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远有多远

——每个人都有他应该干的事，我们爷俩”爷爷突然对我说，然后站了起来“像村长说的那样，你会是一支好笔的。”

    “因为我是你的孙子？”

    “是的，是的，那当然。”爷爷大声地笑了“去看看以前的村史——你以后有空把它们敲到电脑里。”

    我们拐进厢房，爷爷在柜子里拿出一本用毛边纸装订的书。书的封面是厚厚的铜版纸。

    “这就是，你拿去先看看吧。”他把书递给了我，走了出去；但很快，又回头说“顺便翻翻我们家族——爷爷的也在。”

    他朝我有点不好意思地笑，就像一个初中生把自己的得意之作拿去请教老师一样。但是，在那份不好意思之中，又似乎有一份迫切和期望。

    所以，爷爷一走出去，我就按着“包氏列祖”红线的延伸找到了“包七郎先人”我想看看爷爷是怎么写自己的。在没看前，我翻了翻，感到一种莫名的失望：爷爷只用两页来写自己。我们口耳相传、津津乐道了三十年的爷爷，他只用两页文字就把自己的一生给打发了——而且还是用毛笔写的两页。

    包七郎，越山郡怀溪人氏，阳历公元一千九百零一年生人，享阳寿甲子挂一。其母林氏生其之时，正于山中劳作。忽七狼首尾相抵而至，围成一圈，嘶鸣不止。林氏惊吓昏绝，醒来隐隐作痛，以为狼恶，细看原来是喜得金童。

    其年少时聪慧异常，但也顽劣有加。喜独处，爱远游，常常不知所踪，数日不归。初始家人悲痛欲绝，村人倾家出动，均无果而返。后每见其不寻自回，毫发无损，于是任其自然。

    十岁入私塾，深得郭先生喜爱。写一手好字，颜柳欧赵，均可乱真；又有文采，诗对文赋，同窗难抵项背。寒窗七载，读书甚多。后因抗（日）战，中途辍学。其后到山门刘英、粟裕办的抗日救亡学校就读，后又随粟裕将军的北上抗日挺进师，转战浙南、福建一带，因机智英勇、深山老林如行平地，深得将军赏识。

    内战时期，曾任我党地下交通员，常年吃住在深山之中。

    解放初期，曾任浙南沿海南麂列岛乡长，因时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配有双枪，人称“双枪乡长”后因生活作风问题，被缴枪撤职。

    大跃进农业合作社时期，因割资本主义尾巴——自养生猪，又不服乡里处罚，坐牢一年零六个月。

    文革时期，被冠以“里通台贼”之名，批斗、劳改；又因为说自己参加我党、任地下交通员不过是喜欢深山老林之怪论，计坐牢五年。

    出狱后，偶到厦门战友处玩，于不知不觉中，和人到了金门，随即到台北，辗转奔波二十余载；二十年后，又不知不觉到了金门，在一个大浪中，人不知其所踪。

    包公阳世有二男一女，后浪迹台湾，又得一男。人丁还算兴旺。

    是为志。

    “看了吧？”不知什么时候，爷爷已经在我身后了“哈哈，怎么样？”

    我知道他指的是关于他自己的那篇东西。

    就这些啊，我说，和我想的听到的很不一样。

    “就这些。”爷爷笑着说，有点意味深长，他又说也只能写这些，你知道，每一个人，要写的话，都是一本书，一本厚厚的书。

    这东西我也不知该怎么写，我说，要多少真的？

    写进史里的，都应该是真的，但真的不一定都要写进来，没想到爷爷会说得这么富有哲理，他又笑着说，也许这就是春秋笔法吧。

    有想法吗？有什么想法就对爷爷说说，爷爷看看我沉默不语，就微笑地坐在我面前—我不由得想象小时候爷爷抱我亲我的样子。

    这么多年—从我记事起吧—大家都在说你，奶奶、爸爸、妈妈、大伯，还有村里的其它人—好像全村的人都在说你，所以，我记忆里的你想象里的你，要比你这写得多得多。

    这我知道，我一直是一个不断被人说的人，我是被人说老的，从你爷爷一出生，大家就在不停地说我，一直说到把我送到这里。

    大家说你在台湾当着大官，娶着三房的姨太太，还说，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还亲自接见你，是吗？

    他们难免要这么说的，其实，爷爷不过在台湾跑跑江湖，拉拉木偶戏罢了。倒是续了一个，但那也是一个苦命的老婆子。

    那你为什么还到台湾去呢？大家都说是你是嫌奶奶嘴臭，大家都这么说的。

    这个，怎么说得清呢，这样说吧，就像你去北京，别人都说是因为那个女孩子离开了你，但你心里清楚，真的是这样的吗？

    那倒也是，我觉得爷爷真的还是离我很近的人。

    爸爸妈妈还以为你还在台湾呢，他们一定没想到你已经回来了。

    倒也是，那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吧，爷爷说着就站了起来，走了出去。

    那就明天去吧，唉，现在就他们两个最孤单了—我们倒慢慢聚在一起，慢慢热闹起来了，不知什么时候，奶奶已经在我的身边。

    我和她默默地对视着，彼此都不知说什么好。好像所有的话，在我那漫长、孤寂的，和她相依为命的童年里都说光了；又好像是我们彼此之间突然不想再说什么，只想让那份多年厮磨出来的默契在我们之间默默地流淌—现在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事，说什么好呢。何况，我总觉得，奶奶在爷爷面前总是那么不自在，就像一个新娘子。

