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生存的质询

女性是很难挣脱受动局面、达临自由彼岸的。纪念中，殷慧芬从绝尘的象牙塔里走出，直面都市的欲望之海。躁动着疯狂和热情的女记者纪念是作为欲望的主体契入男性世界的，但终究沦为男性欲望下的被动之“物”纪念以为她在与狄仁的缱绻中已获得了生命的完满自由，但这不过是出自于一个深谙风月之道的男人娴熟的性技巧。由此，写作者戳破了女性的幻想，透视出男性文化操纵下的女性自我的空洞化。无独有偶，尽管枝子心甘情愿、义无返顾地“挺身便进了一个男人的厨房”但面对她的无限柔情“一点都不想去对别人负责”的男人松泽的眼睛里“却始终是莫衷一是的虚无”现代都市包装、塑造了纪念、枝子这样的女性，她们似乎已能够凭借自己的才情与智慧自由挥洒人生，但物欲化的男性社会却一次次粉碎了她们的梦想。张梅的一系列小说如错觉、冬天的大排挡、各行其道等也都是将笔触伸向都市女性如寂的内心，写出了她们爱的幻想和错觉是如何在无情的男性世界中破灭。张梅的独到深刻处不仅仅在于揭示出现代都市里“爱”的匮乏，更在于她窥视到了女性对于幻觉的沉迷，对于错觉的错觉。在未婚女子敏雨看来，既然“错觉”能演绎出美妙浪漫的故事，既然都市本身就是个亦真亦幻的戏剧舞台，那么与其揭穿色情老手的骗局反而不如将错就错地“美丽”下去，其生活的空虚无聊已到了需要受骗和自欺来填充的地步（错觉）。在对女性欲望的谛视和书写中，女性话语潜在地提出了都市女性如何从欲望的钳制中挣脱而出的问题。

    与此同时，都市女性话语也意识到商品经济下新的女性规范已经出现并揭示出物欲膨胀所造成的女性精神的破损。新潮丽人商晓燕（张欣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之所以与曾经抛弃她的总经理重归于好，是因为需要他的“财力和社会关系”她们那更具功利性的价值观念、直截了当的欲望方式无不与商品大潮一轰而起后的混乱无序状态相契合。作为市场经济大潮的顺应者，都市文明的既得利益者，她们敏感地捕捉到了掘金时代的物质性、包装性、流通性，对于女性魅力所具有的可流通、可交换和出售的公共价值，有着更为清醒实际的认识，并学会在现实的物质关系中寻找确立自身的位置。面对不耻言利、恣情潇洒的这一代，张欣借文中女主人公遵义的感慨，表达了写作者对于商品化生存的保留和质疑：“她一向觉得自己已经练就得刀枪不入，其实不然，她只属于她自己的时代，对于商晓燕那样的女孩子，欣赏和品味都可以，剩下的就只能是望洋兴叹了”陈丹燕的女友间则探讨了都市女性的道德操守问题。精明的小敏与好友的丈夫有染，一无负担地做了一段临时情人，直接导致了好友的婚姻破裂。对她而言，情场游戏与谈婚论嫁是泾渭分明的两码事，她对自身的女性魅力相当自信，并想获得一桩符合现实功利算计的婚姻。尽管创作者并未表现出过多道德审判的热情，但我们可以窥见到她对于某种伦理道德标准的依持。选择是自由的，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对于选择的自我承担，在一个道德普遍流失的时代里，女性的自我设计和利益估算是否已不必顾及道德的合理性因素？道德自律对当今都市女性的生存又有着怎样的意义价值？这已不仅仅是一个女性的话题，它亦是人类在自身的文明发展进程中必然遭遇的难题。

