大众不感兴趣,也对“小众”不感兴趣,与大众、甚至与一切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不意味着拒绝他们——艺术家不拒绝一切——而只是艺术家必需的本能之一。
赵松:你的回答,让我感觉到你是个以自我娱悦为基调的艺术家。
陈卫:这么说吧:艺术家的惟一使命是创作他的作品,除此之外,都是僭越。包括愉悦自我。
赵松:换句话说,在你的创作世界里,是没有他人的。
陈卫:不可能。创作的过程,是始终包含他人的。因为我们本身不断地跟人打交道,不断地阅读他人的作品,不断地看别人的画,不断地看别人的电影,我们如何不活在他人的世界里呢?我们如何不关心他人呢?创作世界的“他人”重要的是他们,而不是你作品之后的读者。
赵松:那就是说你的创作世界是一个自足的世界?
陈卫:创作的世界,原本就是一个自足的世界,——这句话近乎一个真理。
四、其他
赵松:在你的生活中,艺术占据了多大的空间?艺术之外的生活对于你意味着什么?
陈卫:我觉得我就生活在艺术中,我的生活就是我的艺术。艺术之外的生活?好象没有,好象都与艺术有关。
赵松:实际上艺术生活一体化的人并不少见。
陈卫:我似乎是个特别胆小的人,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感到我这一生做不了太多的事,如果我把好几件事都放在同一重视级别上,我担心我绝对有可能做不好所有的事,所以,我对艺术之外的事,从最初开始,就保持着变态似的警醒,我不允许我碰它们——我是指结婚、生子这些很花精力的事情。但这也完全有可能是对艺术不利的,谁又知道呢?!
赵松:这么说的话,是不是你对于生活的看法有着明显的先验成分呢?在你看来,命运的说法成立么?
陈卫:人不可能不带着对自己的清晰,以及自身的经验辨别自己和周围的人事。只要不犯经验主义的错,经验必定是个好东西。但是我对经验主义在自己身上的作用,很警醒,因为以经验看待身外人事,为的是节省时间和精力,但对自己,没什么好节省的。
命运的说法的成立与否,还是在于人的不同。虽然我很喜欢“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这句话,但是我还是更相信通过努力获取改变,哪怕这样的改变微乎其微,也是欣慰。我不相信在人自身的范围之内,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
赵松:那么你怎么看待家庭以及家庭生活?
陈卫:我没什么家庭观念。好在我很早、几乎从写作一开始,就有自主权。如果真要有谁逼我进入家庭模式,我将痛恨家庭。最庸俗的对家庭、婚姻的诅咒,也都是我的感受。我眼里只有兄弟,没什么家人。虽然我对我父母、家人都很好,但我对他们好不是因为他们是我的家人,而是因为他们支持我写作,对我写作、艺术上的事,内心关心,表面几乎不闻不问很少打扰,更无责难。我觉得一旦这样,他们就比家人这个概念还亲。
赵松:你好像不太喜欢哲学,因为我发现你对哲学有着明显的距离感?
陈卫:我对坚硬的、成形的观念比较过敏——但是我有四十岁以后再看看它们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