    回来也好，这下大家都近了，就像你刚出生的那会，家里整天像唱戏一样热闹，奶奶说着也出去了。

    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我想着怎么动手写关于自己的那篇东西。童年、少年、青年，许许多多的事像电影镜头一样在脑海里闪过，好像是远远地看着一个人在秋天的树林里跑啊跑的。“写进史里的，都应该是真的，但真的不一定都要写进来。”爷爷的话一次又一次在我耳边响起，好像是从那在树林里跑啊跑的人嘴里发出来似的。我知道，我现在是一个导演，我正拿着剪刀，一格一格地在浏览着画面。当我伸出剪刀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人生有多少画面原来是可有可无的，可是，手里的剪刀却又迟迟不敢张口不敢咬住——可有可无？我又不知道了。

    “写进史里的，都应该是真的，但真的不一定都要写进来。”我开始发现，爷爷说的原来并不轻松。我也不知道应该让哪些真的留在我的历史之外。我去北京的理由？我落昆明湖的理由？

    我不知道。

    好在，我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后来，有人告诉我，在西村，永远都不会失眠，到了一定时候，自然就会睡着了。

    第二天，当我去找爷爷的时候，他已经坐在院子里。他一个人坐在一边，并没有加入大家聊天的圈子—显然是在等我了。

    “包朴吗？好久不见了。”也许大家都听说我回来了，我一到院子，大家就三三两两地和我打招呼。

    我们走吧，爷爷看见我就站了起来。

    奶奶呢？我看了看四周。

    她就住在东村，这儿是给我们这些在外流浪回来的人住的，走吧。

    这个季节，要是在以前，地里、园里、溪里都是人了，晒蕃薯丝的，挖藕芋的，洗藕芋的—看到的都是人，可是现在——当我们从路上走过的时候，爷爷不由得对我说。

    地是再也没人种了，时代说变就变，这些地，爷爷那一代人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一石头一石头垒起来的，没想到现在又都还给了山，交给了草，爷爷看了，又是忍不住地说。

    我倒没有爷爷的那么多感慨。我只是想到地里的草地上坐一坐，地里虽然长满了草，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沟和垄了，但感觉每一块地还是那么熟悉，每一块地上好像都还留着童年的声音和人影—有的地里，我们曾经出过兵，有的地里我们曾经烤过蕃薯和土豆，有的地里我们曾经打死过一条乌梢蛇—

    我们去的时候，也许大家刚刚吃过午饭。我们从村子走过，看到三三两两的老人都在院子里晒着太阳；有的老人也许觉得阳光太烈了，便在头上披了块白色的布，远远地看去，像个新培的坟包。

    我们走进院子的时候，看到爸妈也正坐在屋檐下，靠着墙壁晒太阳。秋日明亮的阳光把他们照得明明白白的。

    爷爷回头看着我。

    他们老了，一下子就老了。

    “我不坐了，我该洗头了。”妈妈侧身对爸爸说，然后站了起来。我看到，她把一只手拄在爸爸的大腿上。

    “急什么啊？太阳还在头上呢—再坐会，再坐会。”爸爸把妈妈那只拄在他腿上的手捏住了，妈妈只站了个样子就又坐下去了。爸爸的声音变得我差不多听不出来了，我从来没有听他这么温柔地说过话，尤其是对妈妈。

    “你坐吧，我还是想先洗洗头—头都有点痒了。”妈妈坐了一会，又对爸爸说。

    “那我也要洗—”

    “为什么要跟着我？我洗你也洗——”

    “要不，你洗头，我干吗啊？”

    “问得真好，你晒太阳啊。太阳不想晒了，就去上屋，上屋正有人不知干什么好呢。”

    “又来了，又来了。”

    “你到底洗不洗啊？”妈妈站了起来，推了爸爸一下。

    “洗，洗。我先帮你洗，你再帮我洗。”爸爸急忙说。

    “省省，省省—你那双猴手—”

    爸爸不好意思地看了看自己那双手，那双粗糙干裂的大手。在我的记忆里，爸爸的那双大手，除了地里山上的活，它好像什么也不会，就是拿双筷子，也常常惹我们笑话。

    妈妈突然直直地坐到椅子上。

    “怎么了？没事吧？”已经站起来的爸爸着急地问，不安的看着妈妈的眼神。

    妈妈把目光朝向我，迷茫地想瞄准什么。

    “阿朴回来了，就在院子里——”妈妈看着我说。

    我不安地看着爷爷。爷爷笑了笑，说没事的，你妈妈太想你了，你告诉她，我也在这。

    “还有他爷爷——爸爸他也回来了。”妈妈又对爸爸说。

    妈妈突然哭了。爸爸不知所措地往四周望了望，但四周除了寂静的阳光，什么也没有，他突然说：

    “这个包朴——”

    爷爷看了看我，说我们走吧，你还不能哭——在白天。过了这头七，你就自在了，我们死人最要紧的是这头七天，就像女人坐月子，一切都有讲究。

    这是爷爷第一次对我说“死”这个字，也许，当时他真的有点慌了，因为我一个劲地问：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