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二十五志一百

在此例。寻与美、日、大西洋各国均定此约，卒以事费调查，迄未能实行也。

    二十九年，与俄协定北满税关试办章程：一，铁路运货减三之一纳税，指定界限，按车站大小，四面各距十里或五里三里不等，如运出指定界限外，应补足正税，并照运货入内地章程办理；一，铁路运货减价，此中俄特约，除俄货外，各国货经东省铁路运入者准此；一，章程税项有应更改者，俟一年再商定。又定通商进口善后章程：一，进口洋货税则不载者，照值百抽五例，按市价估货，以市平合足关平，并扣除使费，方为货物实价；一，货未报关已售于华商，即视合同价值之总数为市价；一，由海关估定之价与该商不合，即由海关与该商本国领事，并领袖领事，各派一人公同断定，若查出该商所报每百少至二十四两，按估定价值徵正税，并按所报应完之正税罚缴四倍；一，洋船专载免税之米粮等仍税钞。是年设澳门分关。

    三十年，与德会定青岛设关徵税办法，附件一。无论华洋轮船，行驶内港，应领关牌，一年而易。初次纳牌费十两，换领只纳二两，每四年纳钞一次。明年，与德修改青岛徵税办法：一，改青岛口岸，概行免税，惟择定税界内一区为无税地，馀均起徵；一，无税区外制成各货，出口纳税，不得逾运原料应完之税数。改三水之江门为正关。三十三年，设南宁、大连二关，又设安东关及大东沟分关。三十四年，设滨江关及满洲里、绥芬河二分关。宣统元年，设瑷珲、三姓二分关。二年，设珲春关及延吉分关。三年，更定东海关各口税则为值百抽二五，再收一二五内地捐，所有规费概行裁免。

    自光绪二十二年裁撤台南、淡水、汉城各关外，为关二十七。宣统三年，续增南宁、梧州、三水、岳州、福海、吴淞、金陵、胶海、腾越、江门、安东、大东沟、大连、滨江、满洲里、绥芬河、瑷珲、三姓、珲春、延吉等，为关四十七。

    先是土药各税列入进口。同治十二年始列专款，合计洋关岁徵各税。咸丰末年，只四百九十馀万。同治末年，增至千一百四十馀万。光绪十三年，兼徵洋药釐金，增为二千五十馀万。三十四年，增至三千二百九十馀万。宣统末年，都三千六百十七万有奇，为岁入大宗云。

    釐金抽捐，创始扬州一隅，后遂推行全国。咸丰三年，刑部右侍郎雷以諴治军扬州，始于仙女庙等镇创办釐捐。是年苏、常叠陷，丁、漕无收，乃设釐局于上海，藉资接济；又设江北釐捐，归大营粮台经理。五年，江西设六十五局卡，湖北设四百八十馀局卡，湖南亦设城内外总分各局，江苏扬、常、镇各府属添设小河口、普安、新港、三江营、荷花池五局。御史宗稷辰言：“大江南北设卡过多，收捐太杂。”刑部左侍郎罗惇衍亦言：“泰州仙女庙釐局官绅弁兵，刁难勒索。”上令酌量裁并，严禁查办。

    六年，盛京抽收商货及粮石捐，值百取一，吉林亦如之。乌鲁木齐之吐鲁番亦抽收棉花釐金。七年，设湖北釐金总局。八年，定豫省釐捐除水烟、药材、茶叶外，馀概不抽收，并裁撤陕州、荆子关及沿河各局卡。是年福建、广西均设局卡，抽收货釐。九年，登、莱、青三府属海口设局抽釐。山西设筹饷局，收行商药税及百货釐捐，于各隘口设七总卡及各分卡。十年，以张家口办理釐金不善，激成事变，文武各员俱获严谴。两江总督曾国籓以湘军援鄂，请于长沙设东征局，克复一处，即酌添局卡，以济军储。凡货物皆于本省釐金外加抽半釐。允之。是时江北八里铺及广东韶关、肇庆府俱设局卡抽釐。十一年，改山西行商药釐为税。安徽抽收釐金，设立正卡，省局所属四，皖南及淮北局属各三，并设分卡分巡五十九。贵州亦设货釐局于川、楚邻近之区。时各省釐局过多，上恐有累商民，命除各省通衢要口外，其馀局卡概行裁撤。

