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挖到黄金百两,这也说明瑛不贪非分之财。
宪宗九年(1259),元世祖忽必烈南征至彰德,召瑛问计。瑛说:“汉唐以来,人君能赖以立国的,就是法、兵、食三件事而已。国无法不立,人无食不生,乱无兵不守。现在宋朝不重视此三事,大概将要灭亡了。能振兴此三事的,大概就是您吧。您若遣荆襄之师,南下以捣其背,帝业便可定了。”世祖听后高兴地说:“想不到儒生中居然有这样见地的人。”后来,瑛又举数事晓以利害,世祖都采纳了,并认为瑛贤能可用,命瑛随行,但瑛因病而未从。
中统初年(1260),忽必烈下诏书欲起用瑛,瑛以当时王文统当权,辞不应诏。左丞张文谦巡视河北时,上书皇上,建议任命瑛为怀孟、彰德、大名等路提举学校官,瑛又推辞,并致书执政说“:先王之道不明,是由于异端邪说为害。异说虽然泛滥,但天理不绝如线。现在天子贤明,又能听取意见,故贤能之士多来会聚。复兴先王的礼乐教化,正在此时。至于您以官府文书约我相会,想任命我做些寻章摘句的小事,在汉唐时也是人们不屑于做的。现在您因陋就简,只想这些小事,实在可惜。凡是善始的人不一定能善终,今日执政者不能溯流求源,不去力行先王之道,不明德正俗、育材兴化以解除数百千年之祸,恐怕日后之弊将会是说也说不完的。”当时有人鼓励他出来做官,瑛说:“后世离开古代虽远,但先王的政策措施犹可供参。做官的人,首先应该复古。假如因袭旧弊,妄想以此来适应先王之意,岂非难事?我又不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人,怎能做官。”于是,闭门著书,潜心研究道艺,不管处境顺利还是不顺利,也不论得失,其志丝毫也不动摇,终身如此。年七十时,嘱子处立、处愿,死后要在自己墓前立文为“缑山杜处士”的墓碑。天历年间(1328~1329),赠资德大夫、翰林学士、上护军,追封魏郡公,赐谥文献。
所著书有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语孟旁通八卷、皇极引用八卷、皇极疑事四卷、极学十卷、律吕律历礼乐杂志三十卷、文集十卷等。瑛在声律与历法方面,多有先儒所未及者。
张特立字文举,东明人。原名张永,因避金国卫绍王讳,才改此名。金朝泰和年间(1201~1208)进士,任偃师主簿,后改任宣德州司候。此地多国戚,人皆说是难治之州。特立到任后,一一前往拜望。当时有五将军率家奴抢劫民家羊群,特立下令在乡里普遍搜索。及到将军家,他态度温和地诱骗将军:“您家难道还会有盗羊的人吗?我来搜一下,主要免得旁人有议论。”这样当然易于获得将军入宅搜查的允诺,实则早已暗中使人深入到将军后院,搜出羊数十头。有了赃物,特立便态度强硬了,先缚其奴下狱,再捕其已藏匿起来的儿子。只是因为他是皇族,才得以减死论罪。从此,豪贵因惧而遵法,百姓得以安生。
金正大初年,调任洛阳县令。时军事行动多,郡县穷于供给。东帅纥石烈牙兀。。对儒生傲慢,恰巧他又将带兵到陕右,路经洛阳,当他见特立朴质古板,不以礼对待,立即责令在三日内备好干粮,如逾期不交,就要军法从事。县民素知特立贤能,为民做主,担心特立为难,便争纳干粮,以免东帅找到惩治特立的借口,东帅对此大为惊奇。接着特立又升任监察御史,上任第一件事是提出不应把金世宗的后人幽禁起来。他揭发尚书右丞颜盏石鲁与小民争田,参知政事徒单兀典对帝王亲信勾结拉拢,都不是好官,都应罢黜。这些话都是当权者所不愿听的。恰好这时平章政事白撒来陕西犒赏军队时,特立又检举他的部属不法。白撒不服,便向哀宗申诉,说特立的这些话不实际。大概哀宗也不满特立的直言不讳,便借白撒的上诉撤了特立的职,虽然没有重罚他,但还是让他回家退休。
特立精通程颢、程颐的著作。晚年教书,很受东平严实的尊重。元定宗元年(1246),忽必烈在登位的住所接受王印时,便首次带信给特立说:“前监察御史张特立,修身养性于田园,即使改朝换代,也不改变自己主张。今年快七十了,研究圣经,宜赐一相应的好名字,以便发扬光大其德行,因此,特赐号为‘中庸先生’。”又对特立说:“先生年老眼睛不好,不能来京,故令赵保臣转达我的意见,您的读书之堂,可取名‘丽泽’。”宪宗二年(1252),朝廷又降诏给特立说:“先生白首穷经,诲人不倦。守中庸之道,为学者宗师,过去已赐嘉名,今再表示朝廷嘉奖之意。”宪宗三年去世,终年七十五岁。特立著书,有易集说、历年系事记。
杜本字伯原,祖先居京兆,后徙天台,又徙临江之清江,今为清江人。
杜本博学能文,江浙行省丞相忽剌。。得到他递交的建议书救荒策,很赏识他的见解。及忽剌。。进京任御史大夫,便向武宗力荐杜本。杜本被武宗召至京师。但不久,便回武夷山过隐居生活。文宗在江南时,便听说此人的情况。及即帝位后,给杜本送礼品,并想起用他,他不出山。