    在金钱法则的操纵下，现代女性更深切地体会到生存是人生的第一要义“物质第一性”的哲学命题在90年代获得了它最现实、最功利的阐释，由高层次的物质消费所带来的“品味”和“情调”烘托出都市里愈加精致的“妇女生活”尽管严峻的现实还没有为超前的浪漫主义和充满解放性的自由情调提供孕育发展的土壤，但这并不妨碍那些都市女性们通过感性生活的最大限度的攫取来刻意营造明天的浪漫。正是在物质的魔幻之镜中，她们窥视到了虚幻的却又极富眩惑力的女性镜象，从而激发起她们更大程度上的自我陶醉、自我爱恋，主动地将自己转化为被动之“物”“我们都抓住了世界的本质，我们都爱物质文明，我们都不作茧自缚”（张梅孀居的喜宝）──这份现世、清醒的“女性宣言”源于与物欲之都的共识共谋。唐颖小说中的女性大都对物质有着天然的敏感，因而物质的失落给她们带来的失落感也就更为强烈，唐颖写出了这种失落感并从中透射出女性精神世界的空虚、荒芜。爱妮（红颜）、宝宝（丽人公寓）们是将“物质”当作“精神”来爱的，物质已成为灵魂的重要依托，是她们填充虚空的救命稻草“她们知道美人色衰，就再也靠不住男人，靠得住的是男人给予的物质”（丽人公寓）。女性在占有物质并沉溺于物质的同时，也就使自身沦为物欲化的筹码。在唐颖所描摹的都市女性身上，往往会使人感受到张爱玲笔下那些旧上海女性的气息，相隔半个世纪之后，如今的都市女性已不必象曹七巧、白流苏那样在男权体制的重压下作着代价惨重的反抗，但历史的因袭没有“必然”地在时代的前进中湮灭，旧时代的幽灵在物化的都市生活中重新复活，金钱和肉体的交换反而变得更加直接，更加无所顾忌。糜烂中的苏晓卉如白流苏一样实践着“谋爱”即“谋生”的传统女性的生存“真谛”竭力要从物质匮乏时代的噩梦中走出，但物质充足以后，生命却不再丰满。唐颖以不无感伤的笔调写出了苏晓卉的空虚、寂寞、苦涩，但也同样揭示出当外界现实不足以构成残酷的挟迫时，恰恰是女性自身的寄生性、依附性的“痼疾”将她们引向一条无爱、无梦的悲剧之路。在此，女性话语并没有否认物质追求的正当性，但同时也以触目惊心的“物化”现实表达着这样的忧虑：一旦丧失了反思物质的能力，并将物质作为生存的旨归，那么女性不仅未能在商品大潮中确证自己，反而会再次陷入自我价值的迷失。

    三

    96/6上海文学编者的话中这样写到：“在当代都市生活中，松动的男权价值体系比之几千年僵硬的男权价值体系，向女性提出了更具挑战性与尖锐性的考验。在这种考验面前，都市女性更需要付出的代价往往并不是抗争，而是自处问题，是在繁华世界中如何自怜、自珍、自强与自卫。”其实，齐美尔提出“学会使自己适应城市”也决不是在倡导那种丧失了主体自由意志的无原则的妥协和屈就，他更为关注、也更为强调的是，在“压倒一切的社会力量中”怎样才能保持个人的精神自由和创造性？面对20世纪90年代都市女性生存新状态中的尴尬、失落，女性话语所极力探寻的，也正是女性如何自守、自处的问题。

    但是，一个躁动着欲望和疯狂的时代是拒绝“自守”的，张欣的一篇小说题目道出了这个时代的普遍症候：你没有理由不疯。世事的风水轮转让昔日的骄子宠儿谷兰感觉出自己活得状态不对，因为“无欲无求，在疯狂的物质诱惑面前保持一份散淡，并非就能保证日子过得开心、舒畅，生活本身就是这么麻烦”但是对于她这株“空谷幽兰”而言，想“疯狂”也并不容易，对儿童生长素污染事件的调查重新唤起了她的正义与良知，使试图与民同疯的她又一次站到了“疯狂”的对立面。但正义的呼唤无法在无序、混乱、冷酷的现实中发生效力，捍卫正义的结果是谷兰家庭破裂、身心受创，爱慕她的男人也远走异乡，那么，憔悴不堪的谷兰还能无怨无悔地守住自己美好的天性吗？对此，我们和张欣一样都没有信心。张欣的另一篇岁月无敌讲述的也是一个女性自守的故事。如果说接受商品化的交换原则已成了试图在当今“市场”中立足的现代女性的宿命，那么，似乎是为了抗争这种“宿命”张欣特意设计了千姿这样的青春女性形象，让她在“混沌、虚假、拜金并且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最终守住了自己。但掩卷之后，让我们感受最深的却是女性自守的艰难，若没有母亲方佩的教导、引领、人格魅力的感召甚至死亡的震撼，千姿又能坚守多久？

