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豪言壮语系列之－－阮籍

    　　一

    在此之前，我对于阮籍的了解真正可以称的上是一知半解。

    而之前的印象仅仅是读宋人洪迈的容斋随笔里一则名为三竖子的笔记。文中大约说阮籍尝登临广武山（在今河南荥阳，是楚汉相争的重要战场，附近有鸿沟）俯瞰楚汉故战场而喟然长叹道：“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原本在我的中国历代豪言壮语系列中是没有计划写入阮籍的。因为我所有的情感几乎都被那些捐躯沙场、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所吸引，从李牧、霍去病而至左宗棠、曾国藩；从陈胜、吴广而至李自成、洪秀全，这些成功或者是失败了的英雄们的豪情逸志、壮怀激烈往往会使我沉湎于中而忽略了那些书林隐逸处的清玄高雅之士。更何况，阮籍长久以来在我的印象中不过是一个放荡不羁、不拘于世俗与礼法的方外之人，诙谐之士。对他最深的了解则来自于那个“青眼有加”的成语。却从来没有想到过去走近一下这个距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的人物，去领略他的胸襟与豪迈，而当我真正的试图想去了解时，却越来越深地感觉到他的思想可能是我永远也无法企及的。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晋书，阮籍传记载阮籍共著咏怀诗八十二首，这是其中的一首。刘勰的文心雕龙中评价阮籍说：“阮旨遥深”意思是讲阮籍的诗立意深长，再一进步的说由于阮籍的诗用典隐晦，而且追求“得意忘言”所以显的晦涩难懂，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或许就指的是阮诗。

    需要解释的是“得意忘言”并非指的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得意忘形”这是魏晋时期所追求的一种文学表达方式，指文章或诗追求以立意为主，而不注重文字上的表白。阮籍是魏晋时期诗歌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中国后代诗歌影响甚深。盛唐时期的大诗人李白杜甫等人的诗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阮诗的影响。当然，在追求“只可意会”的境界上，李商隐似乎做的更杰出一些，他的诗一如阮籍：用典隐晦，很多令人难懂，其中“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锦瑟）至今让人不知所指，千百年来争论不已。

    不过，在1700年前的这个夜晚，是什么让阮籍夜中无法入睡，而要将心事付于瑶琴呢？是因为曲高而和寡，知音难觅？还是因为孤鸿与翔鸟的鸣叫使他想起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的民生之艰难？又或者他是在为自己的命运以及动荡不安时局下国家的前途而担心？

    这一切或许只有明月与清风可以知晓。不过，诗人的这种心态与先前在广武山上那个指点江山、粪土当时、当世英雄的狂放不羁的阮籍相差太远，这也许便是像迷一样的阮籍所带给我的最大的兴趣。

    阮籍本人的传奇色彩也相对的浓厚一些。比如说他对待人惯用青白眼，对喜欢的人就给与青眼，对不喜欢的人就加以白眼。同时他又不评论人的长短，且嗜酒如命，被称为酒仙，曾经大醉六十余天，让大权在握的司马昭对他也无可奈何，他因为酒而求官，因为酒醉卧卖酒妇身侧而妇人的丈夫不怀疑他。阮籍善琴，才华横溢，曾醉醒后挥笔立就司马炎加九锡的劝进表，而且不改一字，他登车出行，至无路可走时就放声大哭，他看不起小人钟会（三国演义里的那个）的为人，但却能巧妙地不给钟会以加罪他的借口

    所有的一切一切，构成了一个人物饱满，性情诙谐的阮籍形象，似乎稍有丑角的模样，而史书却记载“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博览群籍，尤好老庄。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忘其形骸”（晋书，阮籍传），可以说占尽了魏晋时期士大夫的诸多特征。这样一个人，又如何能不让人大书特书呢？

    很多年前，我读过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书中插页上的一句话令我终身难忘，那就就是：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方知情重（这句诗是胡适诗与梦中的一句）。余先生的文字恐怕是我终身所无法企及的高度，但一个王朝的背影以及抱恨山西多少年来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包括他写阮籍的那篇遥远的绝响。

    阮籍是醉过的，也是爱过的，这一点我坚信不疑，而从那个遥远时代所传来的绝响，正渐行渐近，带我走入一个充满梦想与光荣的历史时代。

    二

    使我感兴趣的是“坚子”这个称谓。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国的汉字也堪称是奇瑰。几千年来，无数的文人穷毕生之精力游戏于其间，以至于简单的方块字由此而派生出了众多的涵义。比如说我曾见到有人总结从古至今关于我的自称就有上百种之多，这足以令一个不了解中国文化而又想学习汉字的外籍人士呕血。但汉字的更伟大意义却在于她能用最短的篇幅表达最深远的含义：一部孙子兵法不过八百字，一部老子总共五千言，就连被称为包罗万象、涵盖人类所有秘密的周易篇幅也并不长。但数千年来的文人与学者穷毕生以至数代不断地研究，能称的上真正读懂她们的人都少之又少，更谈不上理解与应用她们了。所以，这值得每一位炎黄子孙与每一个热爱汉字的人所自豪。

