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晕头转向的马东蹦西跳,转身,后退,跌倒,两次起错了步,挣脱出去。最后,十匹马轰地一下挤成一堆跑开了,骑师们一边疯狂地打着马身,一边彼此打着。在这片经久不息的喧哗中,听到一声更大的喊叫:两匹马摔在头一堆草垫上了。那以后,拜伦就没再去注意比赛了。正当他望着一个摔得人事不省的骑师被人从尘土中拖走时,人群中又发出一声惊呼,说明另一起事故发生了——这回他望不到了。这群马随着棒子的挥舞,尘土飞扬,拉成五个距离乱哄哄地跑过来了。一匹没有骑师的马也奔驰着赶了上来,嘴里吐着泡沫,缰绳耷拉着。
“没人骑的马能赢吗?”杰斯特罗朝拜伦嚷道。
在他们下边一排的一个男人,长着翘起的小胡子和黄色的金鱼眼,向他们仰起一张肥胖的、长满瘊子的红脸。
“si,si。1没人骑的马scosso2。先生,是scosso。virabruco!3scosso!”
当这群马第二趟从裁判席前跑过的时候,那匹没人骑的马清清楚楚地跑在最前头,拜伦还可以看出它身上毛毛虫区的颜色和徽记。
1意大利语:毛毛虫万岁!
2意大利语:乱跑。
3意大利语:是,是。
“scosso!”那张长满瘊子的红脸又掉过来,朝着杰斯特罗博士快活地嚷着,嘴里喷出大蒜和酒的浓烈气味。他还向他挥舞着两个拳头。“先生,看到吗?嗬!bruco!毛——毛——虫,先生!”
“对,确实是这样,”杰斯特罗说,一面朝拜伦那边躲闪一下。
跑到第三圈——也是最末一圈的时候,一直没被马从背上摔下来的骑师拚命鞭打他们骑着的老爷马,想要赶到毛毛虫区那匹没人骑的马前头去。广场上声音更大了,形成普遍一片疯狂的嘶叫。在尘土飞扬、一阵混乱的骚动中,骑师们使劲伸直头部,用胳膊捶打着,跑过了终点。那匹没人骑的马翻动红红的眼睛,还是勉强跑在前头。
“bruco!”那个长满瘊子的男人尖声喊着,跳得足足有两英尺高。“scosso!scosso!哈哈!”他扭转身来对杰斯特罗狂笑了一下,然后用一根假想的皮下注射针扎在他自己的膀子上,使劲打气,用这样生动的手势来向他比划说,那匹马是注射过药物的。“brauissi摸!1呼!”他沿着狭窄的走道奔到跑道上,一直冲到尘土中,消失在那些从座位上跳起来跨过木栅栏的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跑道上立刻挤满了人,打着转,嘶喊着,挥舞着胳膊,在狂喜中蹦跳拥抱,晃着拳头,抱着脑袋,捶着胸膛。在人群中,还夹杂着插了翎毛、来回摇动的马脑袋。在裁判席前边的跑道上,十二个穿白衬衫的小伙子正在揍一个没戴盔的骑师。他跪在土道上,举着双臂在求饶。骑师的脸上淌着鲜血。
1意大利语:最勇敢的!
