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一间空教室,里面是一地的老式防毒面具,成千上万。都是当时救援人员留下的,没有被填埋,随意地堆放着。当年,每个防毒面具后面都有一个英雄,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全都奉献在了这里。他们后来遭遇了什么,现在是什么样?没人知道。
这里除了老旧许多,一切都还是当年的原样。站在防毒面具堆中,仿佛再次时光穿越了,我有点体会到28年前,重返危机现场的感觉。灾难当头,人命关天,舍生忘死。
我走近,捡起一个防毒面具,一抖,里面散落大量灰尘。手上的盖革计数器几乎要爆了,这里有重辐射源!
瞬间,我的无线麦克风就失声了。身后的魏凯也一摊手,摄像机等电子设备,一并儿全瘫痪。
回到车里,摆弄着相机,看我们进切尔诺贝利一路拍的照片,发现了问题。我和梁红,原来无论在哪儿拍照,都带着笑。在奥伊米亚康零下50℃的极寒下如此,在摩加迪沙的暴力街头依然如此。但在切尔诺贝利的所有照片里,我们的脸上都没有一丝笑意,全透着恐惧。
可能自己不觉得,但表情出卖了我们。
30公里,故土难离切尔诺贝利
切尔诺贝利不能轻易地来,也不能轻易地离开。
出30公里辐射圈的时候,有一个检查站。进去的每个人出来都要接受全身检查,包括携带的物品。管理方不希望有任何放射性的污染物被带出去。如果有超过辐射值的东西,包括人,都会被扣下做清洗。“洗澡”很昂贵,600美元。
所幸我们控制得还好,全都通过。
向导和司机就此和我们告别,他们这才接下了我发的烟。
开着车,我们围着切尔诺贝利30公里辐射区的围墙转意犹未尽,围墙里面我们不能再待,辐射超标,太玩命也不行一天实在太短,我还想寻找到一些特别的东西。
一群很大的鸟儿,在草地上觅食,像是变异的鹳。这一天进出,我们没有看见三头六臂的物种。
前方有人在招手,是个50多岁的乌克兰大婶,要搭便车我高兴疯了,终于遇到个体制外的人了,她可能会告诉我们些不一样的东西。
上车之后,我让梁红把副驾驶腾给了她。问她去哪儿她说切尔诺贝利。这儿就是啊?她指了指南边,那里有个村子。
聊天中,她不太愿意回答我们关于核电厂的事情,只挑不太关键的说了一些。其实她也是切尔诺贝利“体制内”的人目前在园区内当会计。她说切尔诺贝利核电厂里面,还有很多人在工作;也正因为有人一直在维护,才能保证不会再有大事故发生。
这匹马竟然敢吃这里的草,真是“无知者无畏”。
但是现在情况不容乐观,石棺坚固的外壳,挡不住地下水的渗透。反应堆内的核物质随着地下水,还在继续污染着周围地区,甚至居民的饮用水源。石棺依然像一个延时引爆的地雷。28年过去了,4号反应堆还在制造着威胁。
里面的工作人员,每天都穿着防护服,带着盖革计数器累计自己每天吸收的辐射量。工作人员都是大批轮换,每工作15天,这一拨人就必须得撤走,五年之后,才可以再回去工作。
“你还住在这里,不害怕吗?”
她说不害怕,这里是她的家,她在这儿住了一辈子了跟奥伊米亚康的当地人一样,他们也是故土难离。人的这种情愫很奇怪,无论环境多么恶劣、危险,人们总是难舍自己生养的故土。切尔诺贝利隔离区附近,现在还住着将近800人,绝大多数是退了休的老人,自愿回到这里。
他们已经通了电,少数还装了电话。人们在隔离区里种菜饲养家禽、捕鱼打猎,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你身边的人,都还健康吗?”
她苦笑,很无奈地告诉我们,死去的也已经去了天堂该得病的也已经得病了,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她的孩子们都住在基辅,那里很安全,她自己现在身体也很健康。
我们假设了一下,如果在基辅给她提供一个居住的地方她会不会去?大婶不假思索地说:“不可能去,切尔诺贝利是我的家。”
送大婶到家,典型的欧式村落。房屋稀疏,家禽游走,居民耕作,一个年轻人在学摩托车。一切都井然有序,夹杂着恬静的笑容。
除了看不见的核辐射,这里一片祥和,俨然农家乐。
驱车去乌克兰首都基辅。那儿有一个小区,托尔耶什那。据说当年从普里皮亚季被迁出去的人,很多被分到了这里。
一个安宁的社区。这些居民楼,这些公共设备,和普里皮亚季是那么的相似。区别只在于,一个在切尔诺贝利之内,一个在外;一个有人居住,一个是无人区。
几经打听,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60多岁的老人,他就是当年发生爆炸时,住在普里皮亚季的亲历者。此刻正带着孙子在小区里荡秋千,但是不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非常抗拒镜头。就简单说了几句,他现在过得还不错,当时一起迁过来很多人,多数都患了癌症。
我很想听听当年灾难亲历者的描述,不愿就此放弃。后来又打听了很多人,敲了很多门,但一直在碰钉子,吃闭门羹。有些人还恨恨地看着我们,怪我们提起切尔诺贝利的事,驱赶我们。
20多年过去了,切尔诺贝利的伤痕,依然留存在许多人的心里。
...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