    不过，这些题外话其实并不影响我们对于“竖子”一词的理解。竖，是童子，细小的意思，竖子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小子——这显然是一句骂人的话。可要比起现代人奇绝瑰丽的国骂来说还是显得逊色太多：鲁迅总结的国骂是“他妈的”老舍先生的牛天赐传里天赐一听到四虎子从嘴里骂出这三个字来就欣佩不已，觉得听到了人生的真谛。水浒传里骂人的词是花和尚鲁智深的“鸟（音应为屌）人”西游记里悟空骂悟能是“夯货”三国演义里张飞骂吕布是“三姓家奴”众人骂曹操是“奸贼”红楼梦里我印象最深的是被淋了一身大粪的贾瑞以及那个我弄了半天也查不出读什么音的“肏（音操）”但这些骂人的话加在一起恐怕都比不上现代汉语里一个“操”字所能表达的骂意深远。

    当然，古人讲究的是“非礼勿言”（论语，颜渊），脏话肯定是有的，但那不是士大夫与读书人所为。因为士大夫阶层连小说这样的文艺作品都认为是登不上大雅之堂，更不用说是骂人的脏话了。但士大夫就不骂人，情急了就不想“操”一下对方的先人或者是对方本人？这恐怕是也是不合人情的，所以，竖子这个词总是会在忍无可忍，急需一骂时呼之而出的。

    鸿门宴上项羽不听范增的建议而放走了刘邦，范增大怒道：“竖子不足与谋”这句话有人认为是在骂项庄，因为他舞了半天剑也不能把沛公怎么样，但我觉得以范增“亚父”的身份以及这老头子的脾气来看，他就是骂项羽也是骂的出的。毛遂当年为激怒楚王说白起是竖子，韩信与黥布谋反时刘邦召集手下的将军们商议，将军们的回答是，马上发兵，活埋了那小子（坑竖子耳）。洪迈在三竖子里认为，如果白起、韩信、黥布三人都是竖子的话，那天下恐怕就没有谁能称的上是英雄了。所以，刘邦在听到坑竖子耳这句话时会默不作声，陈平则旗帜鲜明地认为这些话只不过是自欺欺人。但不管怎么说，这些故事为原来可能是枯燥的历史增加了许多趣味性与可读性，同时，也为“竖子”一词提供了很多的诠释，当然，还有争论——因为无独有偶，在1700年前的广武山上，阮籍面对当年楚汉相争的旧战场，也发出了相关的评论：“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至于阮籍话中的“竖子”是谁，恐怕算是历史上的一段公案。从他登广武的情、景以及阮籍本人一向狂放不羁的性格来看，竖子很有可能指的是刘邦，还可能包含有项羽。项羽为人残忍而有妇人之仁，以为凭借一己之勇就能平定天下，直到败走垓下，自刎乌江他还不知悔改而认为是天亡他而并非是战之罪。关于这一点，司马迁早在史记里对其进行过评价，可以称的上是盖棺定论了。说他是竖子恐怕是不为过的。但却不能否认也不应该否认项羽仍然是一位英雄人物，司马迁将其列入只有帝王才有资格享用的本纪之中，本身就是对项羽是英雄的肯定。否则我们不会在读史记的时候会感觉到失败者项羽才是英雄而刘邦则有些“竖子”的味道。

    那刘邦就是“竖子”吗？

    我记得高中课本里有一篇元曲家睢景臣所作的高祖还乡，剧中对于刘邦这个流氓皇帝衣锦还乡的场景可称的上是极尽想象之能而痛快淋漓地对其进行了嘲讽。鸿门宴中刘邦的小人嘴脸恐怕是任何一个学过那篇文章的人都印象颇深的。看的出，司马迁过刘邦颇有微词，而中国历来的士大夫对刘邦也并无好印象。因为刘邦出身不太好，他应当是个普通的农民，而且他的为人是“好酒及色”且整天游手好闲，喜欢顺嘴说胡话，侮辱与他一起工作的同事，说他是个无赖不算过。他不学无术而且看不起读书人，史书记载他有一次把尿撒在儒生的帽子里。楚汉相争中，刘邦屡战屡败，但却逃跑有术，遇到危难时常说的一句话是：如之奈何？甚至为了逃命不顾父亲、妻子以及儿女的死活。按儒家的标准“忠悌孝信礼义廉耻”刘邦一个也不俱备，与项羽四年相争中次次大败只不过垓下一战功成而已。所以，刘邦是“竖子”并非没有道理。

    但刘邦却真真正正是个英雄，楚汉相争中他击败项羽而最终建立了一个绵延四百余年的强大王朝，使中华民族走向了其民族史上第一个全盛时期，他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数百年中原战乱不思的局面，他虽然凡事好说“如之奈何？”但他用韩信、彭越、英布等人打下天下而又能将这些人的生死荣辱至于股掌，他对汉初三杰的作用的评定，他的大风歌慷慨悲壮的曲调，如何能说明他不是个英雄呢？

