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下了一番功夫，或者他们之间有一不为外人所知的商业默契。

    当我在商场上混熟之后，证明是项揣测相当准确。

    银行与商家的合作无孔不入，正邪俱备，一言难尽。既是长期有如此亲密而利害的关系，唐襄年要法兰格尔在适当时机给我一点保证式助力，是不难做到的一回事。

    事实上，唐府之宴，目的只有一个，彼此心照。唐襄年是在努力兑现他手上的一些人际关系资产，动用他的面子去为我争取伟特葯厂的总代理合约，为他本人争取一份钟情的猎物。

    我在心内重重地叹气。

    且别多想，徐图后算。

    回过头来，目睹大伟明利与医务卫生处的处长谈得头头是道，心上就是一乐。

    不用听他们的谈话内容，只要让大伟确知我和唐襄年有能力与情面叫得动医务卫生处的顶级官员便成，这对他把成葯交到我们手上发售，是一个信心的依傍。

    晚宴后，嘉宾们聚在一个偏厅内喝餐后酒与甜品，洋鬼子竟可以这样一杯一杯上好的白兰地灌到肚子里，站着就畅谈一整个晚上，非常乐。

    最令我放下心头大石的还是听到大伟明利与李察维特的对话。

    李对大伟说：

    “是不是伟特葯厂改变了主意，回过头来考虑香港的市场了？”

    “他当然是有根据才这样发问的，年前合和集团曾经试探过伟特葯厂有没有兴趣把几种最受欢迎的成葯总代理权交出来经营，当时所得的答复是并不积极的，故而一直拖住了。”

    “可以这么说，”大伟呷了一口酒“我们其实不是轻蔑香港市场，不过想将整个亚太区视为一个整体来发展。从前中国大陆与香港一脉相承，我们觉得不需要单独处理香港市场，今非昔比，自当别论了。”

    “这个想法是对的。大伟，我很坦率地告诉你，唐襄年是本城极端出色的华人企业家，我们集团跟他的关系甚好，他属意的生意，我们不会跟他抢，因为友情带动下所发挥的商业利益比拿到一两种成葯的总代理权更高，这是实情。实话。”李察举一举杯，又认真地说“而且，如果你真的打算把东南亚区与香港连成一个领域发展的话，唐襄年的集团比合和更适合。本城是英国殖民地，商业活动有文明法例保障，这非常重要。但在东南亚呢，全靠人际关系与背景强弱而定输赢，不是我们外头人容易染指的。”

    “唐襄年有这个把握？”

    “众所周知，唐家在东南亚有相当的势力，不大有人敢在老虎头上动上。把总代理权交给他们，未尝不是干净利落，实收其利的一回事。”

    “那位金太太的背景呢，你知道一点吗？”

    “唐襄年跟本城的很多个企业家均如是，有不同身分与背景的机构替他们办事，金家从前在广州很有名气，听说是唐襄年的老朋友，看来，在协助金家在本城重振声威一事上，唐家相当的不遗余力。”

    能够自一个同行同业的竞争对手口中得到这种鼓舞性的资料，实在是最具说服力。

    便东俗语所谓：“老鼠跌落天秤”自己赞自己的话，效力就减弱得多了。

    经此一役，我晓得以后如何利用别人的口去为自己打气，成效果然没有一次令我失望。

    宴会结束时，唐襄年携了我站在门口送客。送走了最后的一位客人之后，我忽然地心慌意乱起来。

    唐襄年一直微笑地看着我，让我感觉到自己是砧板上的一块肉，很快就要任人宰割。此念一生，刚才一幕又一幕的兴奋情事都立时间褪色，代之而起的是一重又一重的不知所措，难以自处。

    我呆立在唐家大门口，仿佛等待对方发落似的。

    如果唐襄年对我说：

    “我们到里头去再谈一会吧！”

    我好不好拒绝？又以什么借口拒绝？

    重新坐到唐家大宅里去，是否真的只是继续谈生意经？

    还是要兑现那张唐襄年老早开出的交易期票？

    现在逃跑，还来得及吗？

    我从颈至背，一片冰冷。

    唐襄年终于开口了，他说：

    “忙了一整夜，你累了，我嘱司机送你回家去。”

    他扬一扬手，那部银紫色的劳斯莱斯就缓缓地自可见的远处驶到大门口来，停着。

    我如释重负。

    却又有一阵子的迷茫。

    不是失望，而是

    我形容不出来。也许是更深的一层忧虑，我面对的人一点都不简单。

    他利用手上所有去玩一场自导自演自娱的把戏，要全盘胜利，要把我折服得口服心服。

    我在上车前，忽而回头问：

    “明天要如何款待大伟明利，刚才他匆匆地向我们告别，倒忘了相问，是早上摇电话去半岛再议吗？”

