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老人死了。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孤独地死去。
六十年代末,他所在的那个自然村和我们村合并成一个生产队,使我很小就认识了这个怪老头。
他个头很矮,总使人想起古典话本小说里关于矮小人物的“身不满四尺”的体貌特征描述,想起武大郎。第一次见过他后,我对父亲说看见了一个矮子,挨了父亲两巴掌并遭到严厉训斥。父亲嘱咐说:“你要牢牢记住:他是长辈,你是晚辈,要有教养,以后绝对不许对他说‘矮子’。”
七十年代,他是生产队的贫协组长,也是大队和公社的红人,乡下的业余文艺演出队每年都编一些关于他的事迹的说唱节目。这也许出于人们对他的尊敬,但结果却是逼着他更多地付出。
他无儿无女,孤独于世,性格却十分要强。在生产队的劳动中,他一直拼命地卖力气,实打实地做每一件事,从来不耍花招。我因此敬重他。他性格中最要强的一面,集中体现在想千方百计地证明个矮不是缺陷,所有挑担的活都抢着干。而老家的箩筐系绳长,他挑着担,箩筐底部总是在地上撞来撞去——会极大地增加挑担的劳动强度。每次见他挑担,脖子上青筋暴起,心中十分不忍,又不能劝他。满村的人们都不希望他再如此表现,却谁也不敢对他出言相劝。
身体的缺陷,养成性格的畸型。他说话的声音永远比别人吵架的音量还高,说话时脖子上的青筋象挑担时一样暴起,总带几分霸气。小时候的印象中,他从未对我友善过。看得出,村里的人们对他既满怀怜悯,又充满厌恶。
我到十三四岁以后,感觉自己长成了一个纠纠男儿,有了些力气,于是每次路遇他挑担经过,都要夺过他的扁担。起初他坚辞不让,日子长了,也习惯成自然,形成一种默契。说也奇怪,在前后六年的时间里,这类事情我大概做过百来次,竟然一次也没有第三者见过。
在最初的日子里,我们只是帮人与被帮的关系,到后来却有了几分牵挂和依恋。我会常常莫名其妙地想:他现在又挑着担吗?我长大了,有力气了;而他却老了,更挑不动担子了,为充英雄好汉,他已付出了一生的代价。有时我真想劝他老人家:一个人活在世上,不必背包袱,有什么长处就展示什么长处,有什么弱点就面对什么弱点,这样一生做秀,换取的只能是一生的苦头。
后来我远离了乡井,我敢肯定村里的乡亲们最舍不得我远走的就是这位老人,我的离开会使他的心变得空空荡荡。
他老伴比他有福,先他而死,我无法想象他终日面对那个既没未来又没有伴侣的家,是如何打发寂寞的日子。我每次回老家,他都提一篮鸡蛋鱼干之类的东西去慰问我。我母亲为此大惑不解,盘问过我几年:“非亲非故,他为什么每次都来看你?还拿这么多东西?”我一直未说明其中原委,只在母亲的鼓励下打点更多的东西去回拜这位老人,陪他说说话。
那年冬天,他在风雪交加中孤独地死去,没人知道他离开人世的确切的日子。许多天,乡亲们没见过老人露面,有点放心不下,于是推开了他的家门。老人僵硬在床上,灵魂,早已随风雪飞飘天外。我在几个月后回到老家才闻噩耗,于是备些香烛鞭炮,去坟前拜祭。
母亲更加疑惑,因为在那片土地上,只有亡者的后人才到坟前敬奠香烛。这时我不得不告诉母亲:我们早已有了一种父子般的情意,缺了我这一炷香、一盏烛光,老人的灵魂不会安息。九泉之下,他在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