“老天爷,那是怎么回事?”杰斯特罗用发抖的声音说。
“有人没能照原来约好的那样搞鬼,”拜伦说。“或者又另外搞了鬼。”
“我想——”杰斯特罗用颤巍巍的手捋着胡子。“这就是大主教所警告咱们的那部分。也许咱们最好走吧——”
拜伦伸出一只胳膊拦在他胸前。“现在走不得。先生,您仍旧坐在原来的位子上,别动。娜塔丽,你也这样。”
一帮脖子上围了毛毛虫区黄黑色围巾的年轻小伙子从人群中闯过来,直扑裁判席。他们踩着长凳子从杰斯特罗身边走过,领头的是个面色苍白的小伙子,前额还淌着鲜血。当这个满脸鲜血的家伙抄起旗杆的时候,拜伦把双臂伸到姑娘和杰斯特罗前面,保护他们。这一伙都在咆哮着,欢呼着,然后拿着旗子,咯噔咯噔地踩着长凳子走回去了。
“好啦!”拜伦拉住他们两个人的手。“来吧。”
激动的锡耶纳人和外地来的游客们都小心翼翼地替得胜的毛毛虫区队伍让路。拜伦一只手挽着姑娘,另一只手挽着杰斯特罗,紧紧跟在这伙人后边移动。他们走出了拱形矮廊,来到这座城市的主要大街。可是这时人群转到奖旗和护送它的凯旋队伍后边,把他们卷了进去,一直朝着大教堂方向往高坡上挤。
“啊,天哪,”娜塔丽说“这下咱们躲不开了。你攥紧埃伦吧。”
“哎呀,我没料到这手,”杰斯特罗气喘吁吁地说,用那只空着的手慌慌张张地摸着帽子和眼镜,另一只紧紧攥在拜伦的手里。“拜伦,我的脚几乎沾不着地了。”
“不要紧。先生,您不要硬跟他们抢路,就随着往前走吧。前边一有岔道,就不会这么挤了。不要慌——”
骤然间,人群由于一阵惊吓而骚动起来,一下子把教授从拜伦攥着的手里冲开了。他们听到后边有蹄子踩着石板的得得声,马的疯狂般的尖声嘶叫和人们的惊呼声。拜伦和娜塔丽周围的人群为了躲开那匹冲过来的马,已四散奔逃。过来的是毛毛虫区那匹得胜的马。一个穿了绿黄二色服装、假发已经撞歪并且就要滑将下来的健壮小伙子正在拚命勒住这匹马,可是它尥起蹶子,一只前蹄正踢在他的脸上。他淌着血倒在地下,于是马脱了缰。它连蹦带跳,尥蹶子,嘶叫着向前冲,人群赶快闪开。拜伦把娜塔丽从后退的人群中拖到门道里时,埃伦-杰斯特罗出现在空无一人的街心,没有了眼镜,跌了一跤,刚好栽倒在马正冲过来的路上。
拜伦对娜塔丽什么也没说,就直奔街心,从杰斯特罗头上一把抓起那顶黄色大草帽,对准马的脸来回摇晃。他蹲在那里,盯着马的蹄子。这匹马疯狂地嘶叫起来,朝着一堵宫墙躲闪,打了个趔趄,脚下站不稳了,随后又找到平衡,尥起蹶子,朝着拜伦甩起前腿。拜伦又晃动草帽,机警地呆在它踢不到的地方。这匹马两腿腾空蹦跳着,翻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嘴里喷着泡沫。这时,六个穿毛毛虫区服装的男人朝街心跑来,其中四个人抓住缰绳,把马拽倒,渐渐使它镇定下来。另外的人就去搀扶他们那个受了伤的同伴。
人群中跳出一些人来把杰斯特罗搀起来。娜塔丽跑到他身边。人们把拜伦围了起来,拍着他的肩膀,用意大利话向他嚷着什么。他正朝杰斯特罗身边走去。“先生,还给您帽子。”
“谢谢你,拜伦。我的眼镜,你没见到吧,嗯?我想大概已经碎了。嘿,我在别墅还有一副。”教授茫然地眨巴着眼睛。可是他神情还挺兴奋,挺愉快。“我的天,好一阵乱哄哄。出了什么事啦?我大概是给推倒了。我只听到有一匹马在我身边得得跑着,可是我什么也看不见。”
“他没怎么着,”娜塔丽对拜伦说,说的时候直直地凝视着他的眼睛,过去她一直没用这样的眼神看过他。“多谢你。”
“杰斯特罗博士,要是您没太受惊的话,”拜伦又挽起他的胳膊说“咱们应该到毛毛虫教堂去参加感恩仪式。”
“哦,一点也没受惊,”杰斯特罗笑了。到了行动的时刻,他的心神似乎才镇定下来。“咱们一不做,二不休。我对这一切感到很开心。咱们去吧。拜伦,你把我攥紧点,刚才你可有点失职。”
过了大约一个星期,娜塔丽和拜伦正在图书室工作,外边一阵夏日的雷雨在敲打阴暗的窗户。天空打闪的时候,拜伦刚好从地图上抬起头来,看见娜塔丽正朝他凝视着。在灯光下,她的脸显得很沉郁。
“拜伦,你到过华沙吗?”
“没有。怎么?”
“你愿意跟我一道去那儿吗?”