    同治元年，以广东官绅办理釐捐，营私病民，特命三品京堂晏端书驻扎韶关，督办广东釐金。四川总督骆秉章亦以粤省釐捐积弊为言。上诫端书以“釐捐原出于不得已，总期有益军饷。无戾民情”御史丁绍周言：“釐捐各委员徒事中饱，民怨沸腾。”命裁革各委员，统归地方官管理。其通都大邑釐捐事繁，著派道府等官办理，并照部章分晰开载，榜示通衢。是年设江宁大胜关釐卡。河南禹州、陕州暨河内县、清化镇均设药材釐金分局，禹州并抽收百货。移设衢州府牙釐总局于浙江省城。除杭州、金华、严州三府外，馀八府均设分局分卡。设周口、三河尖两釐税局。

    二年，帮办扬州军务汉军统领富明阿言：“里下河一带，南北粮台设立捐卡百馀处。有一处而设数卡，一卡而分数局。每月局用少者二百金，多者至千馀金。委员既繁，局费尤滥。”上以江北如此，他省可知，严饬各督抚归并裁革，遴委贤能地方官经理。寻湖北巡抚严树森言：“胡林翼创办湖北釐金，仿刘晏用士类不用吏胥之法，历久著有成效。若改归地方官，诸多窒碍。”并胪陈八弊，请仍旧章。又言：“湖北釐金年收百三十四万，全赖分设小局，稽查偷漏，大局之徵收始旺，零卡势难议裁。且以一省之财力，协济数省军饷，多藉资釐金，轻议更张，恐入款顿减。”均允之。是年江北设釐捐总局，裁并各卡，留存大胜关等二十六卡。江苏亦设牙釐捐总局，裁并各卡，留存苏城等十四卡。浙江定百货釐捐值百抽九，浙东两起两验，间卡抽收，货值千文，起卡抽三十，验卡减半，捐足两起两验不重徵。浙西则一起一验，由第一卡并徵，馀皆验放。

    三年，直隶设天津双庙卡。淮南亦设卡抽收邻私釐金。浙江定丝斤捐。河南以捻匪肆扰，停止禹州釐捐，寻复之。时湖广总督官文言：“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甘、云、贵、广西等省釐金不多，军务告竣，即可议撤。其馀东南各省釐金，不可骤裁，留作善后之费。”曾国籓则以江宁克复，请停广东釐金。上恐饷项不继，未之许也。四年，撤湖南东征局，改江北总局为金陵釐捐总局。福建设税釐总局，徵收百货及茶釐。六年，湖北裁存釐局分卡八十六。湖南合并分局，统名釐金盐茶总局。七年，定釐金报部，照两淮盐釐排式，年分两次。时军务渐平，督抚、台谏屡以裁撤釐金为言。上饬各省酌留大宗，裁去零星分局。于是湖北又裁去五十四局卡，浙江裁并十六卡。

    八年，甘肃开百货及盐茶釐捐。定广东省城及佛山、江门、陈村各繁盛处所，补抽百货坐釐，由商承办。九年，广西减釐，改徵西税。十年，用御史黄槐森言，禁革广东釐局帮费名目，并裁汰吏胥。直隶改天津府捐输义馆为百货釐捐局，设东河、西河、南河、海河四分卡，并于东关设洋药釐捐局。十三年，停止山海关之临榆县釐局。云南省城设牙釐总局，各府属设分局二十三，及各井盐釐局。