    唐襄年还是笑：

    “别打搅他，已经说好了由颜小慧陪他在香港好好玩一日，周一上午，他会到我办公室来，一同谈总代理合约之事。”

    “嗯。”我茫然地应。

    上了车，不禁又从车窗伸出头来问：

    “我们的合约是十拿九稳了吧？”

    唐襄年答：

    “你担心的不是合约问题，回去吧！”

    他的道行的确比我强百倍千倍万倍。

    一言中的。

    合约不是我所要担心的问题。

    唐襄年再一次间接地提醒我，有关我要付出的代价。

    在本城，没有免费的服务与带挈。

    是否能拿到这些成葯的总代理权对唐襄年整个企业王国是可有可无的，对我，才是乾坤易转的重点所在。

    然而，我豁不出去。

    这不是我始料所及的一回事。

    我从没有想过，金信晖之外我还会有别个男人，即使在他殁后，我都没有这个观念，何况是名不正言不顺，偷偷摸摸的一段雾水情缘，这将置我的身分与清白于何地？

    不成。

    一千个不成，一万个不成，一亿个不成。

    在周一我虽然一脸凛然坐在唐襄年公司的会议室内，跟大伟明利讨论总代理合约的细节问题，可是，我并没有改变我的主意。

    可以卖力，不可以卖身。

    不错，大伟明利己表达了他乐于与我们合作的意愿，但他代表伟特葯厂开出的条件相当犀利。简单一句话，做他们的总代理，投资非常庞大。

    为此，我一时间语塞。从极度的兴奋变为犹疑，以致近乎木讷。

    谤本不能讨价还价，因为打个折扣还价，我还是要有相当的储备与活动资金，才能做得成这单生意。

    大伟明利以为我的沉默是认为他要我包销的数目过巨，于是解释说：

    “金太太，单一种感冒伤风葯给你做总代理，我们并不愿意。如果你对我们的成葯品质有信心，那么这另外的几种胃葯、止痛葯、止疴呕的葯都是十分有效的，且反正是发行销售，多些品种对你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这道理我是完全明白的。既然开台食饭，越多人越好菜肴，往往是服侍一个人吃饱肚，使用开支更贵。

    然而问题在于资金的周转，我手上固然没有足够现金去满足对方提出的要求，金家肯不肯承接这单生意，犹是未知之数。

    这重难言的隐衷就不好意思出口了。

    大伟明利还好心一片地说：

    “我们愿意谋求合作，其实也着重于把整个亚太区的生意交到一个合伙人手上去处理。换言之，我们除非不给予总代理权，否则，一定是要贸易对方包起了整个亚太区来办理，而非只香港一地。实际上，品种多、销路广是作为总代理求之不得的事。”

    听他这么解释，把已到口的肥肉放弃当然是百般舍不得的事。

    于是，我只好回过头来向一直坐着没有发表意见的唐襄年说：

    “唐先生，你认为伟待葯厂的条件如何？”

    唐襄年答：

    “相当合理，我毫无异议，只看你的主意。”

    然后，他摸一摸下巴，俯身上前，对大伟明利说：

    “我倒有一个要求，大伟，你回去考虑一下再答复我们不迟。”

    “请说！”

    “容许我们在本城做包装。换言之，我们不要你原装的盒，只要你的一大批葯品，到了香港，我们才入进包装内，如此你就可以在价格上再降低一个百分比，事实上，包装在此地便宜得多，且需要有当地的文字作说明，对销售有帮助。”

    唐襄年果然是一个能征惯战的商界奇才，他晓得如何绕一个圈，得体地令对方减价，而同时能生出很多相对的利益。

    唐襄年还有一点厉害之处，他不需要大伟明利即时答复是起着两个作用的。

    其一不急着落实总代理权就显示出我们这一方成竹在胸，对方不答应所请，只会是他的损失，这是欲擒先纵之一法。

    其二是他分明看到我的踌躇，于是把再议的机会塞给对方，这就既可以有转寰余地，又没有露出弱点。

    看来，跟在唐襄年身边才那么几天，所见所闻所学所识实实在在丰富得难以形容。

    送走了大伟明利之后，唐襄年连连拍了两下手掌，道：

    “大功告成了！”

    “我并没有预料到作为这伟特葯厂的总代理，需要投资这个我能力负担以外的数字。”

    “金信晖的遗产还没有到手吗？”唐襄年问。

    “我只占其中的三分之一，还得有一个百分比属于健如母女的。”

