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包产到户整体上是很不错的政策,对调动此时八亿农民之积极性甚至为后来超日追美都起到了“奠基礼”的作用。但不可否认,我们看到了包产到户的好处,而没有注意到,包产到户对集体经济有一种天然的否决作用。
这种否决,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副作用还不明显,因为人人都可打工,都可办厂经商,发财致富的门路比较多;但在经济落后地区,在纯粹的农村山区,在老少边穷地区,这种“副作用”的恶果就出来了。
这也是到了安岭梦境最后几年,共和国经济实力已经早就位居世界第二了,在某些地方还有“成片连片贫困区”,国家还要提出“精准扶贫”的根源所在。
因为历史与现实的原因,这些地方的农牧民,哪怕就是包产到户了,其发展生产的能力也非常有限,甚至,还不如在大集体时代。
毕竟,大集体时代只需要每天出工劳动即可,但现在一切都得靠自己,生产计划、种植、经营、交易等,这些环节对于没有文化或文化较低的农民来说,其实是勉为其难了。
譬如,大集体时代由集体养牛养猪,如果猪牛瘟死,自己损失不大,因为成本并不直接摊在个人或家庭。进入“包产到户”时代,每家每户养牛养猪了,看起来很美好,大多数也确实美好,但少数农民,却经受不起死牛死猪的“损失”,如果几年内来这么几次,哪怕已经有了点家底的人,也可能很快一败而空。
在安岭看来,为什么“三农”问题直到他梦境重生前都没有搞好?
一是长期以来城乡倒挂,国家以乡村养城市的恶果,由全体农民来背负承担,具体来说就是从农村与农业拿走太多而给予的投入太少,农民的事情农民自己没有发言权,更是做不了主。
二是八十年代初一举消灭了农村集体经济,让农村脆弱得无力去走访一家贫困户、五保户,让伤病农民没钱救治甚至只有死在手术台上。
别看后来国家对贫困户、五保户等帮扶较多,那其实是在国家有了“余钱”之后不得不那样的举措,那钱,并不是来源于集体,而是来源于国库。
这也是华国另一种意识的根源,那就是几乎大多数人都觉得国家的政策不错,但具体到生产队、乡镇、单位、街道这种基层,人们又十分反感甚至愤恨的原因。不是基层不做有些事,实在是上面在制定游戏规则里,就没给基层扶危济困的自主权。
现在,包产到户刚刚搞了一年两年,冲白河此前因为祖桂良的保守,刚分下去一年。而且,因为祖桂良的“保守”,也给安岭留下了一些可供操作的空间。
譬如还属于各村组的集体土地,总量却还有15%左右,而且均是优质土地。另外,集体山林、荒滩等,大部分都没有分下去;这是祖桂良留给安岭的“财富”。
安岭学的是经济学,而且主要偏向于宏观经济学,甚至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先不说其科学性如何,就以我们常说的“民富国强”四个字,这大体上应该是所有经济学都应该研究并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能实现“民富国强”,那再好的说教也没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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