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我在这白色的硬壳里实在待腻了。

    一大堆白绷带缠住我剃光头发的脑瓜，全身雪白，我能够想象形状有多奇怪。进进出出的人都一声不响，撤下这只瓶子、换上那只瓶子，我的循环和我的排泄，全交给这些瓶子了。没人在意我的苦闷。我真想说：别这样对我呀。

    我浑身多处骨折，他们把我弄成这副样子也是没办法。他们不是成心要我变得难看。

    我有过好看的时候，就在不久前。我首先发现我的手变了，修长笔直，长得老成起来，去掉了那些可笑的小窝窝。我还知道自己的脸不再苍白，而是粉红。军装下，两条胳膊不知什么时候变粗变圆。胸前也鼓鼓的，被一对蛮像样的rx房撑起。有次洗澡我吃惊极了，想不起这些关键性变化从何时开始的。这些变化证明我到了人生中最要命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少女会做些不可告人的梦。有次梦醒，我发现自己缩成一团，双手紧护在要害部位上。这个阶段的少女，好歹都是漂亮的，似乎为某种目的变得漂亮。整齐统一的军装，并没有掩去青春期神妙的变化。

    这些必然的变化有时却使我烦躁。我尽量缩着肩，尤其站在团支书面前时，我甚至像七老八十一样驼着背，尽量不要显出某种轮廓。在他做思想工作时，我拿出这种形态很合适。我还把两只手插在军装兜里，装做随随便便的样子，其实我是有意将衣服拉得远离身体，这样就什么轮廓也显不出来了。但他还是看我，这次不知怎么了，他一反常规地总朝我看。过去他跟任何人谈话，尤其是我，他都是决不看对方的脸，看天看地或者东张西望。像南墨西哥的印第安土著1。而他这次却不断地盯着我看。然后他坦然地告诉我，有人不同意我作为党员发展对象，这人就是他。

    1墨西哥南都的印第安人，相互间谈话从不看对方的脸，而要四面八方地乱看。假如注视对方的脸，就被认为是极不友善的态度。

    事情到这里还没有出现太多的不正常。但接下去情况就不妙了。

    “你提了干，”团支书喜气洋洋地对我说：“你还不知道吧？”

    我没有笑，对任何好消息做出大喜过望的样子是很蠢的。和我同时提干的还有徐北方、蔡玲等人。提干是好事，意味着穿皮鞋、戴手表、谈对象、穿的确良衬衫，团支书就有件天蓝色的的确良衬杉，他很少穿，每穿一次脸就更加严肃。他突然转过方方的面孔：“我想和你说个事。”

    他沉重的声调吓了我一跳。

    “咱们到屋里说吧。”他走进身后的库房，一杆杆擦过的枪排在那里，使这乱七八糟的库房陡然森严起来。

    他说：“这事我早就想好了，恐怕前几年就想了好多遍，跟你说吧，我想跟你好。”

    我脑袋一晕，像遭了人暗算，差点栽倒。他赶紧搬开那个装步枪的木箱，又抹了抹上面的灰尘，打算让我舒舒服服坐下。他用力时，脖子和脸涨得一样粗。

    “嘻你劲真大！”我希望他刚才是说错了话。

    “我能扛二百斤哩！在家的时候。”他炫耀地说。一扬眉，像在博取村里相好姑娘的欢心。要在乡下，他肯定是个挺难得的姑爷。

    “你咋想？”隔一会儿他问。

    “什么呀？”

    “我刚才跟你说的事呀！”

    “怎么可能？”我小声嘀咕。

    “你一提干，咱俩不就合条件了？这些年我一直就等着你。”

    他又嘟嘟囔囔说了好多话，我一句也听不进去。我无法摆脱油然而生的反感。而他偏偏不顾一切在那里倾诉，一个劲嘟嘟囔囔。我毫无反映，他也不在乎。我偶尔抬起眼睛，看到他脸红了，头一次像个未成年的男孩子一样显得可笑。就在我的目光与他目光相接的瞬间，他忽然跨上一步，一把抓住我的双手。