    每提到此事，我就觉着浓郁的委屈和耻辱，因而要回一回气才能继续说下去：

    “除非我可以打赢官司，把小叔子的监护权取到手，那么，我控制了金家的三分之二产业，就比较容易调动资金，即使多的是不动产，也可以向银行进行按揭。”

    “胜诉的机会如何？”

    我摇头，不愿意想起罗本堂律师的忠告。

    唐襄年说：

    “先等着大伟的答复再算，他回到美国总部汇报之后，很快就会把合约寄来，你是否签下去，其时再做定议。不过，方心如，我很诚恳地告诉你，这是一个发达的大好机会，真正是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问题在你。”

    我并没有回避唐襄年的目光。

    我知道问题在我。

    “待我的官司大定了，知道了结果，再去考虑其他问题吧！”我是这样说。

    唐襄年答：

    “官司赢了输了，情况都是大同小异，你必须得到利必通银行的支持，才能做得成这单大生意。赢了，银行要求你注资的基本金额可以拿得出来。输了，你连起码的本钱也缺乏，要多筹一笔现款，如此而已。”

    我完全明白唐襄年的意思。银行如果肯支持生意金额的百分之八十已经相当理想了，其余百分之二十自然是必须的本钱。换言之，我即使有那百分之二十的本钱，也须安排其余的借贷，把握何在？无非都在唐襄年个人身上。

    要永隆行提出什么帮忙与保证，在今日是困难重重的。

    客观上，永隆行未有强劲的银行关系；主观上，太多永隆行的股东，也就是我那些直系亲属，不会愿意帮助我去创业，这是肯定的了。

    笔此，问题在我。

    我肯不肯付出代价？

    不肯。

    当我走出了唐襄年的办公大楼，独自在中环的街道上踱步时，我仍是意志坚决的。

    唐襄年说只要晨早起来洗一个热水澡，忘记昨夜星辰，无人知晓，就能重新为人。这个意念是惊人的，我无法接受。

    我固然不爱唐襄年。

    他也不见得爱我。

    爱一个人，一定期望与之长相厮守。

    我只不过是他的一份好奇、好感、刺激、娱乐、发泄。我并不甘心成为玩物，不可以，这是极之有损尊严之事。

    人没有了尊严，还怎么活得下去？

    整件事就这样告一段落吧！

    伟特葯厂的一个发财梦自今天起苏醒就算了。

    满城都生机，我还会有灿烂的明天，何必急着把自己抛售？

    明天，一定会更好。

    我有这个信心。

    然而，很可惜，有时，自信与成功划不上对等符号。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一总亲人站在法庭做供时，说出来的话。

    方健如的供词说：

    “我曾经对大姐提出过重抗议，认为由一个女佣带着三个孩子是非常吃力的工作，尤其是我和大姐都要在永隆行上班，晚上还有一些非去不可的应酬，根本无法分心分神在照顾儿女上头，因而，我坚持要四婶一个人带咏诗，而大姐仍然只依赖牛嫂去照料三个小孩子及金耀晖。”

    这暗喻的恶毒还比不上我另一位妹子方惜如，她在回答律师的问题时，挖空心思去冤枉我、诬害我，那种心肠的狠绝，令我有当场吐血的冲动。

    律师问她：

    “你有没有留意方心如跟金耀晖的相处与关系？”

    方惜如答：

    “有的。他们相处得非常好。大姐跟这小叔子的相处时间甚至比她的那几个亲生儿还要多。”

    “方心如在广州是不是已经习惯跟金耀晖有亲密的相处？”律师又问。

    “不是的，我发觉大姐越来越对金耀晖关怀与爱护是这最近的事，这其中可能有一重我估计的原因在内。”

    “什么原因？你且说出来。”

    “我想大姐是在金信晖去世之后，额外地想念他，因而在金耀晖身上寻到了安慰。”

    “你可以具体一点指出你的这个体会的根据吗？”

    “我曾经亲眼看到大姐紧紧地抱住金耀晖闭上眼睛，喊出金信晖的名字，并且她说‘啊！请勿离开我！’”我气得双眼爆出血丝来，怒不可遏地要站起来，冲向前去跟方惜如拼了。

    她这个出卖人伦、出卖良心、出卖人格的婊子！

    罗本堂律师与他的助手竭力把我按下去，阻止我在法庭内做出失礼的行为。

    我哭了。

    法官宣判结果之前我已经忍不住哭了。

    任何一个法官听了她们的陈辞，再有三姨奶奶在堂，加上金旭晖准备成家立室，且照顾弟弟的承诺，我已经知道大势已去。

    只是，我从来部不会想到会被亲人迫害得那么惨。

    鼻肉相残至此，所有的做人信念都已荡然无存。

    当我回到家里来，金耀晖红着眼睛走到我跟前来，喊了一声：

    “大嫂！”

