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飞鸿

br />     母字

    1976年10月16日

    这封信几经辗转，是在三个月后，连同母亲病故的电报由公司船员调配在我船抵天津塘沽时当面交给我的，拆开信，打开电报，我的心已碎，因为，在我所工作的“兰亭”轮由伦敦返航，快到新加坡的时候，政委将我喊到他的房间：苏鹏，我以党支部和个人的名义，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你的母亲于一月五日病故，这是公司转发船舶的电报，望你节哀顺变，抵达塘沽后，你不要交接班，直接去公司，马上休假，料理母亲后事。

    待我风尘仆仆赶到家中的时候，母亲已经安葬，我跪倒在母亲的坟前，声泪俱下，我将从荷兰鹿特丹捎回来的一桶玉米油放在母亲的灵前：妈妈，孩儿不孝，您的孩儿回来晚了多年后，我在母亲的墓铭志上写道：一位一九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把毕生献给党的事业，把儿子献给中国远洋的母亲，千古！

    第二封，是一九七九年九月六日，我爱人给我的来信——

    鹏：

    惜别码头，难分难舍，你将我的心捎走，你把我的魂魄带走，没有你的日子，这个家还像个家吗？告诉你，你走后的第三天，妈妈打来电报让我回上海，爸爸病了，爸爸对我的恩情你是知道的，在我下乡插队的时候，无论家庭有多困难，他总要抽五元钱来接济我。当我抱着我们的儿子回到上海后，没曾想到，爸爸已是晚期肺癌，医生说日子不多了，因为全家都在忙着照料守护爸爸，可儿子却也病了，昨晚送进枫林桥儿童医院，医生说是病毒性心肌炎，头上、小手，还有脚上插满了吊针，很危险。苏鹏，我怎么办呀，你快点回来吧！

    妻

    1979年9月6日

    这封信几经苏伊士运河，再辗转西德汉堡，等到了我手上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半月后，同样，随后的三份加急电报均转到了我所工作的“新昌”轮上，我当时是一名三副，船在大洋彼岸能回来吗？不能！所有七十年代的船员都知道，当年的远洋还没有船员家属、子女、或者爱人病危可以飞回的先例记录。

    等我当年休假到家的时候，为公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的岳父，在他退休后的一个月内不幸溘世，儿子侥幸地逃过一劫，可身上却弥漫散发着浓烈的药水味，妻一次又一次地摇动我的双肩：苏鹏，我们不干远洋了，好吗？这日子我受不了，日后，我要有个三长两短，你不也是这个样子不能回来吗？“你不会的！”我却是找不到最合适的语言来宽慰百感交集的妻。

    岁月蹉跎，斗转星移。我肩上的一道杠杠虽然已经替换成为四道杠杠，儿子也已经长成为小伙子，但海风已经将我的青丝染白，妻子因为我一直没有兑现“不干”而深藏心中的永恒牵挂，也已憔悴不堪。每每妻子伫立岸边期盼我的归来，妻总是忘情地诉说彼此分离的幽怨，诉说她与儿子是如何等候我早日归来的甘苦，诉说她永恒的台词：鹏，你怎不往家多写信？我说，我的信不是写得不少吗，老婆！妻捏着我信封背面标着号码的来信凄凉地说：“鹏，你知道吗，你这个航次可怜的三封来信，我可是背得滚瓜烂熟了，它藏在我的枕头底下，伴随着我度过多少不眠之夜。”

    谁说不是啊，哪一个海嫂不是这样捧着万里迢迢的彼岸飞鸿来打发寂寞、无助甚至遭遇嘲讽的光阴的呢？可我们的海员朋友又何尝不是将大洋彼岸的亲人的来信当成“晕船宁、”安眠药”呢？

    彼岸飞鸿啊，我们海员朋友心中的彼岸飞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