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

说由于沙特拒绝接受诺贝尔奖，就可能成为唯一有权利去埃及说服纳赛尔与以色列和解的人，他说:“您是唯一能使纳赛尔听从的人。”但是，有人告诉他，沙特在接到他的信之后，竟然问:“这个莱维纳斯，他是谁？”其实，据沙特的亲密伴侣在《年华的力量》中所记，沙特是通过在圣·米歇尔大街上的书店里，发现了莱维纳斯的《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直观理论》一书，从而接触现象学的。当时，他一边翻着书一边说:“这都是我曾经想说的，可胡塞尔已经说过了。”

    确实，莱维纳斯在战后与涌向历史与政治的风潮保持距离。他是书斋里的哲学家:默然无声，远离喧哗，埋头著书，精雕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与巴黎知识分子圈是隔绝的，只留一只脚在里面，却几乎没有什么来往。五十年代初期，对莱维纳斯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是他与苏沙尼的结识。战后，他任巴黎东方以色列师范学校的校长、哲学教授。他的挚友纳尔松教授向他介绍了苏沙尼这个外表古怪、衣衫破烂、踟躅巴黎街头的天才犹太学者。苏沙尼是个异乎寻常的人物，谁也不知道他来自何方，更不知道他的去向。这个犹太修士却有着非凡的才学:他通晓三十多种语言——古代的和现代的——其中包括印度语和匈牙利语。他的法语极其纯正，英语无懈可击，甚至能用希伯来语一字不差的背诵犹太人研究《旧约》所依据的经典著作《佐哈》，而且他对现代物理学、数学都有极高的造诣。莱维纳斯与他交往有二三年之久。莱维纳斯为他在自己的住所里保留了一个房间，苏沙尼每周来一二次。突然有一天，他说了声“再见”，离开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有人说他后来死在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可能他是在那里教授核物理学。与苏沙尼的接触，使莱维纳斯深深为犹太教精神所吸引，极大的影响了莱维纳斯以后的哲学研究。

    1980年，莱维纳斯曾说过:从德国集中营回到巴黎后，我认识了一位犹太传统文化研究巨匠。他并不把与经典著作的关系当作慈悲或建树的简单关系，而是把它当作严格知识的方向。我要说出他的名字:他就是苏沙尼。我今天发表的所有关于《塔木德》的研究成果，都多亏了他。这个外表像流浪汉的人，我要把他排在诸如胡塞尔或海德格尔那样的大学者之列。

    与这位奇特学者的交往和学习，使莱维纳斯在几年之后就成为法国《塔木德》最优秀的研究者之一。只不过，他是以自己的方式接受犹太教精神的，他把这种精神融合在自己的思想之中:“我感兴趣的，是把《塔木德》涉及的各种问题放在哲学前景中考虑。”

    另一位德国犹太学者罗赞兹维格对莱维纳斯也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罗赞兹维格幼年接受过希伯来文化教育，但由于生长于欧洲，很早就被欧洲基督教文化所同化。他曾经攻读过医学、历史和哲学。他的许多亲友都信仰基督教，他也长久怀有此心。在决心与犹太教决裂之前，他来到柏林的一座犹太教堂，准备做最后的告别。而就在此时，他突然意识到了犹太教的深刻存在，又决心不再改宗教信仰。他要借助基督教道路继续他的犹太教信仰。他把自己宗教追求的复杂经历与体验写成堪称犹太思想史的独特巨著《拯救之星》。这部书首先吸引莱维纳斯的是它对黑格尔的整体性和作为内在暴力的国家概念的批判，这些深刻批判也来自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亲身经历和生与死的体验。这部著作向基督教接近的倾向也影响了莱维纳斯，他认为罗赞兹维格展现的是一种现代犹太教:真理从本质上讲（完全不是由于历史变故）只以两种形式表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形式，二者不可互相取代，也不可互相依靠；但是，它们又是互相不可缺少的，而且绝没有优劣之分。罗赞兹维格认为:犹太人身在天主旁边的时候，而世界还没有；但基督教的形式是为那些没有在天主旁边而想通过世界趋近天主的人。耶酥的形象趋向上帝，召唤着世上的一切人；而在犹太教中，这种趋向已经实现，但却不是对所有的人。莱维纳斯认为罗赞兹维格是在宗教历史上第一次指出两种形式表现出来的真理是可能在互不相合的情况下互相理解的人:有我们，也有其他人。基督教与犹太教可以调和，但不是综合，而是一种共生，平行同在，人类会因为这种共生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正是受到这种倾向的影响，莱维纳斯始终坚持这样的思想:对基督教接近的标志在于这样的纯净的运动，进行这种运动的人超越了任何意欲，对于不属于他信仰的历史与遭遇的过程不做任何损伤与判断，而只是对之进行阐释。在莱维纳斯看来，罗赞兹维格要重新复活、重新思考犹太教，他提出的问题属于普遍世界。

    五十年代以后，莱维纳斯对犹太教的研究以及与苏沙尼、罗赞兹维格等犹太学者的接触，使他的哲学研究日益深入，范围也愈加广泛。1961年，莱维纳斯发表了《整体与无限》（totaliteetinfini），副标题是“论外在性”，1963年发表了《困难的自由》（difficileliberte），副标题是“论犹太教（essaisurlejudasme)，1968年又发表了《塔木德研究论文四篇》（qutrelecturestalmudiques）。在此期间，莱维纳斯1964年始任波蒂埃大学哲学教授，1967年回到巴黎，任巴黎第八大学哲学教授。

    的确，莱维纳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致力于著书立说，与外界绝少交往。在他的著作中没有涉及诸如阿尔及利亚战争或越南战争等重大事件。他与形形色色地动荡、激烈的历史事件总是相隔有距，他以一种智者的立场进行观察、思考。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他的著作总体中了解他对社会、政治问题的一贯观点。

    比如，在“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的思想统治知识界的时候，莱维纳斯在激烈的辩论中从没有与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直接交锋，但他的著作实实在在地表明:实际情况与这个论断恰恰相反。他在后来的谈话中不止一次谈到他对马克思主义中所说的对他人的重视表示欣赏，但他对反压迫运动中表现出的暴力，对共产主义的仁慈中包含的专制基础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是难以原谅的。

    这一贯的态度也体现了他在六十年代末发生的震惊法国直至欧洲的“五月风暴”中所持的立场上。对于“五月风暴”，莱维纳斯当时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评论，人们所知道的是，这位巴黎农泰尔大学的教授对这次风潮持有一种明显的保留态度:他在学潮期间，每天夹着皮包准时走进空空的教室，然后再夹着皮包离开。他极其反感的看到了他的亲密同事、好友，那么善良、友好地对待学生运动的哲学系主任保尔·李克尔竟当众被自己的学生嘲笑、侮辱，这令他难以忍受。他还提到过另一个令他反感的场面，“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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