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心动魄的思念

，一家人挤在所剩下的一间破屋里。那被大雨淋垮的两间屋都没办法盖起来，哪里还有钱上学呢？我看着面黄肌瘦的母亲和背已经微驼的父亲，再瞧瞧那倒塌了的断垣残壁，心里充满了悲哀。我忽地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该分担家庭重担的年龄了，虽然自己才十五六岁，但姐姐已出嫁，下面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都还小，自己就是老大，我感到了老大的责任。于是我对父母亲说：“爹，娘，我不上学了，留在家里也好减轻一点你们的负担。”父亲听后没有说话，只是将头埋下“叭嗒叭嗒”地直抽叶子烟。母亲听后先是一愣，随即用微微发抖的手抚摸着我的头说：“孩子，不用你留在家，你的好心爹娘知道，这就够了。”我连忙说：“可家里这样困难，我怎好？”母亲马上打断了我的话：“你别说了，爹娘只盼你好好上学，努力读书，学好知识和本领，将来好为国家出力。别像你爹娘，一辈子不识字，没有一点本事。娘和你爹早就商量好了，决不屈了你的才能，这个学你能上到啥样，爹娘就是再苦再累也要供你到啥样。”我被母亲的话深深感动了，但还是忍不住问了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可我们家哪有这笔学费啊？”只见母亲转过身去，走到她和爹睡的床边，掀开床上的席子，又扒开下面的谷草，从最里面摸出一个土布袋子。母亲将土布袋子递给我，叫我打开看。我小心翼翼地用微微颤抖着的手打开了这个布袋，里面露出了一堆钱，除了几张一元的，其它的都是角票、分票或硬币。我看着这一堆学费，直想流泪。很显然，父母亲早就为我想着这一天了。

    当然，我的高中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我的全部伙食费都是从父母亲的血水中挤出来的，是从全家人的嘴中抠出来的。上高二时，一次我回家拿伙食费，母亲很歉意地对我说还没有操办好，叫我先回学校去，让父亲第二天把伙食费给我送到学校来。可我回学校后一直四、五天过去了，仍不见父亲的身影。学校停了我的伙，我焦急万分地赶回家去。到家才知道，我回学校的第二天，母亲把家里养的两只兔子和两个老南瓜一起拿到集市上去卖，为我筹集伙食费。到集市虽然只有三、四里路，但由于母亲身体一向很差，重重的两个老南瓜和两只兔子压在她的背上，行走起来就非常吃力。来到离集市不远的一片洼地前，因夜里下了一场大雨，洼地里积满了水，到集市去又必须经过这片洼地。母亲本来是很怕下水的，但想到我急需伙食费，于是就咬咬牙，脱了鞋，挽起裤脚，向水里踏去。到了洼地中央，母亲忽然一阵猛咳，身子一晃荡，脚下一打滑“扑通”一声跌入水中。要是换了别人，很快就会爬起来，但母亲却在水中挣扎了好一阵也爬不起来。后来其他赶集的人路过这里，才帮忙把母亲拉起来。劳累加上水淹，母亲就这样病倒了。

    我看着躺在床上的母亲，不禁伏在床沿上呜呜大哭起来。我不忍心母亲再为我煎熬，我说：“娘，我要退学！我不能再这样折磨您了！”母亲却伸出枯枝一样的手给我揩去眼泪，说：“傻孩子，退学有啥用？你咋又忘了我平时嘱咐你的话了？你就是整天守在娘的身边又能怎样？难道娘的病就能守好了？孩子，熬下去吧，一定要熬下去！要把眼光放远一些，一定要好好地上学，用不着牵挂家里。”我看着形枯容槁的母亲，更加明白了母亲对儿子的一片苦心。我不能自己地又一次伏在床沿上呜呜大哭起来。

    在“文化大革命”中，母亲曾有一次惊人之举，令全村的乡亲们对她肃然起敬。我那时已经参加工作到了成都，是后来听弟弟给我讲述的这件事。

    一九七一年，由于受旱，我家两亩自留地的庄稼全被旱死，颗粒无收。没想到闲了一年的土地就像疲惫的人经过歇息后蓄满了力量一样，到了一九七二年，麦子长得出人意料的好。麦子抽穗了，扬花了，灌浆了，满仁了，泛黄了，硕大的麦穗齐刷刷的，满地密密麻麻的，煞是逗人喜爱。母亲每天往地里跑几趟，回到家里总是笑。弟弟说从没见过母亲有这么多的笑。一家人都盼着麦子早日收割，好放开肚子吃几顿。

