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至今举步维艰,既得不到本民族的广泛认同,也没得到世界文化体系的承认。这种现象,既与一个有着五千年优秀文化传统的世界最庞大民族的身份不太吻合,也与电影等其它文化载体的成就形成了差距,与体育等其它相关门类就更没有可比性了。是中国没有诗人么?不是!书店里、网页上,新诗铺天盖地,写诗的人多如过江之鲫。是中国没有读者么?也不是,十三亿大族,占据了世界五分之一的文化市场。我认为,中国新诗的最大缺陷,在于对诗美艺术的理论探索不深入或者说自己的诗歌理论达不到社会要求的高度。
当我走进网络之后,深为文学朋友圈中的热情所震撼。尤其在诗歌创作上,有着一种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感触。这里聚集着一群挚著的追求者,呈现出一种勃勃生机,使人看到了诗国天空的光明。
一、中国新诗的迅速起步和初期发展
中国新诗创作从“五四”发韧,胡适、冰心、朱自清、闻一多、徐志摩以及鲁迅、郭沫若等从欧美或日本留学归来的学者型诗人是第一代开拓者。他们冲破了封建文化的束缚,从那有着三千年深厚积累的中国古典诗歌的辉煌中闯了出来,创造了令人神往的奇迹。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知识分子中激进的左翼迅速转向革命斗争,诗坛先驱们来不及进行艺术的探索,就直接用诗歌为武器,以唤起民众参与斗争为目的,自然形成了“现实主义大众化”诗歌的源头。东北沦入日本关东军之手后,中国诗人们顶着国民政府的屠刀,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于是以左翼诗人为核心,出现了爱国主义与革命民主主义新诗潮。诗人艾青在狱中高喊着“枪口对外,联合抗日”殷夫、胡也苹、柔石的鲜血染亮了中国诗歌的火炬。等到抗战全面爆发,中国诗歌就肩负起动员人民抗日救亡的历史使命,与全民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进入了一个空前的发展期。
在整个战争年代,国统区的“七月派”诗人胡风、艾青、田间、邹荻帆、牛汉和“七月派”之外的郭沫若、田汉、闻一多、臧克家、徐迟、戴望舒、卞之林等一大批诗人呼唤着民主,紧扣时代的脉搏,努力亲近着苦难的人民。与此同时,解放区内的公木、光未然、李季、贺敬之等优秀诗人也在力求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新的诗歌创作之路。这一时期全中国诗歌精神的表现都是卓越的,鞭笞黑暗、讴歌光明、直面现实、弘扬正气,唱出了人民大众的心声。但这一时期的新诗创作严重缺乏与世界的交流,缺乏艺术和技巧的探索,因此没能在诗美艺术上取得骄人的成果,相反,形成了“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创作思维定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诗歌的进一步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郭小川、邵燕祥、李瑛、公刘、孙静轩等青年诗人,贺敬之、李季等解放区诗人以及张志民、闻捷等都创作了大量优秀诗作,中国新诗开始进入一个蓬勃发展期。然而刚刚开始,胡风案和星星诗刑案就使中国诗坛元气大丧。尤其是“大跃进”之后,兴起了“诗歌大跃进”以“小靳庄”为典型代表,七亿中华,男女老少人人写诗,诗坛万马齐喑,闾巷村头倒是一片嘈杂,到处竖起了诗歌栏,搞起了赛诗会,以含蓄和意境见长的诗歌被浅白化、口号化、顺口溜化,斯文扫地,正声微茫,中国新诗衰到了极点。
二、朦胧诗的昙花一现及其贡献