    我忍了又忍，才没喊出来。

    “反正我早就下了决心，除了你，我这辈子不跟别的女人结婚！”

    他这土头土脑的誓言简直要了我的命。我不知怎么缩回手，从那库房走出来。一出门，我便撒开腿跑。

    当时，我只是一心要找徐北方。只有找到他，我才会安全；我这个人才有着落；我的感情才有归宿。我顾不上他的自由散漫、落拓不羁、和有着一大堆公认的缺点，我只想快快投入他的怀抱。

    团支书怎么可能爱我这样的人呢？我在他眼里有那么多毛病，简直够克服一辈子的。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我给你写过九封信。你想看，我这就给你拿去”

    我连忙说：“不不不，我不看！”

    他也连忙说：“我也觉得不给你看的好。那都是啥呀，我又不会写”他自卑极了，干巴巴地笑起来。

    我抽不回手。因为我不能硬抽，那样对他打击太大。他毕竟是个好人，我不能伤他太狠。

    “你的家庭是那样的家庭，你自己又挺那个。我寻思我配不上你。”

    我纳闷极了，怎么会是你配不上我呢？明明是你总看我不顺眼，你亲口告诉我，不同意我入党。我已经用了吃奶的劲，可你还是说我跟别人不同，总有那么点不同。我简直对自己失去信心了。可你，怎么会爱我这种人，你别是神经出了毛病吧？不管怎样，我不能容忍他那样长时间地抓住我的手。他一向严肃正派的面孔做出含情脉脉的样子真让我哭笑不得。他在这方面缺乏经验，又拼命装着老练；他缺乏爱情词汇，又不顾一切地在那里乱用一气，这真让我为他难过。

    我甚至想找到徐北方就痛痛快快哭它一场。这事怎么闹成了这样？我和团支书到底谁讽刺了谁，谁亵渎了谁？我前前后后地胡思乱想，想搞清事情如何闹到这地步。

    我知道团支书讲的全是真心话。他越是真心就越让我害怕。我完全糊涂了：曾经很值得批判的家庭如今令他敬畏起来，写那些绵绵情意的诗也不再是毛病，好像还挺让他羡慕。观念整个颠倒，就像拿大顶的人所看见的世界。反过来再想想他，他那些被大家赞誉的优点，拿到此刻非但说服不了我，反而引起一阵极大的不舒服。似乎公共的标准与个人的欣赏根本是两回事。这个人身上一切优良的东西，一点也不能激起我的爱恋，他的质朴勤劳也使我毫不动心。想到这里，我认为自己够可恶的。

    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的平淡无奇。他像所有英雄人物在没有成为英雄人物之前一样平淡无奇。我相信，所有人都因为他的平淡无奇而对他尊重。平淡无奇是他的惟一特征，这一特征使他区别于所有人。

    他相当诚实地对我说：“是我配不上你。不过我往后会猛学文化。”

    或许，正因为你配不上我的种种原因，我配不上你。我想对他说，感情是个古怪的东西，它无所谓是非，不计较优点和缺点，它要怎样就怎样。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劳驾了，放开我。你不知道，你这样做有多糟，你毁了你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你是个好人，但千万别把我往这种事上扯。总之，我挣脱了他。

    我挣脱了他，起初还能镇定地走，很快就飞跑起来。像落荒而逃，像被人劫了道，像蒙受了奇耻大辱。

    等我醒来后，孙煤告诉我，彭沙沙来看过我。但也像所有来看我的人一样，被挡在门外了。她因祸得福，上了大学。离开宣传队那天，人们愤怒而沉默送她上了车。那是辆漂亮的大轿车，前面有“xx大学”几个大字。伊农结结巴巴地对许多人说：他真想上去把她揍一顿。但后来她退学了，因为她笨到了老师无法忍受的地步。现在她在通信站当电话兵，又恢复了往日的活蹦乱跳。

