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的梦

    　　普遍认为，现代社会的标志是形成一个稳定的、占人口多数的、集中财富的中产阶级，社会结构呈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这一观念已为主流意识形态接受，中国的诸多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方便起见，我把他们暂时归为“中产阶级鼓吹者”）对此更是竭力鼓吹，仿佛中产阶级一旦诞生，现有的诸多社会问题如公正、腐败、分配、宪政等等便会迎刃而解。

    一个中产阶级的社会是一个稳固的社会，这原是不错的。我的疑惑却在于：中国能催生出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吗？未来的10至20年真像萧灼基先生预言的将是“我国中产阶层形成的重要时期”吗？现今那些贴着“中产阶级”标签的人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坐标又如何定位？

    首先让我们大致观察一下“中产阶级鼓吹者”所描述的“中产阶级”轮廓--受过良好的教育，英俊貌美、事业有成、品位高雅，拥有舒适的居家、有多种信用卡、各种会员证总而言之，他们是报刊电视里着力渲染的“成功人士”以高消费、奢侈消费为特征。以此为准，经济学家把中国的“中产阶级”划分为五类：科技企业家、金融证券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中介机构的专家、外资企业的中方高层人员及一部分资营企业家。

    从类似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为“中产阶级鼓吹者”津津乐道的“中产阶级”其标准不是基于现实国情，而是直接与欧美中产阶级做横向对比。因为倘若以中等经济收入为标准“中产阶级”应该是那些年收入两三千元工薪阶层。显然，他们不可能过上“中产阶级鼓吹者”所描绘的那种豪华生活--将来也没什么可能。当然，作为一个专业的描述性词汇“中产阶级”有其特殊含义，我们不能指责“中产阶级鼓吹者”偷换了概念。但希冀依靠数量如此少的阶层来解决转型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则是可疑的。

    因为事实上中国这些所谓的“中产阶级”财富和权力远远超过社会平均线，他们并不兼具欧美中产阶级“中间阶层”的角色。另一方面，宣扬“中产阶级”的人似乎从未分清利用转型时期的制度缺陷暴富者（不单单指‘暴发户’）与一般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的区别，我甚至怀疑他们是在故意模糊这种区别。因此当他们用“中产阶级”来概括一个阶层的时候，更多的起到了掩饰作用，为特殊阶层披上了合法的豪华的外衣。“中国的中产阶级”不过盗用了“中产阶级”这一时髦称号来掩饰其上层阶级、乃至特权阶级的另“半张脸”

    倘若这些“成功人士”满大街都是，或至少在不远的将来满大街都是，那么中产阶级还值得期待。可惜“中产阶级鼓吹者”忘了，美国中产阶级力量强大，作为社会中坚能有效地缓冲上下两极，即最富者和赤贫者之间的紧张冲突，这有赖于海外廉价劳动力、初级商品和工业品的输入瓦解了本土的工人阶级。美国学者布朗曾在谁来养活中国里分析道，美国的高消费是建立在全球资源系统上的，美国模式不可能持续发展。法国学者雅卡尔也有类似的表述，不过他更进一步，把美国模式扩展成欧美模式。可见在全球范围内“中产阶级”也是少数。换言之，正是由于别国为他们“打工”才保证了欧美拥有富足的、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

    情况既然如此不妙，中国又怎么培养自己的中产阶级呢？谁又来为中国“打工”？

    我以为鉴于人口、资源、制度等错综复杂的因素，中国要培养、形成一个中产阶级异常困难。首先是占人口总数70%的农业劳动者的“现代化”转向，而亟待解决的“三农问题”还属于生存层面，连这个都一筹莫展，遑论其他；其次，已经畸形发展的城市是否有吸纳更多闲散人口的能力？再次，城市本身的边缘人群有沦为“贫民窟”的危险。新一届政府总理温家宝在会见国内外新闻记者时坦诚，如果将收入贫困线定位在人均收入825元左右，那么中国贫困人口将会是九千万。无视这些严峻问题的存在而一味奢望“中产阶级”诞生后诸事无端化解，是可笑的。

    何况“中国中产阶级”人数虽极少，却掌握着大量财富，并籍此进入行政决策层，推行其“精英政策”如今，在传媒和宣传机器的狂炒下，从张扬“个性”、装酷、摆pose直到“小资”的泛滥成灾“中产阶级气质和生活方式”日益受到青睐，成为年轻人的追求目标。一种思维方式的变相“专制”一种新型的“异化”一种哈贝马斯再三警告的“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正悄悄蔓延。流行意识逐渐为“精英”主宰。

    不客气地说，这是一场骗局，是少数“精英”利用手里的话语权向民众灌输他们的思维方式，制造“半张脸的神话”（王晓明语），利益的最终指涉当然还是他们自身。

    最典型的就是教育政策。本来按照我国的经济情况和国民的文化水平，优先建设和发展的应属基础教育。可近几年来随着“教育产业化”的汹涌浪潮，学费连年攀升，政策明显过度向高等教育倾斜，而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又明显过度向重点高校倾斜。由此导致的后果是，重点高校资金闲置，普通高校用度捉襟见肘，基础教育进展缓慢，一面是大量贫困生失学、辍学，一面是贵族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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