到至正三年(1341),右丞相脱脱把他作为隐士,再次向惠宗推荐,惠宗也赠以厚礼,召为翰林待制、奉议大夫兼国史院编修官。使者转达惠宗与丞相邀他出山的诚意,催他启程。但他至杭州后,却称病固辞,并写信给丞相说:“以万事合为一理、以万民合为一心、以千载合为一日、以四海合为一家,才可谈得上制礼作乐,而达到五帝三王的盛世。”意即现在还不能说已做到一理、一心、一日、一家,所以仍不出山。
杜本沉静寡欲,言行平稳,对人讲义气。对穷而不能养父母的和无钱念书的人,都给予周济。平时手不释卷,对天文、地理、律历、度数,无不通究,对篆隶等书法尤其在行。著述有四经表义、六书通编、十原等书,学者称他为清碧先生。至正十年卒,享年七十五岁。
当时还有张枢,字子长,婺州金华人。也是一位朝廷屡次邀请仍不出山的隐士。枢年幼时聪慧,外婆家藏书数万卷,枢尽取来阅读,过目不忘。及长,落笔成文,顷刻数千言。有人问他古今沿革、政治得失、宇宙的分合、礼乐的兴废,以至皇帝年号、官名、年月的先后,他都历历了如指掌。其文章,力求明经史,辅助教化,尤长于叙事。曾取三国时事撰汉本纪列传,附以魏吴载记,合为续后汉书七十三卷。临川的危素,称其立义精密,可备为给皇上侍讲时用的书。朝廷取其书陈列于宣文阁。浙东部使者争相上章推荐,前后共九次。
至正三年,命文臣纂修辽金宋三史,右丞相脱脱以监修国史领都总裁,举张枢为本府长史,枢不接受。七年,一再令史臣修本朝后妃、功臣传,又以翰林修撰、儒林郎、同知制诰兼国史编修官等官职起用张枢,枢又避而不就。后来使者只好强制他启程,但到杭州后,仍固辞而归。枢曾著春秋三传归一义三十卷、刊定三国志六十五卷、林下窃议及曲江张公年谱各一卷、弊帚编若干卷。至正八年卒,年五十七岁。
孙辙字履常,祖先自金陵迁至临川,幼年失父,由母亲教养成人,学行纯笃,事母至孝。在家教蒙馆,学生不多,但来做学术访问的人日众。郡中有点名望的英俊之士,多出自他的门下。孙辙和人说话,总是以孝悌忠信为本,词温气和,听的人莫不油然感悟。他对待亲戚乡里,礼周意恰,言谈间从不稍涉及人家的过失短长的话。来郡的读书人必来拜见他,部使者、长吏以下的贤仁者他必定去拜访。辙和乐平易,端庄稳重,待人以礼,但从不谈官府之事。地方官一再推举,江西行省特别以“遗逸”的名义举辙一人,皆不就。辙的文章写得好,吴澄曾为其文集作序。元统二年(1261),七十三岁卒于家中。
与孙辙同郡人中,有吴定翁,字仲谷,其先人宋初自金陵迁来临川。定翁小时就俨如大人,无论寒暑,衣冠都很整洁,从不马虎,清修文雅,和孙辙同样有好名声。他最善作诗,揭亻奚斯称其幽雅清澹,可比元文学家卢挚(?~1314)。御史及江西各级地方官争相推荐,但终身不为所动。程钜夫曾给他写信说“:临川士友登门的人,一个接着一个,为什么都望着您光亮如玉人而不可得见呢?”定翁曾说“:一个好的读书人,不求有用于世,但求无愧于世。”人们都认为这是一句名言。
何中字太虚,抚州之乐安人。小时聪明,出类拔萃,以学好古学为己任。家中藏书万卷,能自己校勘。其学识之渊博,连广平的程钜夫、清河的元明善、柳城的姚燧、东平的王构,还有临川的吴徵、揭亻奚斯,都是很推崇佩服他的。至顺二年(1331),江西行省平章全岳柱聘何中为龙兴郡学师。第二年六月,病逝。所著有易类象二卷、书传补遗十卷、通鉴纲目测海三卷、知非堂藁十七卷。
同郡的还有危复之,字见心。宋末为太学生,拜汤汉为师,博览群书,好读易经,尤工于作诗。至元初年,元帅郭昂一再推荐其为儒学官,没有接受。至元中期,朝廷屡次遣奉御察罕及翰林应奉詹玉带礼品请其就任,危隐居于紫霞山中,不出仕。士友私赞为“贞白先生”
武恪字伯威,宣德府人。初以神童游学江南,吴澄为江西儒学副提举,推荐恪入国学读书。明宗(1328年在位)在当太子时便选恪为说书秀才。及太子出镇云南,恪也同行。太子欲起兵陕西,恪谏道“:太子往北行动,从国来说,要有君命;从家庭来说,要有叔父之命。今两种命令都没有,若向京师发一箭,史官必写‘太子造反’。”太子左右对恪的话很反感,乃对太子说:“武秀才有母有妻,理应让他回京。”恪于是便离开太子回京,居于陋巷,教孩子读书。
文宗知道武恪其人,任他为秘书监典簿。及任期满,适逢母丧,朝廷再授中瑞司典簿,又改任汾西县知县,皆不到任。有人劝他上任,他说:“过去为了母亲,委屈自己去做官。现在母亲已逝,我不再做官了。”闲居几年,遇上朝廷又选地方官,泰不华便推举恪为平阳泌水县知县,也不到任。皇帝近臣又推举他为授经郎。恪便假装自己喑不能言,没有去上任。
恪好读周易,每日长坐,或问他说“:先生之学以何为本?”恪答道“:以敬为本。”所著有水云集若干卷。向他求学的人,多有所成。如佛家奴为太尉,完者不花佥枢密院事,皆有贤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