    光绪元年，浙江复裁并十四卡，存留六十五卡。免湖北米穀釐金。二年，安徽规复，芜湖、凤阳两关分别裁撤釐卡，永免湖南境内运售米穀釐金，贩运出境者，仍于首卡完釐一次。三年，山西大祲，商货滞销，裁并各路添设之分卡。吉林于双城堡、农安城抽收七釐货捐。四年，贵州货釐减收二成五。七年，给事中刘瑞祺言釐捐无裨国计，饬各督抚酌量截留。山西以釐金减收，复设各分卡。八年，江、扬裁撤分卡一、巡卡二，沪釐局裁并布货捐局，闽、广三帮杂货捐局暨东沟四釐卡，并撤古山、水桥巡卡。明年，沪局又裁东沟、大泾两巡卡。十年，陕西裁留二十八卡。十三年，贵州增设二十五分局。先是各省局卡林立，扰民病商，屡经奉饬裁并，而江西一省尚多至七十馀局。御史郑思贺又以为言，核实删减。

    二十三年，户部疏言：“各省釐局中饱，弊在承办之员不肯和盘托出。各省例不应支而非得已者，辄于釐税收款提留济用，所谓外销者也。院司类有存案，原非自谋肥己。然既有外销之事，即有匿报之款，否则从何罗掘？无惑乎人言藉藉，佥谓各省实收之数，竟数倍报部之数。现在中饱之弊，已谕饬各将军、督抚认真整顿，自不至仍前泄沓。惟外销之数若不和盘托出，臣部总握度支，岁入岁出，终于无可句稽。即外销款目不能骤议全裁，亦宜咨报臣部，权衡缓急，内外一气，共济时艰。拟准将外销最要之款，切实声明，量予留支，使无窘公用。此后再有隐匿，甚或巧立名目，谬称入不敷出，则典守之官，不能辞咎。”上下大学士及廷臣议。越二年，上从诸臣议，饬各将军、督抚详细稽核，究竟裁去陋规中饱之数若干，酌量提归公用之数若干，勒限奏明。其外销款项，应准胪列报部，以昭核实。所有水陆总分各局卡，应如何因地制宜，官绅并委，著体察情形办理。

    二十九年，江西巡抚柯逢时言：“江西釐局积弊过深，改办统捐，凡纳捐货物，黏贴印花，概不重徵。”报闻。宣统元年，四川以实行禁烟，筹抵土药各税釐，加倍徵收肉釐，允之。二年，贵州三江釐局改办木植统捐局。陕西百货釐捐亦改照统税办法，减为二十七局。

    洋药。道光初，英吉利大舶终岁停泊零丁洋、大屿山等处，名曰趸船，凡贩鸦片烟至粤者，先剥赴趸船，然后入口。省城包买户谓之窑口。议定价值，同至夷船兑价给单，即雇快艇至趸船，凭单取土。其快艇名快蟹，械砲毕具，行驶如飞，兵船追捕不及。灌输内地，愈禁愈多。各项货物，亦多从趸船私售。纹银之出洋，关税之偷漏，率由于此。叠经谕饬驱逐严拿，而趸船停泊、快蟹递私如故。

    十八年，鸿胪卿黄爵滋言：“自烟土入中国，粤奸商句通巡海弁兵，运银出洋，运土入口。查道光初年，岁漏银数百万；十四年以前，岁漏二千馀万；近年岁漏三千馀万。此外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年复一年，伊于胡底。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实力查禁，宜加重罪名。”上韪其言，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粤查办。明年，截获趸船烟土二万八百八十馀箱，焚之。时定禁烟章程，凡开设窑口及烟馆，与兴贩吸食，无论华洋，均拟极刑。

    咸丰七年，闽浙总督王懿德等，始有军需紧要，暂时从权，量予抽捐之请。朝旨允行。八年，与法定约。向来洋药不准通商，现稍宽其禁，听商贸易。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只在口销售，离口即属中国货物，准华商运往内地，法商不得护送。嗣与各国定约皆如之。九年，上以洋药未定税前，地方官多有私收情弊，现既议定税章，自应一律遵办。上海为各商荟萃之区，尤宜及早奉行，不得以多报少，藉肥私囊。两江总督何桂清请减轻洋药税，下廷议。寻议：“洋药税则，各省关均照办，江苏何得独异？所徵税银，每三月报解，不准留支。至洋药釐捐，与关税有别，原定银二十两，毋庸再加十两，惟不得以洋税抵作釐捐。”允之。云贵总督张亮基言滇省向无洋药，上命先将所产土药分别徵收税釐，不得以洋药混土药。

