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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谈误国,实干兴邦。”东南府人员普遍强于做,弱于说,许多好的经验,说不出来,写不到点子上,也难以反驳对方。
孙承宗一来,吆喝上几嗓子,大家就信他了!
人比人,就是气死人。
他威望高、提出来的证据多,说得头头是道,把科举制的弊端一一陈述,驳得任何人无话可说!
譬如现任东南府财政部副部长的刘之凤是两榜进士,认为“科举制”是好啊,而孙承宗不客气地道:“好他个p,进士新官到达部里,账不会算,工不会做,连份公文都不会写,都是胥吏把持,待到业务成熟,又调任了,然后重新开始!”
“这样的官能有多大作为?地方官任上更是如此,只会读书读死书的人,居然行政、司法、教育什么都一把抓,以为个个都是老夫我啊!”他大咧咧地道,大家只能洗耳恭听!
孙承宗敢说自己什么都行,如果颜大少这么说的话,说他无所不能,大陆那些恭维他的说他是神人转世,背后却骂“小海贼你会做官才怪!”
要不是你仗着你的家伙比别人的更粗更大和更硬,说话声大夹恶,动不动就亮出后面的一群满面横肉,脸色不善的兄弟们,别人只当你是放p!
孙承宗就不同,他的背景太显赫了,听他分析胥吏之害:“历代都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这些胥吏欺上瞒下,中饱私囊,胥吏不是官,但一个县里的官只有几位,想要维持运转就需要胥吏,就算是好的命令下来也往往会因为他们的作用扭曲,反而变成了劣政,恶政,他们的危害可想而知。
他们刁难索贿、挟制主官、监守自盗、依仗强豪、欺压百姓、敲诈勒索、盘剥平民、操纵司法、徇私舞弊等等。其中,尤以胥吏凭借对律例的精通操纵司法、借诉生财的现象最为典型,再有,胥吏掌握着黄册、鱼鳞册(就是人口资料和土地登记情况),甚至官老爷们都看不到真正的册子!他们从中取利,你跟我好,我就少报你一点人头上去,你给钱给我,我就把你的肥地变为劣地,少交粮!
行啊,县太爷做不了业务啊,请师爷喽,一个师爷一年二百两银子报酬,一个县太爷要请起码三个,一年六百两银子,而县太爷的俸禄在万历年间米是2石、银子30两和宝钞30贯,加起来请师爷都不够,他不贪才怪!”
由他一锤定音道:“我东南府的文官制度确实好!其实就是北宋王荆公想做的事!
王荆公主张,即将出任公职的人都应当先担任胥吏的职务,让他们预先学习将来自己所要指导和监督的工作。
其次,他又主张提高胥吏和下级僚属的地位,以消弭或缩短他们被隔绝于文官制度之外所造成的差距,希望将他们纳入儒家伦理和社会规范的约束之下,并启发他们忠诚奉献的精神。当时他的确曾将胥吏纳入支领国家薪饷的行列。可是,不久以后,他的政敌便将这项成就和他的其他改革措施一起废止。”
得,他连王荆公亦即王安石这个改革家大牛搬出来,大家无话可说!
东南府的文官制度正式确立,所有新人都要考试,再逐级升迁而不是官职一步到位。
……
孙承宗在东南府坐镇,影响深远,等于一朝帝师对一个原本化外之地的认可,他都来了,别人自然能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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