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街角酒吧的虚幻时空

识形态因特权而掠夺的奢靡；酒吧，不仅为奢靡提供了展览高雅身价的场所，也构成某种“语义场”颠覆了危险的革命话语，避免了尴尬的政治言论，而单向度地驶入欲望层面。

    诚如许纪霖先生所言，上海的酒吧从不像欧洲那样走进日常生活，它只是“文化贵族的身份验证”把它解释成左派摇篮是不恰当的；以左派为标尺，否定老上海的其他场景更不恰当。但我绝不是说1930年代的酒吧常客（包括左派）全是富人——粗暴的阶级划分很愚蠢。我想说的是，当革命话语权将酒吧视作资产阶级的腐朽垃圾时，他们极不诚实地掩盖了如下事实：那些以启蒙者姿态活跃在酒吧的青年左派，很可能是先锋艺术家；而当国家权力借助商业资本标榜酒吧的先锋概念时，他们又极不诚实地剥离了政治性、公共性。

    如前所述，这是必然的。1949年-1976年的“反现代性的现代化”严重受挫，得到改写的现代化标准隐约指向1949年（至少是1966年）前的道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延续资格构成威胁。为了垄断历史合法性，国家权力拿“政治标准”抵抗1930年代的入侵；为了获取现实合法性，它又伪装成全球化的欢迎者。吧台四周的陈设意味深长地呈现了后一点：背后的陈列架里摆满各式洋酒，滴酒未动或几近见底；台面上排列着精致酒杯，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杂乱张挂的照片、图片；boy或girl迷惘冷漠的眼神至于第一点，国家权力则由“不在场”予以巧妙呈现：通过“大众”“平等”等包装，仁爱部不直接现身，真理部则与大众的放纵和狂欢达成妥协。本雅明在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指出：“法西斯主义试图组织新生的无产阶级大众，却并不触动他们所要求消灭的所有制关系。法西斯主义将大众获得表达（当然绝不是获得权利）看作为它的机会。大众有权改变所有制关系；法西斯主义试图以维护所有制关系为条件让他们有所表达。这样，法西斯主义最终是要将政治审美化。它以领袖崇拜强迫大众屈膝伏地，与对大众的这种压制相一致的是对机器的压制，即机器应为生产膜拜价值服务。”只要改动个别字眼，例如以“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替换“领袖”这段话完全适用于描述国家权力、商业资本和酒吧之间的联系。

    讽刺的是，酒吧情调既成功背叛了它执意回避的东西，也瓦解了它执意重建的东西。道理很简单。我坐在酒吧里，身旁的一切都是怀旧的，窗外的景象则不停地将我拉回现实。但那种“旧”无非是做出来的，是不折不扣的技术复制品。而且贵得出奇的价格，总是暴露了商业利润这一显然与眼前氛围相悖的企图。

    当然，消费主义的确能稀释伪崇高——当切格瓦拉财神似的贴到酒吧的大门上，而身着印有切格瓦拉头像t恤的青年慵懒地前来开启，开合之际两张脸庞莫名一笑，稀释效用便格外扎眼。不过且慢高兴，因为一旦国家权力和商业资本携手，稀释即走向反面。从某种角度说，切格瓦拉热不过和红色歌曲热、红卫兵餐厅热一样，首先满足了老人们失落了的乌托邦梦幻，其次满足了青年们意淫的暴力革命。这种腔调非常像酒吧里令人眼花缭乱的饮品：天使之吻、意乱情迷、一见钟情等等。它们不外乎是白兰地、威士忌、碳酸饮料等东西不伦不类的混合物，却取了引人眼球的名目。所以，酒吧情调虚拟（不管向左还是向右）的历史无法真正同现实进行融汇、对望；扭曲的异域氛围无法真正同本土形成碰撞、交错。这也决定了，上海的酒吧始终是“非民间性”“非公共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