    十一年，上海新行洋药税章程，而普鲁斯领事密迪乐以洋商既定进口税，重徵华商，有碍洋商贸易。上曰：“洋商进口，华商出口，两税各不相碍。”不允其请。时税务司赫德言：“洋药抽税，今昔情形不同，收税愈重，则走漏愈甚。”上以其言可采，下所司酌议施行。

    光绪初元，广东招商包收洋药捐，年认交四十二万元，五年限满，每年递增二万元。二年，与英定约，洋药入口，由官稽查，封存栈房或趸船，俟售卖时，照则纳税；并令购者输纳例税，以防偷漏：其数由各省酌定。六年，广东新商接办洋药捐，年认交九十万元，仍五年为限。

    七年，大学士左宗棠言：“禁食鸦片，宜先增税。洋药百斤，拟徵税釐百五十两。土药价低，准依洋药推算。”上命将军、督抚及海关监督各就情形妥议以闻。寻直隶总督李鸿章言：“洋药既难骤禁，只可先加税釐。烟价增，则吸者渐减，未始非徐禁示罚之意。惟釐税太重，恐偷漏愈多，亦须通盘筹计。查洋药由印度先到香港，然后分运各口，奸商即于该港私相授受。检阅贸易总册，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四年，到港洋药，每年八万四千至九万六千馀箱，运销各口有税者，只六万五千至七万一千馀箱。五年到港十万七千馀箱，运销各口有税者，只八万六千馀箱，年计私销二万数千箱。加捐易办，偷漏难防。拟于洋药每百正税三十两外，加徵八十两，统计釐税百一十两。土药不论价之高下，每百徵四十两。”帝用其议。又以洋药来自英商，命出使大臣曾纪泽与英确商。至九年，始如前议定约，并在进口时输纳。

    十年，定不分洋土药，给华商行坐部票例。其行票每限十斤，斤捐银二钱，经过关卡，另纳税釐。无票，货没官。其行店坐票，无论资本大小，年捐二十两，换票一次。无票不得售卖。十一年，定洋药入口，由官验明封存，俟每箱百斤，完纳正税三十两、釐金八十两，方允出运。十三年，与葡定议，在澳门协助中国徵收运往各口之洋药税釐，一如英香港办法。

    二十八年，定洋药税釐并徵，仍照现行约章，嗣后应以釐金作为加税。又定英商莫啡鸦之禁。其为医药用者，进口仍照则纳税，俟领海关专单，方准起岸，违者没官。是年裁浙江洋药釐金局，归海关釐税并徵。三十二年，德宗锐意图强，命限十年将洋药一律革除净尽。又以鸦片为生民之害，禁吸尤必禁种，为清源办法，务令递年减种，统限十年将洋土药尽绝根株。是年开广西巡抚柯逢时缺，赏侍郎衔，督办各省土药统税，设总局于湖北，各省并设分局。逾年，以洋土两药税釐为岁入钜款，既严行禁断，应预筹的款以资抵补。初定莫啡鸦进口每两徵税三两，至是以既准医药需用，减轻照百货例，值百徵五。

    宣统二年，度支部奏言：“各省土药减收，业将浙江、福建、江苏、安徽、山东、山西土药统税分局先后裁撤。其两湖、陕、甘、两粤，略有收数，自应及时收束。惟税局之应否裁撤，以有无税项为断，而统税之应否停徵，以有无产土为衡。”于是分遣司员，派赴各省调查。明年，又奏言：“现在拟裁土药统税分局，尚未据各省议定办法，派员接收。而洋药进口，已与英定约，税釐并徵，每百两增收二百五十两，土药亦须同时比例加税。查土药价值不及洋药三分之二。以徵为禁，税则无妨略重，即照洋药税推算，定土药百斤加徵二百三十两。凡未禁运及本产本销地方，即按新章徵收。”从之。时与英议定，禁烟递减，已满三年，如于未满之七年期内，土药禁绝，则洋药亦禁进口。以洋药加税实行，停止各项捐收。