    看来耻辱也不见得会使人变得那么糟糕。孙煤的裸体画被发现，以及高力为此大动肝火，扬言要把徐北方搞臭，那时真有点天翻地覆的味道。孙煤差点去死，羞得无地自容，但不知怎么就想开了，没去死，依旧美丽迷人地活了下来。

    但孙煤变了。她的美也变成了另一种美。究竟哪里变了，是什么促使她发生了这种表面一无所动、而实质却彻底更换的变化呢？这点还有待我慢慢究底。只要我真像医生们说的那样，一时死不了，我会搞清的。不过谁见过不撒谎的医生？

    高力作为那样一个美术爱好家和艺术同情者，竟对裸体画有恁大仇恨，我至今也没有想通。高力用这事差点置徐北方于死地。

    当我证实了徐北方爱我，我是真的幸福了一阵。但那种头晕脑热的感觉似乎一眨眼工夫就过去了。我无暇沉浸在爱情里，我有八个新兵需要照看和管理。管她们可不是件容易事。她们听说要去演习简直开心得要死，好像是集体郊游或度夏令营。我从她们的背包里搜出一堆花衬衫和各种各样的零食，有个女兵甚至把松软的大枕头也捆进去了。难怪她们的背包大得不可思议。

    “可是没有枕头怎么办？”她挺有理地质问我。

    我请她参观了我的所谓“枕头”不过是一块包袱布裹了一套换洗军装，再加些内衣。她们过来用手摸摸，都说真硬真硬。她们还说，睡这样的“枕头”肯定不舒服的，我说，你们废话。接着我让她们跟我学，把头脑里有关舒服的概念变一变：当兵的，一切不舒服就是他的舒服。

    “我明白了，就是自讨苦吃！”

    啊呀，她们总算明白了。

    第二天出发的时候，我被任命为新兵班的班长。她们很给我争面子，演习过程，只有一个人公开哭过，但除了哭倒没出更大的洋相。

    演习把每个人折腾得疲劳不堪。那是山区，宣传队分成好几个鼓动组，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满山遍野地跑，一刻不停。八个新兵一步也不敢落后，因为我会拿眼睛瞪她。谁要在那里磨磨蹭蹭，我就会放开嗓门对她吼。我的嗓门是大有潜力的，只要我一吼，新兵们眼都不眨，显出害怕的样子。我觉得被人怕着是件蛮过瘾的事。只要她们对我的严酷表现出服帖，我心里就一阵满足。我不理会她们的委屈、诉苦、甚至偷偷抱怨，我也像孙煤当年那样，对她们说：行了，你们少给我来这一套。

    说真话，那一阵我对自己的形象很满意。越是有人怕我，我越做出令人害怕的样子。有人害怕你，那滋味很妙。

    演习快要接近尾声时，通信站的人送来一封电报给我，是父亲打的。我不敢去拆那封电报，因为我料到阿爷出事了。电报打到成都，送到此地已耽搁数天。

    我把电报推到刘队长面前。那上面写着“阿爷病重住院盼归”看见这个“盼”字，我心剧烈地痛起来。这个“盼”字一下就让我想到阿爷那双快瞎的眼。

    上次探亲回来，接到姐姐一封信。她说她还是给阿爷发了电报，让他到车站见我一面。但阿爷究竟去没去车站，她就不晓得了。车在苏州站停了十分钟，阿爷或许挨着每个窗口找过我，但没等他把所有车窗寻遍，车就开了。情况只能是这样。我不愿去想象阿爷当时的神情，何况我无法想象他快失明的眼神是什么样。当时他无疑是失望而伤心的，一旦我想到他因此而伤心，马上就去想母亲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他又不是你亲阿爷。”想到这点，我心里就好受多了。

    “是要回去吗？”队长问我。

    我犹豫一下，说“是的。”

    “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你有个祖父呢？”

    “他并不是我祖父。”

    “那是什么人？”

    “是阿爷。”

    “阿爷是什么人？”

    “是祖父。”我马上又觉得不对头，改口说：“不是亲的，一点血缘关系也没有。”我想，幸亏没在各种表格里把阿爷填进去。

    “你怎么哭了？”