    刘邦确是个英雄，他死前对吕后所说的丞相人选就是他知人且善任的一个佐证。三竖子还有一个例子说魏王谋反时用柏直为将，韩信说柏子是个竖子，刘邦也以为然，当然，事实证明柏子确实是一个竖子，而能清醒地看到这么一个“竖子”本来面目的刘邦，又如何能是“竖子”呢？

    所以，刘邦不是竖子。

    可阮籍为什么要发出那样的感慨，他说的竖子指的是刘邦吗？后世很多文人其实都认为阮籍这里所说的竖子指的是刘邦，这大约是受到传统中对刘邦偏见的影响。就连李白也有诗批评阮籍说：“沈湎呼竖子，狂言非至公”（登古战场）。李白是认为刘邦是英雄的，他对阮籍指责刘邦是竖子是进行了批评的。不过阮籍到底指的是不是刘邦，历史上也有其他学者提出过不同的意见。苏东坡曾经认为，阮籍所说的竖子其实是感慨当世，而并非指刘邦是竖子，他是感慨魏晋之世没有像当年刘邦一样的英雄人物罢了，其中所寄托的无非是对国家与人民的无限悲愤。洪迈的三竖子在说到这句话是也是如上的观点。

    宋人对中国的儒学、文学、以至于历史学影响甚深。宋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会成为定论。而且很多在现在看来也是值得认可的。苏轼就是其中一位观点鲜明的人物。他曾认为当年秦穆公使三良殉葬并非是秦穆公的一个污点，而是认为是“三良”因敬慕穆公而自愿殉葬，他还高度评价了田横与五百义士的杀身精神，并写道：“古人感一饭，尚能杀其身。今人不复见此等，乃以所见疑古人。”这样的历史观是很值得学习与推崇的。

    但不管怎么说，当时、当世的阮籍能发出如此感叹，其中所蕴涵的激愤是动人心魄的。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当时又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之下呢？据说阮籍曾于此后写过一首豪杰诗，这也许是对于“竖子”最权威的诠释，可惜这首诗已经失传。

    而我们，也就只能依靠历史能给出其中的答案了。

    三

    我手头有一份资料，记录了中国由秦统一起直到现代的历代官方统计的人口数量。其中：秦时全国人口大约有2000万，经过秦末八年的农民战争之后全国人口大约减少了70%，出现了连皇帝出行居然找不到相同颜色的四匹马来拉车的现象。经过汉代统治者一百余年的休养生息，到汉元帝的公元2年时期，人口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约6000万人。但随后的王莽之乱与绿林赤眉大起义，东汉政权建立时全国人口仅有2100万，又经过100年左右直到黄巾起义的汉桓帝时期才逐渐恢复到西汉时期的水平。但随之而来的便是黄巾、三国、五胡、南北朝与隋末农民战争长达四百多年的分裂、动荡与战乱时期，直到唐玄宗天宝年间（公元755年）才逐渐恢复为东汉末年的人口水平。这其中，与阮籍相关的几个数据是：赤壁之战（公元208年）后，全国人口下降为140万，公元221年的魏黄初二年，全国人口下降到了90万，全国人口损失了99%。晋统一三国后，全国人口加起来也不足1000万。

    当然，中国古代的编户制度因为豪强、地主的恶意瞒报人口数量，以及有些政权只统丁（成年男子），再加上战争造政权体系崩溃以及编户人口的大量逃亡而无法统计，因此上述的数据并不准确，但却可以反映出战争对于人口增长的重大破坏，以及在这种状况之下人民生活的艰难。

    鲁迅读罢资治通鉴，从字里行间感觉到历史满是“吃人”二字（给朋友许寿裳的信）。而我们读历史，除了感受到那些辉煌的盛世与灿烂的文化之外，更多的印象则是不断的战乱、杀戮以及满纸的“哀殍遍野、生灵涂炭”所谓“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唐，曹松），小民百姓的血染红了名臣将相的顶戴，浇灌出了统治者的王者业与帝者业。当时曾有一种习俗是战胜者将战败者与被杀者的尸骨堆积起来筑成一座大坟，俗称为“京观”用来标榜战胜者的功绩。史书上那些“伏尸百万，流血漂橹”的记载绝非是文人们的夸张与假想：项羽一身喜欢做的事情莫过于屠城，坑杀二十万秦军降卒，火烧咸阳三月不熄，他杀的人何止百万？两汉末由于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柞，激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但可悲的是揭竿而起的农民的目的也无非是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无非是为了让自己也成为王侯将相，是想从被欺压的人转而成为欺压别人的人罢了。因此，他们将满腔的怒火都转到杀人与抢掠之上。官府的欺压使他们痛恨士大夫阶层，流寇的性质又决定了他们必须以掳掠与杀人为生。这样的局面只能造成田地荒芜，生产停止，人民为躲避战乱而大量的逃亡。而朝庭派来镇压的官军也由于生产严重破坏、没有军粮而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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