    社会文化环境对人的异化力量是巨大的，而且，它往往不是通过外在的强制、胁迫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逐步转化为一种内在需要，让人自己来完成对自己的颠覆，这种自我的颠覆无疑构成了对主体性的更为深刻的否定。对于渴望安宁的家居生活的焱玉而言（殷慧芬焱玉），离家出走是被迫无奈的选择，但这反而成就了一个“白领丽人”不过，获得了世俗成功的焱玉却已无法再找回往昔的单纯、快乐与宁静，在绝望与空虚中，她一次次地放逐沉重的肉身，而且更为痛苦的是，焱玉清醒地意识到“主宰她的是她自己的心魔。因为她自己想放纵、想下贱。”来自于男性世界的伤害是这沉沦背后无法释怀的隐痛，它不仅碎灭了一个女人“相夫教子”的传统之梦，而且摧毁了她对这个世界的信心和期待，并驱使着她通过非理性的自虐来麻痹自我、报复男人。在强大的女性主体还未能生成之前，女性自我内部的心魔往往源于男性权力的操纵控制。仿佛是为了与男性逻辑相间离，并为女性自守寻找新的路径，20世纪90年代的都市女性话语中充溢着“姊妹情谊”的温润。这里的“姊妹情谊”已非完全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话语，但那一个个体现着女性自身性别文化特质的都市姊妹圈确实让女性获得了认同感和归属感，在互相支持、互相体慰中抚平男性带给她们的精神伤痛。不过，投入“姊妹”的怀抱在更多情况下是出于对残缺的异性爱的失望，而并非源于自觉反抗男权的女性立场。男性“他者”的介入往往造成女性间的相互鄙弃，同性关系本身的复杂微妙中也潜藏着危机“姊妹情谊”这一堡垒并不坚固，且难以向纵深处拓展。“丽人公寓”这一“方舟”似的构设带有更多的虚幻性质（唐颖丽人公寓），而林子对姊妹情的忠贞也许只能作为一个“美丽苍凉的手势”（张欣永远的徘徊），都市女性无法藉此来守住自我，救赎自我。

    在一个价值多元、个体本位的文化语境中，话语者很难再以绝对主体自居，对生存作绝对权威性的表达和建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某种主导的价值取向和共通的经验规范已失去了被倡导的意义。因此，尽管我们不再奢望这一阶段的女性话语为我们规划出一幅理想的女性生存图景，但是我们有理由希望关乎于女性生存的更为合理的价值目标和内在依持能为话语所发现所表达。在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一些小说中，已可感受到些许亮色，那属于女性的希望之光尽管还很朦胧、微弱，但毕竟在预示着某种令人欣喜的可能性。