    说来也怪，不知为什么那年全村各家自留地里的麦子都长得特别好，惟独生产队的长得差。收割的日子到了，却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在村里蹲点的一位公社干部说这是搞资本主义，要将各家自留地里种的麦子全部充公。这消息一传开，全村就像炸了的兵营，人们先是惊呆了，尔后便震怒了。

    这天，那蹲点的官儿带着几个人，最先来到我家自留地边，准备割我家自留地里的麦子。母亲正在家里，听到消息后，急得立即抓起一把镰刀，飞快地奔向麦地。她来到那伙人面前，本能地伸开双臂将那伙人拦住。那官儿叫母亲让开，母亲却像没有听见似的动也不动。那官儿恼了，手一挥下令道：“割！”还没等那伙人弯下腰去，母亲突然怒吼道：“看谁敢割！”她猛地将镰刀高高举起，钢浇铁铸般地立在那里。微风吹着她满头长发，宽大的衣衫在她干瘦的身躯上不住地抖动，憔悴的脸庞已气得苍白，眼里闪着骇人的光。谁也不会想到孱弱的母亲会一下子变得这样凶，这样威武不可犯，俨然像一个披发仗剑的天神。母亲的确是愤怒极了，这不仅仅是为了保护粮食，保护劳动果实，更重要的是劳动者心灵深处那种神圣的东西受到了践踏，受到了亵渎。母亲指着那官儿喝问道：“资本主义？你整天蹲在村里吃我们喝我们，一天三顿饭，顿顿好米好面、鸡鱼大肉，连嘴巴都吃得流油了，也不是资本主义！轮到我们社员能收点粮食、吃上几顿饱饭，就是资本主义了？你安的什么心？这是哪家的理？”母亲声音嘶哑，字字带血，又继续吼道：“今天谁敢动我地里一根麦秆，我就和他拼了！”围观的人群里也发出了一片愤懑的附和声和喝斥声。那官儿被震慑了，在盛怒的母亲和人群面前退缩了，众怒难犯啊！

    事后，乡亲们都为母亲捏着一把汗。幸好多亏了当时的那位公社老书记，硬撑着把这件事给抹平了，母亲才没有受难。全村每家每户自留地的麦子都保住了，乡亲们皆大欢喜。

    母亲是个没有福气的人。当漫长苦涩的生活即将结束，幸福的生活就要开始的时候，母亲却患了肝癌。她的病是一九七九年底确诊的，当时我们兄弟姐妹完全惊呆了，瞒着母亲哭作一团。母亲的病一发现就已经到了晚期，明知治不好了，但我和爱人还是把她接到成都治病。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好受一点、稍安一点，对母亲的大恩大德才能报答一点。在成都我和爱人除了带母亲到四川医学院和四川省人民医院治病外，还带着她到处游玩。一辈子都厮守在家门口的母亲，没见过外面的世界，因此我想让她尽量开开眼界，领略一下祖国的大好风光。并不知道自己病情真相的母亲，在游玩中常常像孩子似的惊诧不已，有时甚至高兴得手舞足蹈。看着她这样，我和爱人也就陪她一个强装的笑脸，而心里却比什么都难受。

    在成都只住了三个月，母亲非要回去不可，我便只好把她送了回去，自己又匆匆赶回成都上班。

    一九八零年麦收过后，母亲病情恶化，弟弟发来电报，要我赶紧回家。我到家后，见母亲已经完全不能起床了，她身上的肉好像已被骨头吞吃光了，只剩下一副突出的骨架，那是真正的皮包骨头。母亲见了我，艰难地微笑了一下，要我把她背到院子里去，我含着泪照做了。初夏的风徐徐地吹着，树木一片葱绿，刚收割后的土地光秃秃的，显示着它原有的贫瘠，同时也透露出已开始到来的生机。母亲要我把她放下来，让我和弟弟搀扶着她。她在院子里久久地立着、望着，那神情分明是在深思。最后母亲回转身看定了我们家那低矮的破草屋，发出一声长长的撼人心魄的叹息，便叫我背她进了屋。从此母亲再也没有起来。母亲寿终时是睁着眼的，脸上布满郁郁之情。这年母亲五十七岁。

    母亲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深深明白母亲临终前看着破草屋的那一声长长的叹息的含意，她决不是悲叹自己生命的完结，也不仅仅是感叹自己悲苦的一生。是什么呢？——这是母亲在怨恨自己，怨恨她没有本事，拼命挣扎了一生也没有给子孙们带来富裕。

    我想到这里，胸中就一阵揪心的疼痛，我几乎要喊起来：“这怎能怨您呢？我的母亲！”

    母亲，我平凡而伟大的母亲，您已在我心灵深处建起了一座丰碑——一座品质上、人格上、道德上、信念和力量上的丰碑。

    母亲，我可爱可敬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