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
我把他的手机拿开“我不打,”我心里很酸,脸上的表情当然就很凄然。
何强睃了眼身旁的两个小姐“我对涛涛的印象其实很不错,她很有头脑。”
我瞥了眼店堂里的其他人,吹起了口哨,吹着明明白白我的心。
“你吹这号忧伤的歌做什么?”何强说,摆出一副大哥哥的模样。这让我很讨厌。“一个男人最主要的是振作精神,什么东西都只是去经历一下就可以了,不要去想。尤其对女人!我是从来不为女人着想的,那样很吃亏,也会活得很累。”
我仍然吹着明明白白我的心。两个姑娘喝完冷饮走后,何强望了眼向门口走去的两个衣着时髦的姑娘,对我说:“那个高点的姑娘长得很漂亮埃”“我觉得你是在到处撒花,”我对何强说“你身上现在有好多社会习气了。”
“你说得没错,”何强说,脸上却是那种恬不知耻的表情“我们这样的人与江哥、刘总他们为伍,不表现出一种社会习气,表现出读书人的样子,他们反倒看你不起。你活得认真就会很累!事业是什么?理想是什么?只是那些爱慕虚荣的人才去为理想折磨自己!理想终究只是一个梦,现在的人已经活得很现实了。现在的人才真正是现实主义者。”
“我懂。”我说。
“但是你还没有像我这样超脱,”何强说,脸上的表情居然有那么点得意的内容。
“你这杂种变化真的很大。”我骂了他一句。
“我觉得你活得太敏感了,”何强告诫我说“这是知识分子的弱点。你要明白!”
那天晚上,我很久没有睡觉,而是坐在沙发上抽烟,我心里想着涛涛,我想不通为什么她从深圳回来不跟我联系。我看着窗外的天空,天蓝蓝的,月亮弯弯一线。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干什么,我觉得我和江哥、何强是两种类型的人。我不能做到对女人无所谓的程度。第二天是发工资,发工资的是刘总的姨妹。我走进去时,江哥正好坐在桌前同刘总的姨妹说话。刘总的姨妹看我一眼,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信袋,里面装着几张薄薄的钞票。
她把信封递到我面前,我接过信封,把里面的钞票拿出来,是四张一百元的人民币。刘总的姨妹表情麻木地将一个本子递上来“你签个名,”她说。
江哥对她说:“你快点,我还要有事去。”
江哥在等着她报发票,她说:“是去玩麻将吧,有事去?”
“不是,”江哥又对我说“天这么热,你还穿件长袖衬衣?”
我随便答了句,弯下腰签名。我在签名单上看见很多都是八百或一千元两个档次的,就我一个人是四百元薪。我心里很不舒厅的房子,以此解决他们两兄弟的住房条件。两套两室一厅是不可能的,现在新建的任房建筑面积都是五十几个平方,两套两室一厅不就是一百多个平方?那不大大超过了他们现在拥有的私房面积的两倍多吗?三十几个平方换一百多个平方,谁会换给他们?
我们只同意给他们一套两室一厅,或者他们两套一室一厅,但超出的面积,其中一套按国家政策以二百八十元一平方收,另一套必须是纯粹地从我们手上买,以一千元一个平方的价格买,这已经比外面的商品房又低两百元一平方了。但是他们不愿意出钱,他们也没有那么多钱买房子。小儿子不愿意出一分钱,大儿子更是一分钱都没有,他的嘴巴目前还是寄放在那个寡妇家的。昨天傍晚,我和阿强、江哥走进这户人家时,小儿子正坐在前面这间房子的竹椅上看报,见我们进来,这个三十岁的男人脸上就布满了拒人以千里之外的冷淡。“我不晓得,反正我要一套市内的两室一厅的房子。”他眼睛往上一翻,歪着头说“你们给我的那套太远了,什么都不方便。”
“现在没有别的房子了,”何强说“只有那里还有一套。以前给你一套雨花亭的你也嫌远了,结果别人要去了,这怪不得我们。”
“我反正要一套市内的住房。”他说。“我是住在城里,你们把我往乡里赶,没有这样的事。至于我哥哥,那是我哥哥的事,和我没关系。”
“你这个人蛮不讲道理啊!”江哥说,瞪着他。
“你们要说我不讲道理,那我就不讲道理。”这个男人说,接着他不想再理我们地走出门,走到斜对面的街头上打街头桌球去了。
“真的要喊人搞死他,”江哥说,咬了咬牙“这号鳖人可以这样蠢!”
“这是脑壳有问题的人,”何强说“你喊人搞他等于是白搞。”
此刻大家又在讨论这件事情如何进行,总要把对策想清楚。我坐到一旁,点上何强递来的一支烟。我望着天花板上旋转的吊扇,一颗心却扑在涛涛身上。她从深圳回来,却不跟我联系,这让我这些天十分忧郁。我拿过何强的手机,何强问我干什么,我说同涛涛打个他妈的叩机玩玩。我嘴上说得很轻松,其实心里却很紧张。我也不知道这种紧张是他妈的怎么来的!我按了涛涛的叩机。
我手上握着手机,他们说他们的,我想着我的事情。不一会,手机响了,何强马上偏过头来瞧着我。“喂!”我声音竟有点嘶哑。
“请问是哪位打我的叩机?”涛涛的声音很好听地从手机里传进了我的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