    徐惠照的折桂在一个颇多奢望的题目（月中折桂）下面所倾心表达的却是一份源于平实生活的女性感受。平民女子刘菊芳改变现状、跻身高层的愿望代表着转型期社会新兴市民阶层的一种普遍心理，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现实的境况却是“全然没有人被她的善良和能干所打动”而她的痛苦在于当爱情幻梦被负心男人粉碎之后却仍然“不能够纵容自己现实”“总在高出自己生活的层面上去找佳偶”一次偶然的遭遇让她结识了近在咫尺的普通男人徐一新，恰恰是这个不在她期待视野中的男人，给了她一声已让她等了好久的承诺：“你肯替我来管这个家吗？”读到此，我们不禁和刘菊芳一样，有一种“蓦然回首”的感慨了“生活中不是没有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现实并非只是“平庸”、“灰暗”的代名词，它同样隐含着浪漫和诗情。徐惠照所持守的女性现实观不是对现实的一味贴合屈从，而是导源于一份创造生活的执着自信。这种创造生活的坚韧与热力同样体现在潘向黎的无梦相随、变歌中。无论是奚宁，还是苏小描，较之于她们所爱的男人而言，更具有行动感，更多了一份承担现实的勇气。当男人们对爱情、生活已失去了热望，在痛苦的思想中“延宕”时，是女性引领着他们走出了泥沼。她们并非不知现实的严酷、梦想的脆弱，但却难能可贵地葆有了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决心和韧性。如果说无梦相随中奚宁的抉择还带有几分忧伤的无奈，那么变歌中的苏小描则凭借着足够的生存智慧主动地去抉择、去创造，她的聪明、果敢、现实、浪漫，她的把握生活的力度，无疑为都市女性的生存开辟了新的思路。

    在一个女性主体意识还相当贫弱的时代里，女性所守住的“自我”难免还存留着“他我”的阴影，但是，当女性以“不变”的姿态固守着女性的、同时也是人类根性的朴素、善美的时候，她们无疑为当下时代提供了可贵的精神质素。在“仁义”女子白大省（铁凝永远有多远）那种甘愿自我牺牲的、强烈的利他主义情怀中，不难窥见男权文化对女性的期待与需求──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铁凝以善意的揶揄表达了她清醒的劝讽。但写作者更大的着力点却隐含在这样的追问中：在一个自私、冷漠、功利的空间里，在一个被高超的技巧、伪饰的纯洁、卖弄的风情所包裹所遮蔽的时代里，白大省的善良、纯洁、无私、宽容、正派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尽管执着于爱情的白大省一次次地情感受挫，尽管她也梦想着成为西单小六、小玢那样对男人具有强大诱惑力的“魔鬼”女人，但是她最终也无法拒绝自己善良的本能和纯洁的天性。尽管我们可以说白大省的选择是懵懂不明、缺乏理性的，但我们无法否认，正是白大省“不可救药”的“永远”和“不变”让我们这个淡漠永远的时代有了一些温情、一些感动。

    女性的精神资源中，是不是隐含着对人类、对此在现实更有价值的东西呢？在致无尽岁月（池莉）那舒缓如歌的心理叙写背后，我们再次遭遇到了这样的女性命题。相对于大毛那个膨胀着无限的欲望、需求和无限扩张冲动的男人世界“我”则是文静平和、含蓄内敛的，相信直觉和体验，在成长的岁月中不断思寻着生命的本质，越来越执着于本心、依恋于故土对于不同的生存方式，写作者并没有过多地厚此薄彼。但是，到底什么是生命中真正的需要，又是什么决定着我们的幸福？──成功男人大毛的生活状态在这样的追问下不能不说显出了餍足后的疲惫和苍白，而“我”的生活选择尽管一直为大毛所不解不屑，也并不符合社会公认的成功标准，但“我”的生命却越来越趋于澄明、快乐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在女性的生命取向中，蕴涵着更为朴素、原初、更符合人性的精神资源呢？尽管池莉从来不是一个激进的女性主义作家，但是，当她以沉静的目光检视生命、叩问自我时，却难能可贵地为我们浮躁的当下捧出了一份属于女性、更属于人类的答卷。

    伴随着新世纪的钟声“90年代”已被匆匆地划上了句号，但对于都市、对于女性生存的探讨还远未完结。在这不可逆转的都市化进程中，我们期待着女性书写者们不断审视经验和思维的前提，努力寻求合理的价值依凭，在对女性特殊的性别遭遇的关注中肩负起对现实世界的评判，为都市女性话语注入更具活力的新质。

    原载小说评论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