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的老花,一定看不清我手机小屏幕上的照片。他当时为什么不戴老花镜?他不想看清楚林丁丁吗?他难道不好奇曾经让他爱得剧痛的女子几十年后变成了什么样子?我想,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不想看清现在的丁丁。他不来参加聚会,首先是参加不动——身体和精力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不要看见一个多了许多肉、少了许多头发的林丁丁。因为他当年那么爱那个小林,他不愿意她变,不愿意她老,不愿意她不好看;他不看她,是为了自己好,也是为了小林好。不看,那个年轻的林丁丁,好看的林丁丁,就永生了;至少永远活在一个人的心里,梦里。此刻我发现自己看见的红绿灯像是掉进了水里;我哭得那么痛。刘峰对林丁丁的爱使我也多情了。
我在香港开会的第三天,手机上来了一条短信:“刘峰先生于2015年12月23日凌晨4:26分于北京武警总医院病逝。”
刹那间我不知道这个刘峰先生是谁。跟我战友了一场的刘峰一辈子也没人叫过他先生。短信并不是他侄子发来的。我把电话打给发短信的机主。机主却一直呼叫转移。我给刘峰的侄子打了个电话,他也刚刚接到同样的短信。三小时之后,我们与会者正在晚餐,又收到追悼会通知。我拨通郝淑雯的电话,她连刘峰逝世的短信通知都没收到。她只说:“这么快呀!太快了!”也不知道她指什么,什么是她快和慢的参照,跟什么比“太快了”。
两个月前我去看望他的时候,他真的是怕吓着我,没跟我说实话。要不就是他那个姓沈的女朋友没跟他说实话。但前一种可能性更大,他的淡泊和幽远,他那静静的微笑,是来自一种全盘的接受,接受了一切,也包括接受了不久即临的死亡。
夜里十二点多,我接到一个女人来的电话,对方自报家门,姓沈,是刘峰的朋友。但我马上觉得,这个姓沈的女人对于我绝不是个陌生人,我们一定认识,而且不是一般的熟。那种亲熟从遥远的少年时代散发而来,如同动物间神秘的生物电,如同难以捕捉的气息。于是我的直觉比分析判断快得多,就在她简短报告了刘峰病故前的状态,以及感谢我捐助的钱——那钱每一分都使上了劲儿,她在此附加了一句;就在她跟我再见的刹那,我平淡地说:“是小曼吧?”
“……嗯,是。见了面我再跟你细说。不是你想象的那种……”
我想象的哪种?挂了电话,别说想象,连思维都停了。怎么了,小曼和刘峰?他们最后是怎样相伴的?谁先找到了谁?刘峰最后是个谜,但他的谜跟小曼比,太简单明了。小曼怎么成了沈老师?唯一的推理结果是小曼的亲父亲姓沈。刘峰为什么不告诉我,他的女朋友就是小曼呢?而且不是我想象的那种“女朋友”。
我以为活到今天,已经没有让我吃惊意外的事物了。而刘峰和小曼,真沉得住气,用了四十年来向我、向人们揭示这份意外。我坐在酒店的落地窗前,窗外的香港灯红酒绿。小曼对刘峰生命终点的叙述,我此刻才顾得上回想。她告诉我,他没有痛苦,没有留恋和不甘,他在进入弥留的昏迷前睡眠很多,那种死沉的药物睡眠。弥留的昏迷持续了两天,没有醒过来,直接走进死亡。
