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人生

要的精神资本，这不仅赋予了他一些有形的权力，而且也使他在无形之中占据了乡村生活的中心位置。

    于是，很自然地，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张美兰和刘巧珍，谁的爱情抉择更真实，更符合实际？抑或说，路遥与何玉茹，谁笔下的乡村生活更真实？当然，我们可以用诸如典型、特例之类的解释来为各自的存在寻找依据，但在经验范畴和期待视野内，却很难避免类似的追问。其实，此类问题的提出往往是以某种假设作前提的，即假定有一种外在于主体意识的、绝对的、不言自明的“原生态生活”在文学中存在。但是，这样的假设是不是能够成立呢？时间的流脉若不经意识的统摄、梳理，又怎能纳入历史的航道？这样一来，似乎连“真实”都成了一个可疑的概念，我们到底该怎样界定她，在怎样的层面言说她呢？追问到此，恐怕不能不借用那个经典的论断了：重要的是讲述话语的时代，而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因为，作家总是站在“此时”去书写“彼时”的，就像克罗齐所说的：“只有一种对现在生活的兴趣才能够推动人们去考察过去的事实，因为这个缘故，这种过去的事实并不是为了满足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为了满足一种现在的兴趣，只要它一经和现在生活的兴趣结合起来就是如此。”所以说，尽管路遥与何玉茹所追溯的，是同一段客观意义上的“历史”但他们所真正关注的，却还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当下”写于1981年的人生无疑感应了那个时代所高扬的人文主义精神，而中心话语旁落、价值多元的世纪末语境很难说没有对危险在别处──这部18年后诞生的“人生”产生影响。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她自己的文学精神，个人的书写，作为历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总会带上特定时代的烙印。由此说来，所谓文学的“真实”并不是说如何“高保真”地复制了“过去”而是说如何在“过去”中深刻地发掘并反思了现在。

    在从写作的“现在”向故事的“过去”回溯的精神之旅中，真实的、本质的东西发露了出来，这并非我们所说的日常现实，此时，日常现实变成了“真正的现实”“它是包含了不确定的种种可能性的未来的地平线，是惧怕或希望，是未设定的东西。”（保罗利科语）对日常经验的反思和批判是文学这一精神实践活动的特性和归旨，形而上的哲思、深刻的文化批判也正是经典之作诞生的标志。写到此，我不得不遗憾地承认，二十年后的今天，当我再一次捧读人生时，我不仅已没有了初读时的震撼和愉悦，而且，竟然极理智极清醒地读出小说的某些苍白和贫弱，意识到这一点，我不禁有些悲哀，时间真的是很残酷，也很公正，她能让辉煌黯淡下去，也能让平凡伟大起来。一个写作者的魅力，是需要岁月之河的沉潜与淘洗的。

    读过危险在别处，我曾与何玉茹有过一次电话长谈。我问她，如果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写这个题材，是不是也会写成人生？何玉茹沉吟了一下，说道：也许吧，大概我也会让张美兰爱上李文虎的。

    我笑了，我想，即使是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即使有着同样的命运安排，同样的背景设置，何玉茹还是会写出她自己的味道来。其实“人生”的另一种走法，并不仅仅在于谁爱上了谁，谁又不爱谁，真正的差异，存在于看取“人生”的方式里，表现在逼问“人生”的力度上。

    老实说，还是危险在别处更吸引我些。较之于人生，它多了些暧昧，多了些游移，多了些剪不断、理还乱的生存之烦。很希望二十年后，自己能记着再读读这篇小说。

    毕竟，文学无法与时代相割裂，但伟大的文学必须是超越时代的。

    200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