    会计顺治初，既除明季三饷，南服诸省尚未底定，岁入本少，而频年用兵，经营四方，供亿不赀，岁出尤钜。至九年，海宇粗定，岁入则地丁等款徵银二千一百二十六万两有奇，盐课徵银二百一十二万两有奇，关税等银一百馀万两，米、麦、豆之徵本色者五百六十二万石有奇。岁出则诸路兵饷需千三百馀万两，王公官俸各费需二百馀万两，各省留支驿站等款三百馀万两。其后兵饷增至二千四百万两，地丁亦至二千五百馀万两。

    康熙之初，三籓叛逆，岁入地丁等款，自二千六百馀万减至二千一百馀万。二十一年，三籓削平，岁入地丁等银复至二千六百三十四万两有奇，盐课银亦至二百七十六万两有奇，关税等银二百馀万两，米、麦、豆之徵本色者为六百三十四万石有奇。雍正初年，整理度支，收入颇增。

    至乾隆三十一年，岁入地丁为二千九百九十一万两有奇，耗羡为三百万两有奇，盐课为五百七十四万两有奇，关税为五百四十馀万两有奇，芦课、鱼课为十四万两有奇，茶课为七万两有奇，落地、杂税为八十五万两有奇，契税为十九万两有奇，牙、当等税为十六万两有奇，矿课有定额者八万两有奇，常例捐输三百馀万，是为岁入四千数百馀万之大数，而外销之生息、摊捐诸款不与焉。

    岁出为满、汉兵饷一千七百馀万两，王公百官俸九十馀万两，外籓王公俸十二万两有奇，文职养廉三百四十七万两有奇，武职养廉八十万两有奇，京官各衙门公费饭食十四万两有奇，内务府、工部、太常寺、光禄寺、理籓院祭祀、宾客备用银五十六万两，采办颜料、木、铜、布银十二万两有奇，织造银十四万两有奇，宝泉、宝源局工料银十万两有奇，京师各衙门胥役工食银八万两有奇，京师官牧马牛羊象刍秣银八万两有奇，东河、南河岁修银三百八十馀万两，各省留支驿站、祭祀、仪宪、官俸役食、科场廪膳等银六百馀万两，岁不全支，更定漕船岁约需银一百二十万两，是为岁出三千数百馀万之大数，而宗室年俸津贴、漕运旗丁诸费之无定额者，各省之外销者不与焉。

    自是至道光之季，军需、河工、赈务、赔款之用，及历次事例之开，盐商等报效修河工料之摊徵，凡为不时之入与供不时之出者，为数均钜。然例定之岁入岁出，仍守乾隆之旧。是以乾隆五十六年，岁入银四千三百五十九万两，岁出银三千一百七十七万两。嘉庆十七年，岁入银四千十三万两，岁出银三千五百十万两。道光二十二年，岁入银三千七百十四万两，岁出银三千一百五十万两，均有奇。咸丰初年，粤匪骤起，捻、回继之，国用大绌。迄于同治，岁入之项，转以釐金洋税大宗，岁出之项，又以善后筹防为钜款。

    光绪五年八月，翰林院侍读王先谦奏：“旧入之款，如地丁杂税、盐务杂款等，共四千万，今止入二千七八百万。新入之款，如洋税一千二百万，盐釐三百万。旧出款，如兵饷、河工、京饷、各省留支四千万，今止支二千四五百万。新有出款，如西征、津防两军约一千万，各省防军约一千万。”