    是啊，我什么时候让眼泪流了出来？其实我半点都不想哭。不，也许我很想哭。我难受极了，但我对一切难受都能习惯了。

    刘队长使劲盯着那封电报。他也许认为我也是想用这法子骗一次探亲假，这种电报他见得太多了，永远也弄不清它的真与假。有人在这方面老谋深算，常在关键时刻叫家里来封电报，但他们不图探亲假，而装出一副痛苦脸，让人们看看他是怎样置个人不幸于不顾，全身心投入工作的。这种人人都能识破的撒谎竟照样获得好评或荣誉。我弄不懂这是怎么了，似乎人们很甘心上他们当。搞不好刘队长也认为我在搞那种鬼名堂。

    第二天刘队长叫我赶紧开路，说正好有车回成都。他考虑一夜，认为还是放我回去。一听说我要走，我身后八个人的小队伍顿时稀松了。她们明显地表示欢欣鼓舞：我这一走，她们就要过好日子了。我用平静的语调回答刘队长，我也考虑一夜，决定不走了。

    “我一走，她们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刘队长说。

    “我的职责呀。”

    “哦”“她们怎么能没人管呢？”

    “放心吧你，”队长笑着拍着我的肩“她们没关系，又不是小孩子。”说着队长就走了。我想了想，又追上他。

    “不行，”我说。“万一她们出了什么事”

    “不会不会。除非谁半夜站岗，偷偷溜进农民的果园，摘人家的杏子李子。”

    这天半夜，轮上两个新兵站岗。她们果真偷偷溜进农民的果园，摘了人家的杏子李子。于是我就坚决地留下来。我对刘队长一再强调，那个阿爷不是亲的，回去看他并不十分必要。我装出平淡冷静的样子，说阿爷和我没有多少亲近的关系。我这样解释，是为让领导对我有个正确认识，别把我也当成用这类事赚取荣誉的撒谎精。

    事实上，我确确实实撤了谎。这事到我不能动弹的今天才敢正视它。我撒了谎，我连自己都骗。难道世上除了阿爷，我还有更亲近的人吗？难道阿爷临终，惟一盼的人不就是我吗？难道我和他彼此间没有长时间的苦苦思念吗？想到当时，我那些混账话，我那没心肝的做法，我自己都惊骇。那是我干的事吗？那样干只能是毫无感情，铁石心肠的东西。

    可我记得自己是个充满情愫、悲天悯人的女孩。我把多情与懦弱看成我的第一大弱点。因此，把心肠变硬，在当时看来我是大大进了一步。反正我很成功地克服了一个弱点，我当时几乎为此洋洋得意。而如今，我觉得那不是我干的事，我不可能说那样的话，干那样的事。

    如今，我想到阿爷临终前苦苦的期待，心里便会痛得难以忍受。演习结束后，回到成都，就有一封厚厚的信在等着我。父亲的信叙述了阿爷故世的全部经过。我木然地读着，一个字都不漏过，可好像总是没看懂。或许我不愿把它看懂，宁死也不愿看懂它。

    我还是看懂了它。奇怪的是，我竟流不出泪来了，一面又感到此时不流泪十分不近情理。信纸有一处字迹模糊，我怀疑连硬心肠的父亲也流了泪。

    阿爷是睁着眼去世的。只有那种人间欠了他偌大情分的人才会睁着眼死去。整整十天，他每从一次抢救中苏醒，总是急急惶惶地四周扭转脑袋。他已经完全看不见了，但他似乎在嗅，他很快嗅出身边没有他期待的那分气息。他从来不问守护他的人；我的小童还没有回来吗？她到底几时回来？他只是很固执、很自信地等下去，一次又一次摆脱死亡。最终他只好向命运妥协了。是姐姐伏在他耳旁说：“小童部队里很严的，不能回来看你的”他尽最大气力点头，表示完全体谅。然后是一声极長的叹息，把生命吐向天空。

    父亲在信上说，阿爷是因为失明，摔了很重的一跤，导致了中风。与他去世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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