拜伦用很大的意志力抑制住自己的喜悦。他把二十年来
抵抗他父亲盘问时的那副叫人捉摸不透的迟钝神情拿了出来。“去干什么?”
“哦,也许值得去游览游览,你不这么认为吗?斯鲁特甚至说,那儿颇有点古色古香。问题是:埃伦越来越不肯让我走了,这你是知道的。本来我尽可以叫他见鬼去,可是我不大愿意那样做。”
拜伦听到过他们讨论。看完赛马后,杰斯特罗得悉自己怎样差点儿受伤或者丧命,曾大大紧张了一阵子。驻佛罗伦萨的美国领事在赛马后曾来看望过他一次,那以后,杰斯特罗的阴郁心情更加沉重了。他一再说外交界对波兰的形势很担忧,他认为娜塔丽打算作的这次旅行风险太大。”拜伦说:“我去会起什么作用吗?”
“会的。你知道埃伦如今背后怎么叫你吗?那个宝贝孩子。他怎么也不能忘怀你在赛马时的那番作为。”
“你向他夸大了。”
“我没有。你表现了突出的镇定。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埃伦事后知道了之后,他也有同样的想法。那匹马很可能要了他的命。假若我告诉他你也去,我估计他也许不会再罗唣了。”
“你的朋友斯鲁特看到我跟你一道来,也许会觉得不快。”
娜塔丽略带苦笑说:“莱斯里-斯鲁特由我去对付。成了吧?”
“我考虑一下。”拜伦说。
“你要是缺钱,我愿意借你一些。”
“哦,钱我有。娜塔丽,说实话,其实我也没什么可考虑的,我想我还是跟你去吧。杰斯特罗一去希腊,呆在这儿也太冷清。”
“太好了,”她畅快地向他笑了笑。“咱们一定会玩得痛快的,我向你保证。”
“去完华沙以后呢?”拜伦说。“你还回到这儿来吗?”
“大概是这样吧——要是这个时期领事还没能说服埃伦回国的话。他确实正在埃伦身上下功夫呢。那么你呢,勃拉尼?”
“哦,也许我也这样,”拜伦说。“我现在是闲荡着。”
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杰斯特罗博士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吩咐开一瓶香槟酒。“拜伦,我没法告诉你这么一来我心里有多大一块石头落地了!这个顽固的姑娘不知道波兰这个地方有多野蛮,多落后。可是我知道。就我的亲威们的来信看,自从四十五年前我离开以后,那儿丝毫也没有改进,而且那儿的局势实在极不稳定。那个留小胡子的坏蛋1正在叫嚣得很凶,咱们得做最坏的准备。不过,事情发生之前总会有点什么警告。如今,我放心多了。你是个能干的年轻人。”
1指希特勒。
“你说得仿佛我是个白痴似的,”娜塔丽啜着香槟酒说。
“你是个女孩子家。这一点你不容易记住。小时候你就是这个样子:爬树呀,跟男孩子们打架呀。嘿,那么我一个人守在这儿吧,这我倒不在乎。”
“先生,您不去希腊吗?”拜伦说。
“我还没一定。”杰斯特罗看到他们迷惘的神情,笑了。
“我在护照方面有点麻烦,我一直也没去纠正它。我不是美国出生的。我父亲入了美国籍,我也就归化了。如今,一重换护照,才知道原来还牵涉到什么公交手续。尤其我已经九年没回去了。这个问题在八月底以前也许可以澄清,也许不能。如果不成,那我就明年春天再作那次旅行。”
“这个问题您可一定得解决,”拜伦说。
“啊,自然。领事说,这类事情以前很好办。可是自从大批难民从希特勒那里往美国逃,规章严起来了。嗯,勃拉尼,这么说来再过几个星期你和娜塔丽就要去华沙啦!我再高兴不过了。我相信她很需要个保镖的。”
“埃伦,你也可以爬树去了,”娜塔丽说。她脸变得粉红了,他叔叔朝她笑了起来——一个星期以来他头一回笑得这么畅快。
“我希望你们会想办法会会我的表弟班瑞尔,”杰斯特罗对拜伦说。“自从我离开波兰以来,我就没再见到他了。可是
我们每年总要通上这么三四回信。临机应变一直是他的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