    十七年，户部奏更定岁出岁入，以光绪七年一年岁出入详细册底为据。言：“臣部为钱粮总汇之区，从前出入均有定额。入款不过地丁、关税、盐课、耗羡数端，出款不过京饷、兵饷、存留、协拨数事，最为简括。乃自军兴以来，出入难依定制。入款如扣成、减平、提解、退回等项，皆系入自出款之中。出款如拨补、筹还、移解、留备等项，又皆出归入款之内。汇核良非易易。此次所办册籍，以地丁、杂赋、地租、粮折、漕折、漕项、耗羡、盐课、常税、生息等十项为常例徵收，以釐金、洋税、新关税、按粮津贴等四项为新增徵收，以续完、捐输、完缴、节扣等四项为本年收款。除去蠲缓未完各数，通计实入共收银八千二百三十四万九千一百九十八两，是为银收。以陵寝供应、交进银、祭祀、仪宪、俸食、科场、饷乾、驿站、廪膳、赏恤、修缮、河工、采办、办漕、织造、公廉、杂支等十七项为常例开支，以营勇饷需、关局、洋款、还借息款等四项为新增开支，以补发旧欠，豫行支给两项为补支豫支，以批解在京各衙门银两一项为批解支款。除去欠发未报各数，通计实出共支银七千八百十七万一千四百五十一两，是为银支。原奏并及钱收、粮收、钱支、粮支，实为明覈。今按十七年岁入岁出之籍，入项为地丁二千三百六十六万六千九百一十一两，杂赋二百八十一万有一百四十四两，租息十四万一千六百七十二两，粮折四百二十六万二千九百二十八两，耗羡三百万四千八百八十七两，盐课七百四十二万七千六百有五两，常税二百五十五万八千四百一十两，釐金一千六百三十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一两，洋税一千八百二十万六千七百七十七两，节扣二百九十六万四千九百四十四两，续完七百十二万八千七百四十四两，捐缴一百八十七万五千五百七十六两，均有奇。统为岁入八千九百六十八万四千八百两有奇。出项为陵寝供应等款十三万五百五十九两，交进十八万两，祭祀三十三万六千七百三十三两，仪宪七万四千八百七十九两，俸食三百八十四万一千四百二十四两，科场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饷乾二千三十五万六千一百五十九两，驿站一百七十三万四千七百有九两，廪膳十一万二千有二十九两，赏恤五十二万五千二百十六两，修缮二百二十万九千七百四十八两，采办四百有三万三千九百有三两，织造一百有三万四千九百十五两，公廉四百五十七万五千七百八十三两，杂支三十万三千二百七十八两，勇饷一千八百二十六万八千三百十三两，关局经费三百十四万四千六百十六两，洋款三百八十六万一千五十一两，补支一千二百七十七万五千五百二十五两，豫支一百七十四万二千七十三两，解京各衙门饭食经费各项支款三百四十七万二千五百三十三两。统为岁出七千九百三十五万五千二百四十一两。”

    再三年为甲午，朝鲜役起，军用浩繁，息借洋款、商款。及和议既定，又借俄、法、英、德之款付日本赔款，增摊各省关银一千二百万两，益以汇丰、克萨、华商各款本息，及新增宋庆等军饷，共八百万。盖岁出之增于前者二千万。迨于庚子，复酿兵祸。辛丑约成，遂有四万五千万之钜，派之各省者一千八百万两有奇。二十九年，以练新军，复摊各省练兵经费，而各省以创练新军，办巡警教育，又有就地自筹之款。奉天一省警费至三百馀万两。湖北一省拨提地丁钱价充学费者六十万两。捐例停于二十七年，以练兵复开，至三十二年复停。

    庚子以后新增之徵收者，大端为粮捐，如按粮加捐、规复徵收丁漕钱价、规复差徭、加收耗羡之类；盐捐如盐斤加价、盐引加课、土盐加税、行盐口捐之类；官捐如官员报效、酌提丁漕盈馀、酌提优缺盈馀之类；加釐加税如菸酒土药之加釐税、百货税之改统捐、税契加徵之类；杂捐如彩票捐、房铺捐、渔户捐、乐户捐之类；节省如裁节绿营俸饷、节省河工经费、核扣驿站经费、节省各署局经费之类；实业如铁路、电局、邮政收入，及银行、银铜元局、官办工厂商局馀利之类。出款自赔款、练兵费、学、警、司法诸费外，各官署新增费亦为大端。