文革结束后,被放被贬的诗人陆续“归来”诗歌好象有了复苏的迹象。但中国的诗人们早已把中国新诗装进了政治的套子里,难以自拔。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正当中国诗歌在艰难中徘徊时,人们惊喜地看到舒婷和她的诗友们来了,舒婷、北岛、顾城、杨炼、芒克、严力、多多这些朦胧诗的代表的名字将永远闪亮在中国诗坛上。他们起自民间,以北京为发起源,在诗评家谢冕、孙绍振等人的大力推动下,朦胧诗有如一阵强劲的急旋风漫卷神州,掀动了“五四”之后中国第二轮新诗潮。他们勇敢地充当诗歌革命的旗手,力图回避传统的抒情笔调,努力探索诗歌创作的新手法。他们学习西方现代派的艺术技巧,以人文批判精神和艺术革新为标志,以意象隐喻为中心、用含蓄的语言来表达,彻底冲破了“现实主义大众化”的左翼诗歌传统,他们悲天悯人的救世精神和自我崇高的使命意识,曾赢得广泛的社会同情与支持。然而中国新诗的底气是严重不足的,因此朦胧诗不可避免地受到许多局限,这就迫使它的成就变得十分有限。我认为,朦胧诗最大的局限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部分文本过于朦胧,一些代表性人物刻意追求朦胧,让读者不知所云。二是朦胧诗人写诗的历史普遍较短,从其杀入诗歌这块阵地到另谋高就(或者自杀),往往不到十年。因此,朦胧诗虽然呐喊冲锋了一阵,终究还是随着骨干人物顾城、海子等人生命的殒灭而偃旗息鼓,归于沉寂。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女诗人舒婷,她应该是不局限于朦胧的朦胧派至尊,因此在文学的天空里涂抹出了一道绚丽夺目的轨迹。舒婷的诗和散文都很优秀,之所以优秀,我认为就是因为她在朦胧一派中保持了超然的鲜明的个性。她的诗,从意象到语汇都深具南方风情和女性特色。便如她的致橡树,语言和意象是何等的鲜活感人!而其所歌唱的那种不卑不亢至纯至美的爱情,可谓理想境界,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曾令无数的年轻人向往和憧憬。
致橡树是完全没有朦胧意味的爱情诗,在中国新诗八十年的发展史上,也许再也没有其它任何一首爱情诗比它更优秀。更难能可贵的是它创作于一九七七年三月,是文革后最早的爱情诗,几乎具有里程碑意义;而其美学价值和实际影响,似乎还有所超越。朦胧派有了舒婷,就有了一位扫阴霾去腐恶的旗手;一首致橡树,便肃静了诗坛上所有阴阳怪气的嘈杂。诗人毕竟是诗人,一旦突破朦胧的雾锁,便闪烁出智慧和艺术的光芒。
尽管朦胧诗还存在一些不可取的地方,但那只是探索前进中的不足。中国新诗创作自朦胧诗诞生以来,的确出现了一些新气象,甚至可以说曾经上升到了一个新境界。因此,我认为朦胧诗对中国诗歌发展还是有卓越贡献的,虽然没有贡献太多好诗,却贡献了精神和勇气,尤其是其对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的深刻影响,闪烁出一个时代文化的精神光芒。
三、第三代诗人的勇敢探索
那么好诗该从哪里来呢?以朦胧派为代表的中国第二代新诗人已经开辟了一条通往诗歌复兴的道路,好诗自然有赖于沿着那条路走下去的后继者。
假如人们能够把朦胧诗的探索创新的传统继承下来,中国诗歌或许就有了繁荣的基础。但是,随着朦胧诗的殒落,诗歌精神出现大面积失血,中国新诗又开始了新的挣扎与徘徊。中国的诗歌刊物、文学刊物诗歌栏好象成了诗歌贵族们交换平庸之作的贸易场,好诗几乎看不见了,甚至在大量报纸副刊中,诗歌已完全丧失了地位——中国新诗的发展,被已经堕落的诗歌贵族们窒息了,已从朦胧诗崭新光芒的自我陶醉走进了又一轮尴尬与困惑。
就在人们的失望中,中国新诗的第三代诗人正在悄然前进,在舒婷等人开拓的新路上,他们高喊着“...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