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我搬出去的第二个礼拜找到了我。他找到霞飞路560弄来了。是闺中女友把我的地址卖出去的。那天我在外面吃了一碗摊子上的熏鱼面,又到弄堂口去拿早晨忘在那里的大号热水瓶。就在我提着一瓶热水走进弄堂时,父亲从一个剥毛豆剥虾仁的厨房竹凳上站起来“布克兄弟”牌的风衣被风掀起,活脱脱一个潇洒倜傥的便衣。
他一定等了很久,等得房东不忍心了,请他进去等,遭他谢绝后,让娘姨端出这个竹凳。好在天不太冷,白天一直有个黏糊糊的太阳。没有那个小夫人,我和他是另一种父女关系,非常非常坦诚,也非常地相依为命。
我拎着热水瓶,他敞着风衣,相对而立,刹那间看到的,就是我们形影相吊的父女关系。谁也帮不了我们。再坚强再洒脱,在别人的国家成活下来,都是创伤累累。凯瑟琳是不会懂得这些创伤的,做了亡国奴也不会懂。
他说妹妹你吃饭了吗?
我知道他一定没吃,所以我回答说:没有啊。
他高兴地说那么一块儿吃饭去吧。我们去国际饭店,还是梅龙镇?他知道我们已经和解了。
父亲是客家人,除了客家菜他对所有菜都是门外汉,上海菜只知道个梅龙镇。
从那晚之后,父亲有空就来和我吃一顿晚饭。有时把我的坤包拿过去,问一声:可以吗?我不做声,他便打开包,往里面放几张钞票。如果我说“no,”他会尊重我的独立自主,把包还给我。每次收了他的钱,我都觉得窝囊,会好一阵不理他,他也会有种不好的感觉,他的小夫人以为我真的硬碰硬独立自主了,而父亲却一直在我这份独立偷偷掺假。
该是大批客人进餐的时间了,父亲转过身,四下望,看看自己周围怎么一下子如此热闹。如此的钢琴声大作。这琴声耳熟啊。等一等,那过分娴熟又总差那么一点力度的弹奏还能有谁?父亲站起来,往我这边看。一群美国水兵抽烟是链接式的,餐馆被他们抽得茫茫阴霾,所有人都让微辣的空气弄得微含泪水。所以我父亲更加不敢认黑丝绒旗袍上端的侧影。更不敢认,黑丝绒开了条“7”形缝隙,露出一整条腿的侧面。
我弹着李斯特的匈牙利舞曲,自己给自己翻谱。我知道父亲走过来了。
等我弹完,父亲“噼里啪啦”地鼓起掌来。旁边的人乐得有人带头起哄,便跟着喊了几声:“bravo!”我爸爸刚才喝了两杯葡萄酒,伪装满不在乎、豪爽率性装得更逼真。他站立起来,巴掌拍得震耳,抵上小型拉拉队。
我借着下台找水喝走到他身边。他的所有不满都可以用相反的形式发泄。
我说我找到这个工作才一个星期。怎么样,我的独立宣言特醒目吧?我的脚踢了踢旗袍前襟。美国水兵们个个在瞬间饱了眼福。
我去你的亭子间找了你好几次。父亲不理会我的挑衅。你每天夜里都回家很晚。身体吃得消吗?
谢谢关怀。
我最近收到一笔钱。在美国投资的一点股票——你伯父十年前帮我做的投资——卖掉了,赚得不错。
你看我父亲多可怜:他想给我一些钱,让我的大腿好自为之,别去喂养各国水手、大兵们的下作眼睛。但他怕直接说会刺伤我,就这样撒谎,绕弯地哄我接受他的钱。我知道他在美国从来没有一分钱富裕,供他去投资股票。他始终是个穷学生,只有别无选择地做学生才能拿到一笔养家糊口的钱。他是到了中国才过上好日子的。每个伯父都掏出点钱,为他们最小的弟弟在上海买下一幢房。怎么可以没有自己的房子呢?伯父们鄙夷地否决了父亲意见。从祖父开始,他们有点钱就买房置地,误认为这样买就能把人家的国土买成自己的。他们不知道,就凭他们的黄面孔,有多少地契都是寄居客。他们也想通过为弟弟买房把一只脚插在上海,可是这房所基于的国土已沦丧给日本人了。
半法国老板对我打着冷峻的手势,要我马上把屁股挪回琴凳上去,父亲看见了,那客家人的大眼就像点了捻儿的炮仗,嗞嗞冒火星。我赶紧向老板扬手一笑。
父亲说:这笔卖股票的钱凯瑟琳不知道。
我才不在意她呢!我用英文对父亲说。假如不是我顾及大体,不想让半法国鬼子、美国鬼子、德国鬼子、日本鬼子、种种的鬼子们看笑话,我拉开阵势和父亲争吵。在别人的国土上长大的人常用这一点给自己提精神鼓劲:绝不让鬼佬们看笑话。
父亲说假如我不好意思跟老板辞职的话,由他去说。这是他在逼我。老板就在一米以外,父亲只要一句话就可以砸了我貌似独立自主的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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