    宣统二年，度支部奏试办宣统三年预算，岁入为类八：曰田赋，经常四千六百十六万四千七百有九两，临时一百九十三万六千六百三十六两，皆有奇。曰盐茶课税，经常四千六百三十一万二千三百五十五两。曰洋关税，经常三千五百十三万九千九百十七两。曰常关税，经常六百九十九万一千一百四十五两，临时八千五百二十四两。曰正杂各税，经常二千六百十六万三千八百四十二两。曰釐捐，经常四千三百十八万七千九百七两。曰官业收入，经常四千六百六十万八百九十九两。曰杂收入，经常一千九百十九万四千一百有一两，临时一千六百有五万六百四十八两。附列者为类二：曰捐输，五百六十五万二千三百三十三两。曰公债，三百五十六万两。皆临时岁入。岁出为类十八：曰行政，经常二千六百六万九千六百六十六两，临时一百二十五万八千一百八十四两。曰交涉，经常三百三十七万五千一百有三十两，临时六十二万六千一百七十七两。曰民政，经常四百四十一万六千三百三十八两，临时一百三十二万四千五百三十一两。曰财政，经常一千七百九十万三千五百四十五两，临时二百八十七万七千九百有四两。曰洋关经费，经常五百七十四万八千二百三十七两，临时九千一百六十三两。曰常关经费，经常一百四十六万三千三百三十二两。曰典礼，经常七十四万五千七百五十九两，临时五万四千有三十七两。曰教育，经常二百五十五万三千四百十六两，临时一百四万一千八百九十二两。曰司法，经常六百六十一万六千五百七十九两，临时二十一万八千七百四十六两。曰军政，经常八千三百四十九万八千一百十一两，临时一千四百万有五百四十六两。曰实业，经常一百六十万三千八百三十五两。曰交通，经常四千七百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四十一两，临时七百有八十万四千九百有八两。曰工程，经常二百四十九万三千二四百两，临时二百有二万二千有六十四两。曰官业支出，经常五百六十万四百三十五两。曰各省应解赔款、洋款，三千九百有十二万九百二十二两。曰洋关应解赔款、洋款，一千一百二十六万三千五百四十七两。曰常关应解赔款、洋款，一百二十五万六千四百九十两。曰边防经费，一百二十三万九千九百有八两。附列者为类一：曰归还公债，四百七十七万二千六百十三两。统为岁入二万九千六百九十六万二千七百两有奇。岁出三万三千八百六十五万两有奇。十二月，资政院覈覆，于岁入有增加，于岁出有减削。次年即值变更国体，故有预算而无决算。盖自光绪三十三年，度支部即奏准令京师各衙署及各省实报岁入岁出，又于各省设财政监理官以督之。凡昔日外销之款项，与夫杂捐陋规之类，及新定之教育、司法、实业、军政、外债诸费，皆列于簿书期会，故较顺治、康熙之出入多至十倍。兹录之以见一代财政之盈亏焉。

    其军需、河工、赈务、赔款之钜者，乾隆初次金川之役，二千馀万两。准回之役，三千三百馀万两。缅甸之役，九百馀万两。二次金川之役，七千馀万两。廓尔喀之役，一千有五十二万两。台湾之役，八百馀万两。嘉庆川、湖、陕教匪之役，二万万两。红苗之役，湖南一省请销一千有九十万。洋匪之役，广东一省请销三百万两。道光初次回疆之役，一千一百馀万两。二次回疆之役，七百三十万两。英人之役，一千数百万两。咸丰初年粤匪之役，二千七百万，其后江南大营月需五十万两，徽宁防营月需三十万两，则一年亦千万。湖北供东征之需者，岁四百馀万，湖南亦不赀。而北路及西南各省用兵之费不与焉。同治中，曾国籓奏湘军四案、五案，合之剿捻军需，共请销三千馀万两。李鸿章奏苏沪一案、二案，合之淮军西征两案，共请销一千七百馀万两。左宗棠奏西征两案，共请销四千八百二十馀万两。此外若福建援浙军需，合之本省及台湾军需，截至三年六月，已逾六百万两。四川、湖南援黔军需，岁约四百万两，积五年二千万两。云南自同治二年至同治十二年，请销军需一千四百六十馀万两。而甘肃官绅商民集捐银粮供军需者，五千馀万两，再加各省广中额学额计之，当不下数万万。光绪中，惟中法之役用三千馀万两。若西征之饷，海防之饷，则已入年例岁出，不衤复列。