追悼会前一天,我跟小曼相约,先到她家见面,然后我请她到附近的“鸭王”吃晚饭。小曼在楼下迎我,裹着一件米白羽绒衣。我惊奇地发现老了的小曼比年轻时好看,也许因为有关好看的标准变了。她的黑皮肤、小脸盘、曾经被看作奇葩的浓密纱发,现在都被认为是好看的。那时候我们说小曼坏话:她能演什么呀?脸比脚后跟大点儿,脑壳比拳头大点儿,上了台她是哭是笑观众都看不出来。小曼本身话少,我和她在电梯里都沉默着。我们之间几十年的疏离随着楼层的升高而上升为陌生,陌生又上升为压力。开电梯的妇女换成了个老头,也一句话没有,三双眼睛都盯着显示灯,电梯却爬不动似的。
在小曼的两居室门厅里,置放了一张写字台,布置为灵台。写字台就是刘峰曾安装了根铁签,把苹果固定上去为我削苹果皮儿的那张。灵台上刘峰的照片是四十年前的,我们巡回演出到西藏,在澜沧江边拍的,右手握在冲锋枪的枪把上。那时我们不知道澜沧江一直流淌,最后就流成了湄公河,而刘峰会去湄公河入海的国度作战,失去他给我们做过甜饼的右臂。他那结实灵巧的右手,为我们抄过跟头、修过地板、掏过下水道、补过军装……澜沧江边的岩石上,同一个景点,我们每人都留了影,也摆出跟刘峰相同的Pose,端在胸前的冲锋枪是跟汽车兵借的。那时候追求林丁丁的摄影干事还没调到大军区,还在昌都军分区当干事,我们沾丁丁的光,每人照了一张江边留影。因为照片质量好,用在灵台上的十二寸照片虽然是用当年120胶卷的底片放大的,还是非常清楚。照片里的刘峰好年轻啊,那么老实巴交,嘴角有种深深的谦卑,而深明大义的光芒就在眼睛里。那时他最得意,最红,年年当标兵,全军区的宠儿,连军区首长来审查节目,都要先跟刘峰握握手,说:“小刘啊,这帮唱唱跳跳的小鬼不好管,好好给他们带头!”但他从那时就明白那都不是看家本领,自己终将无为无成,因而谦卑。他被我们每个人麻烦,还找来“括弧”那样的残废孩子麻烦他自己,时刻准备着帮我们的大忙小忙,琐碎到被絮里捞针的忙,他都那么当真地帮。我们麻烦他就是需要他,被人需要着是他最好的感觉,使他发现自我价值,让他抖擞起活着的精神。他最早那毫无来由的自卑,终于露出了根。不能不说是一种英明吧?在他二十岁的照片上,眼中的深明大义正源于此。
我看着照片,为自己流不出眼泪而焦虑。其实小曼也没有哭。也许她的眼泪是逆向地流淌,往心的方向。小曼在我身边说起话来,话是重要的,不过有些上年纪女人的絮叨。当年她的病(精神失常)不单单是被当英模的压力诱发;在那之前她就有点神志恍惚。仗刚打起来,野战医院包扎所开进一所中学时,教学楼前集合了一个加强团士兵,从操场奔赴前线。第二天清早推开楼上的窗,看见操场成了停尸场,原先立正的两千多男儿,满满地躺了一操场。小曼就是站在窗前向操场呆望的那个女护士。她站了多久,望了多久,不记得了,直到护士长叫她去看看,万一还有活着的。她在停尸场上慢慢走动,不愿从躺着的身体上跨越,就得不时绕个大弯子。没风,气压很低,血的气味是最低的云层下的云,带着微微的温热,伸手可触。她这才知道满满躺了一操场的士兵是那个军的。刘峰那个军。再走慢点儿,万一还有活的,万一活着的是刘峰……
小曼侧过脸来看我,“穗子呀,我是拿起尸体袋子上的牌子一个个对号的,个别没有名字和番号,我就怕得要死,打开袋子,看一下他的脸……”
就那样,一个操场头一天还操练,立正稍息向右看齐,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第二天一早,立正变成卧倒了。卧倒的,个头都不大,躺在裹尸布和胶皮袋子里,个个像刘峰,个个都像她新婚的丈夫。小曼的神志是那时开始恍惚的。
小曼还站在刘峰灵台前,满腹心事纺成线,不断往外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