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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回来了,我们就有主心骨了。”陈贵水缺了两颗门牙,右鼻孔还被纱布堵着,瓮声瓮气地说,“你领着我们干!我们可以活捉蒋介石,逼他交出军长,惩办袭击新四军的幕后主使人,为新四军恢复名誉。”
“对!实在不行,也要干掉国民党几个大官,尤其是特务头子戴笠,为死难的弟兄们报仇!”张五娃激愤地说。
“二排长说得对!我们教导队,不能背着俘虏的名义,这么屈辱地活着,我们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情,让‘蒋该死’知道我们新四军不是好惹的!”不少党员骨干随声附和。
“这样不太好吧?”在一致的激愤声中,不同的声音总是显得那么刺耳。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说话之人身上,此人正蜷缩在一个角落,团着手,一脸的憨厚。看到所有人目光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他将头埋得更低了。
李云勇认识此人,他是三排长李二狗,原二支队警卫连副连长。
“李排长,你有什么话就说出来。”李云勇鼓励道。
李二狗抬起头,怯生生地说:“我们家里老话讲,兄弟打架,外面人就要欺负上门。国民党再怎么坏,也是中国人,我们当前最大的敌人……”
“呸!”李二狗话没说完,就被张五娃粗暴打断了,“二狗,你还当国民党反动派是兄弟?他们是怎么对待军长的?怎么对待政委和参谋长的?怎么对待我们战友的?当着我们的面,怎么折磨李队长的?再往上说,他们以前是怎么对待我们苏区的父老乡亲的?他们和日本人一样,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今天在操场上,我就恨不得上前,将那个特务头子一刺刀给挑了。”
“挑得了吗?”李云勇淡淡地回了句。
张五娃顿时没了声音,气哼哼地扭过头去。
“李队长,你拿个主意,我们听你的。”有党员提议道。
“同志们!和军长分别时,军长特别叮嘱我,要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要沉溺于个人情怀,”李云勇深情地说道,“各位说的都有道理,国民党反动派欠下我们的血债,总有一天,我们要向他们讨还!但现在,国难当头,日寇逞凶,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三排长说的不错,国民党反动派再坏,也是中国人,如果我们此时内部争斗,受益的,只能是日本鬼子。古人说得好,‘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当下,我们主要敌人是日本鬼子。”
“那,政委、参谋长,还有那么多牺牲同志的仇,就不报了吗?”张五娃哽咽着说道。
李云勇轻轻拍着张五娃的肩膀:“仇,当然要报!但需要有个轻重缓急。新四军是人民子弟兵,我们不能在人民饱受日本鬼子欺凌的时候,只想着为自己报仇!这也是军长的意思。”
“嗯!也对!军长还在反动派手里做人质,既然军长这么说,那我们听李队长的。”陈贵水说道。
“今天是教导队党支部扩大会议。我们举手表决:同意放下仇恨,和国民党合作抗日的,请举手!”李云勇说完,举起了右手。
陈贵水和李二狗也举起了右手。
大部分党员也举起了右手。
最后,“伙头王”和张五娃也缓缓举起了右手。
随着车子在道路上不停地颠簸,李云勇心潮也不停起伏。队员们对国民党军队有着天然的抵触,以后如何进行协同作战,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队员们心中都憋着一股怒火,会不会到时候控制不住,真的袭击国民政府的军政要员?那样,不仅给反共的顽固派以口实,而且,会动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让日寇渔翁得利,成为千古罪人!
必须尽快和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将队员们的思想动态向上级汇报!
这几天,他在战友们疑惑的目光注视下,完成了从《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里摘字编码工作,当他费尽周折,将通讯密码编制成曲时,他一直带在身边的那只残破口琴,却被崔天借故留在了息烽。
没有了口琴,自己怎么发出密码信息,怎么与上级取得组织联系?眼前这帮熟悉的队员,尽管个个默不作声,在李云勇知道,每个人内心都有复仇的岩浆在奔流!如何能让这支精锐队伍按照组织安排的轨道运行而不会突然脱轨?李云勇觉得压力山大!
比李云勇压力还要大的,是位于重庆的蒋中正。
南山松厅里,书桌上摆放着一个卷宗,上面标着醒目的“绝密”,正中六个大字:“死士行动方案”。旁边,是一叠印着“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签头的公文纸,上面是清晰整齐的工整小楷,足见撰写者的严谨和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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