    河工，自康熙中即趋重南河。十六年大修之工，用银二百五十万两。原估六百万两，迨萧家渡之工，用银一百二十万两。自乾隆十八年，以南河高邮、邵伯、车逻坝之决，拨银二百万两。四十四年，仪封决河之塞，拨银五百六十万两。四十七年，兰阳决河之塞，自例需工料外，加价至九百四十五万三千两。浙江海塘之修，则拨银六百馀万两。荆州江堤之修，则拨银二百万两。大率兴一次大工，多者千馀万，少亦数百万。嘉庆中，如衡工加价至七百三十万两。十年至十五年，南河年例岁修抢修及另案专案各工，共用银四千有九十九万两，而马家港大工不与。二十年睢工之成，加价至三百馀万两。道光中，东河、南河于年例岁修外，另案工程，东河率拨一百五十馀万两，南河率拨二百七十馀万两。逾十年则四千馀万。六年，拨南河王营开坝及堰、盱大堤银，合为五百一十七万两。二十一年，东河祥工拨银五百五十万两。二十二年，南河扬工拨六百万两。二十三年，东河牟工拨五百十八万两，后又有加。咸丰初，丰工亦拨四百万两以上。同治中，山东有侯工、贾庄各工，用款二百馀万两。光绪十三年，河南郑州大工，请拨一千二百万两。其后山东时有河溢，然用款不及道光之什一。

    赈务，康熙中，赈陕西之灾，用银至五百馀万两。乾隆七年，江苏、安徽夏秋大水，抚恤、正赈、加赈，江苏给被灾军民等米共一百五十六万石有奇，银五百五万两有奇。安徽给被灾军民等米八十三万石有奇，银二百三十三万两有奇。十八年，以高邮运河之决，拨米穀一百十万石，银四百万两，赈江苏灾，此其最钜者。其后直隶、山东、江苏、河南、湖北、甘肃诸省之灾，发帑截漕及资于捐输者，不可胜举。嘉庆初，山东曹、单等县灾，赈银米合计三四百万两。六年，以直隶水灾，拨赈银一百万两，截漕米六十万石。江苏、安徽、山东、河南诸省之因灾赈恤者，节次糜帑，均不下数十百万。资于捐输者，如十九年江苏、安徽之灾，至二三百万两。道光十一年，拨江苏赈需银一百馀万两。二十七年，赈河南灾银一百馀万两。二十八年，赈河北灾银一百三十八万两。二十九年，拨江苏等四省赈灾银一百万两。而安徽、浙江之截留办赈者，皆近百万，江苏一省则一百四十馀万，此外尚多，而官绅商民捐输者尚不与。光绪初，山西、河南、陕西之灾，拨帑截漕为数均钜，合官赈、义赈及捐输等银，不下千数百万两。郑州河决，赈需河南用银二百五十馀万两。时各省有水旱之灾，辄请开赈捐。直隶自十六年之水至二十一年海啸之灾，用银七百馀万两。山东自十一年后，频年河溢，至二十五年，用银七百馀万两。江苏自十五年之水至二十四年淮、徐、海之灾，用银五百馀万两。二十七年秦、晋之灾，则开实官捐以济之，为数至七百六十万两有奇。

    赔款，始于道光壬寅江宁之约，二千一百万两。咸丰庚申之约，一千六百万两。光绪辛巳伊犁之约，六百馀万两。乙未中日之约，并辽南归地，二万三千万两。至辛丑公约，赔款四万五千万两而极。以息金计之，实九万万馀两。

    清代田赋徵粮之数，乾隆三十一年，为八百三十一万七千七百石有奇。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八省，自岁漕京师外，留充本省经费。直隶、奉天、山西、陕西、甘肃、福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则全充本省经费。光绪十年，新疆改行省，岁徵粮二十七万一千石有奇，亦全充本省经费。吉林、黑龙江之徵米者亦如之。各省驻防旗营官兵、绿营兵丁皆支月米。凡留充本省经费者，大率供旗绿营月支米豆之需，有馀则报粜易银候拨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