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随处都可见标语口号。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标语口号最多的国家了吧。用标语口号来造舆论做宣传,或抨击,或提倡,或呼吁,或呐喊,或响应,或支持,让人一目了然,富有鼓动性,具有影响力。
严格地说,标语和口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现代汉语词典对口号的解释是“供口头呼喊的有纲领性和鼓动作用的简短句子”;而对标语的解释是“用简短文字写出的宣传鼓动口号”我的理解,应该是先有口号,后有标语,将口号书写出来,再张贴出去,便成了标语。两者关系密切,所以通常大家就把标语口号连在一起说,没有去严格区分。
标语口号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史料中得知,战国时期商鞅搞变法,为了使老百姓相信改革举措,便到处贴出“搬木者,定得50金,言必有信”的标语。我想,这也许是中国最早的标语了。北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力主变法,反对因循保守,提出著名的“三不足”口号:“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明朝末年,由“娄东二张”牵头合并江南几十个社团而组建的复社,为了对付那个依附宦官魏忠贤的奸贼阮大铖,曾在南京各处张贴标语制造舆论,掀起驱阮运动。历史上的各次农民起义,都提出过响亮的口号,如陈胜提出的“伐无道,诛暴秦”、黄巢提出的“天补均平”、钟相与杨么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张献忠提出的“荡平中土,翦除贪官污吏”、李自成提出的“均田免粮”、太平天国提出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等等,都受到老百姓的拥护。从近代来看,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在中国人面前第一次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1919年5月4日,青年学生在北京天安门集合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等口号,喊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解放战争时期“要和平,反内战;要民主,反独裁;要自由,反迫害”的口号,动员起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埋葬蒋家王朝。合民意得民心的标语口号的确有着无形的巨大力量。
标语口号所反映的是意识形态,它总要被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标语口号留给了我们太多的苦涩记忆。大跃进时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弄得民不聊生,路有饿殍。1958年湖南湘乡在山坡上制作“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标语,每个字占地5亩多,飞机上也能看得一清二楚,一时在全国出尽风头。当时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批它“劳民伤财”可不久庐山会议上就成了“彭黄张周”的一条罪状。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标语口号肆意泛滥的年代,标语口号简直是“空前绝后”那比的是喇叭的音量分贝,比的是用词的狠毒,比的是杀伤力的大小,简直是一场标语口号的残酷战争。往往头天还是大大的好人,一夜过来,便满墙都是“打倒”、“砸烂”、“让你永世不得翻身”的标语口号,转眼便成为阶下囚,进炼狱。那标语口号给人的感觉,除了恐怖,还是恐怖。有条造反派张贴的标语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偷有理,抢无罪,革命的强盗精神万万岁!”还有一条写的是:“解放全人类,把五星红旗插上白宫和克里姆林宫!”这种现象说明:标语口号泛滥的国家,往往是政治上不民主、经济上不发达、社会上不人道、文化上有偏激的国家。
恶梦终于过去了。斗来斗去的标语口号终于不见了。但是变味的标语口号,却依旧疯长。多少商人在“顾客是上帝”的标语口号后面干着坑蒙拐骗的勾当;一些人民公仆和办事机构,在“为人民服务”的幌子下,却使尽管、卡、压之手段,干着权钱交易的勾当。假、大、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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