    我原本要一把将他抱住好好地再大哭一场，但想了想，还是缓缓地放下了已提起来的双手，无奈地说：

    “耀晖，我输了，对不起！”

    “大嫂，请别离开我，你还能跟我们住在一块儿就好！”我没有回应，连连拍了耀晖的肩膊两下，只表示安慰。

    这一役的失败，不只是产业控制权的落空，不只是在金家地位凋零，不只是与耀晖感情的受磨损，且是我接受血淋淋的残酷人生的一个开始，是我对人性绝望的一份踏实刺激。

    我伤心、气馁得无以复加。

    因为，天下原来没有公理。

    连在法律之前，不一定是良知得胜，不一定是好人好报，不一定是真相大白。

    至此，我才知道要生存下去，好好地生存下去，只能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不可能顾人情，不可能念亲恩，不可能凭良心。

    以后，我要如何自处了？

    是同流合污，各出奇谋，以挣扎求存求荣下去；抑或坚持吃亏吃苦，也要维持做人应有的良知与操守？

    我的确茫然。

    轮不到我慢慢地分析理解，再做决断，就在人生的善与恶的分歧路上，我的彷徨并没有遏止身旁的人对我的迫害。

    金旭晖并不认为他应当羞愧，大剌剌地站在我面前，说：

    “大嫂，我们很快就得搬家了，你要是仍住在这儿的话，我嘱永隆行每月为你交租。”

    我没有回话，不置可否。

    着实仍未自重创重败的刺激之中恢复清醒的头脑，我无法为自己的出路做出任何决定。

    每次坐到永隆行去，跟金旭晖与方健如开所谓公事会议，再轮不到我提任何意见。

    提出来也没有用，一投票，我立即败下阵来，徒添伤感与狼狈。

    就在这一天，金旭晖实斧实凿地对我说：

    “大嫂，我看你在这几天就得交出堂费与律师费，你准备好现金没有，如果周转有问题，我们就商议个交换条件”

    我没有等他说完，就答：

    “健如给我提过，让我想想吧，如果我拿得动资金，解决了应付的打官司费用，那幢在麦当奴道的房子，我还是要住进去的。”

    “大姐，你为什么要如此坚持？”健如问。

    这句话我没有答。

    她是明知故问，其实，彼此心照不宣了吧！

    之所以竭力要把我屏弃，不让我搬在一起住，无非是更进一步不以我为金家的一分子。

    同样，我死不肯放弃这个权益，也是为了不要输给健如。没有能入住金家大宅，我就要另营住所之理。

    口舌之争是无谓的，必须真金白银地拿出钱来，把问题解决了。

    我到罗本堂律师楼去了一趟，计算清楚该负担的堂费与双方律师费，不禁苦笑，这笔欠款，刚好用金信晖留给我的现款，可以偿还掉。

    倾出所有，只为保住了身分，值得吗？

    连牛嫂都劝我说：

    “大少奶奶，何必争一时之气。住哪儿都一样，你还是手上捏住几个钱比较值当。”

    我重重地叹一口气，把心不定。

    小叔子耀晖自从知道监护权落在金旭晖手上之后，一直落落寡欢，当他知道我有可能不跟他们一起搬上大宅去时，惶恐失色地跑到我跟前来说：

    “大嫂，你得与我们一起搬才好。”

    我没有造声。

    “大嫂，我舍不得你。”

    我只能点头，表示我明白，并非表示我答应。

    “耀晖，大嫂还有几个孩子要照顾，必须为他们争取一些保障，不能弄得手中连个活动钱也没有，太险了。”

    “你留住在这儿就不危险了吗？如果二哥往后不替你交租，你们岂不一样彷徨。说到底，大宅是人人有份，自家的物业。”

    我听懂了，怎么连一个孩子的思路都比我清楚。

    对，以现金换回有瓦遮头是重要的。要把我一脚踢开，着实的不容易。

    于是，我狠一狠心，提存了名下的现款，结了法庭与律师楼的账。金旭晖就再没有借口，不让我搬到新居去。

    新居一共四层，原先计划是旭晖的母亲三姨奶奶住楼下，旭晖与即将新婚的夫人住二楼，三楼属耀晖所有，现今也就是旭晖的管辖范围。他把惜如放到这层去住，耀晖反而是住到三姨奶奶身边。四楼和天台是金信晖的，等于归我和健如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