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龙的魔宫。
略加分析不难发现,这里的“无产阶级的精神”既是反抗资本主义、反抗宗教的,也是以人性为根基、贴近人世的,是“精赤裸裸的人性”这反映了郭沫若理论上的混乱,不过这种兼容并包的作风,是五四余绪。
第二篇文章是郑伯奇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撰写的长篇导言,1935年面世。文章开头引述了美国心理学家史丹莱霍尔的学说,认为“人类文化的进步,是将以前已经通过了的进化过程反覆一番前进的”据此,郑伯奇将五四期间的各种文学流派,视作落后国家迅速重走一遍西欧各国的陈迹。这是典型的单线进化论。
联系这两篇相距约十年的文献,我们发现,只要郭沫若们把早期创造社崇奉的浪漫主义和“社会发展阶段论”相对应,那么浪漫主义就成了进化链上的一环,注定要被更先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取代。成仿吾1928年发表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果然明确地予以论述:
浪漫主义和与感伤主义都是小资产阶级特有的根性,但是对于资产阶级(bourgeois)的意义上,这种根性仍不失为革命的。
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最后的阶段(帝国主义),全人类社会的改革已经来到目前。
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把你的背对向那将被“奥夫赫变”的阶级,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农工大众!
这篇实际写于1923年,可算作郭沫若1926年发表的革命与文学的先声。不妨列张简表,有个直观印象。
文艺形态、思潮 所处阶级
古典文学 封建阶级
新文化运动 资产阶级
浪漫主义、感伤主义 小资产阶级
革命文学 无产阶级
对创造社而言,当务之急是克服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尤其表现在情感上;要像戒毒那样戒掉罗曼蒂克意识。于是创造社的调门越来越高,陶晶孙、倪贻德等“艺术至上”倾向较重的作者逐渐回归本行。这一过程象征着沉湎于自我世界的知识分子要么脱胎换骨,获得革命许可证,要么放弃写作。文艺变成宣传,绕了个大弯,文学观仿佛又回到了“文以载道”的路上。从这个意义上讲,成仿吾、郭沫若的几篇文艺评论,又可算作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端倪。五卅运动之所以能深刻改变创造社,是有脉络可循的。
吊诡的是,早期创造社幼稚、肤浅、冲动,但满怀真情;转向后“小资产阶级情调”是割除了,却连半个有价值的农工形象也没留下。这类思想“成熟”、作品反而每况愈下的情况,被称为“何其芳现象”既是现象,显然有普遍性,创造社可谓深陷其中。然而反过来想,一个作家没有优秀作品问世,思想能否算成熟呢?“成熟”了的创造社,究竟更贴近生活,还是更疏理现实呢?
创作上歉收,打笔仗倒劲头十足。1927年成仿吾抛出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嘲笑鲁迅;翌年,创造社骨干冯乃超、李初梨、彭康也披挂上阵,形成围攻之势;郭沫若干脆污蔑鲁迅是“一个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照正史记载,这场“误会”终究消除,大家冰释前嫌,促进了左派作家的团结云云。不过郭沫若似乎有点上瘾,十几年后又谩骂朱光潜、沈从文。
1929年2月,国民党政权第三次也是最末一次查封创造社。其时爱写多角恋爱的张资平,与其他成员几近分道扬镳,抗战期间做了汉奸。“情多累美人”的郁达夫,1945年被日寇杀害于苏门答腊。成仿吾和郭沫若应该是官做得最大的两位,特别是郭沫若,享有极高荣誉。手头有本1979年版辞海文学分册,将他捧为“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旗帜”郭沫若真的志得意满吗?恐怕未必。郭沫若晚年,具有他当年“狂飙突进”性格的郭世英思想“异端”郭沫若却无力保护,眼睁睁看着小儿子惨遭杀戮。据说从那天开始,郭沫若埋首日记本,写啊、写啊创造十年,如雨般纷纷扬扬,是跌宕起伏的脾气。听雨脚千姿百态的步伐,一会儿稀稀疏疏零零碎碎,跳到叶脉上车顶上薄伞上滴滴答答,或逗笑或吟诵;一会儿借着股狂风蓬勃舒卷,远远近近横洒迷迷茫茫的线条。又弹向路面,溅八方泥泞。又坠入静河,泛圈圈涟漪。也泛在心坎里情绪里想象里历史里,都湿漉漉结一腔激越与激奋、愁怨与惆怅。
长长的变奏曲耐人寻味;由这阕到那阕,并非自然过渡,而是奇峰突崛,洪流的喧嚣淹没个体的挣扎。十年雨露天将末,创造社从1920走向1925,从浪漫走向革命。也走向延安文艺,走向知识分子的黄昏。笔尖波澜地欲翻,惊回首,倾翻的竟是五四幽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