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太太

叫人笑话么？”

    “别跟我拉拉扯扯的！”柳师妈忽然一甩手“什么笑话：我一不偷人，二不偷银，笑什么话？小黄头，你今天非给我说清楚不行！我们到县委评理去！”

    这是最厉害的一招了。谁都晓得，老柳的那位叔叔是现任的县委书记，到了县委，岂有小黄的好果子吃？

    看热闹的人走拢来，说了些谁都不得罪的太平话，又分成两拨，要把他们俩分别送走。柳师妈哪里肯如此罢休？黄副书记在前边走着，她偏要在后头追着吵，一直追到走廊尽头，黄副书记突然从一个职工屋里拉出一条凳子，当路一摆说：

    “您老人家坐下，慢慢吵吧！我可要加油去了。”他用羹匙敲着搪瓷菜盆，叮叮当当地哼着歌儿走了。把个柳师妈气得脸色死白。几个家属忍住笑，七手八脚连劝带拖把她弄回她的房里。　　

    这天晚上厂里发票看电影。晚饭后，我匆匆把小胖打扮起来：红肚兜，虎头鞋，再配上闪闪的银项圈，小胖活像年画中的娃娃。我用一条小毯把他裹了，塞给小余抱着，出门就遇见副书记黄少力。

    我们经过饭堂时，看见里头一个人也没有，电灯却开得亮如白昼。

    “怎么搞的？”黄副书记走了过去，把灯一只只都关掉。突然，叫骂声从窗外响起，柳师妈甩着两手水珠冲了进来：

    “姓黄的，我踏了你的尾巴还是踩了你的头，你为什么处处卡着我？我在窗外洗衣服碍你什么啦，你非得把灯关掉？”

    “我不知道窗外有人，对不起。”黄副书记乐乎乎地赶忙道歉。随即加上一句：“骂人脏嘴巴。”

    “就是要骂你！你一个小小副书记，什么了不起，走走，到县委评理去！”

    “好了好了，算了算了！”小余只会讲这些没醋没酱的话。

    “看电影可不能迟到。”黄少力一本正经地说“你等着，回头我们一块儿去县委。”说着，还快活地眨了眨眼晴。这个黄少力呀，柳师妈这个样，你怎么一点气性也没有？

    出了厂门口，小余摇摇头对我说：“不像话，不像话！”

    “现在充什么好汉，刚才怎么不说两句？”我说。

    小余只是傻笑。

    “你们谁都管不了她；我们也学她去。”我说。

    “你学她？哈哈，”他大笑起来“你学不来！”

    “为什么？‘学好几十年，学坏一更天’！”

    “学这个吗？一要天才，二要有靠山。”

    “柳书记可是好人。”我不服气地说。

    “是好人，包括那县委书记——他的叔老头子。他们决不会庇护她，但是终究还是靠山。彤彤，这就是太太。你别管闲事了，我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县委大院去喽！县委大院去喽！阿眉、阿凤、翠翠、彤彤！”第二天大清早，柳师妈的嗓门又从楼上的那一头响到楼下的这一头。

    她的这种告状不是头一回。每当这时候，师妈们都会找个漂亮的借口谢绝陪同，常言道：路上栽花不栽刺，谁喜欢这么无聊啊？

    这一次，不知怎么搞的，我忽然心血来潮，我想去看看柳家这位县太爷是怎样的一副尊容，而这位叔叔又是怎么给自己的侄儿媳妇撑腰的。

    “我跟你去！”我抱着小胖从屋里出来。柳师妈仿佛一怔，使得我也莫名其妙地怔了一下。

    柳师妈牵着她的如天，我抱着我的小胖，我们像平日上街一样，游游荡荡地进了县委宿舍区的大门。这是个很大的院子，从门口望去，竟不知哪儿是头，哪儿是边，真有点“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味儿了。

    花儿很多，树阴很浓。柳师妈带着我，在那些干净的石径上穿来穿去，和每一个大院家属们亲切地打招呼，只是绝口不提昨晚吵架的事，好像我们本来就是随便逛逛的。每见到一幢绿树掩映的房子，我都以为是她的叔叔家，可柳师妈偏偏带着我绕了过去。时间已经不早了，我手中的小胖越来越沉了。

    “柳师妈，怎么还不到你们老柳的叔叔家呀？”

    她笑而不答，只是抬手看看表，我侧过头去，看见时针已指向10点半。

    她终于走进一间屋子，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面的荣誉军人证，领了一笔残废抚恤金。她又抬腕看看表说：“啊呀，该烧饭了。”回家的路上，我忽然明白了：她来告状是假的，她根本就不敢去见她的叔老头子。

    “柳师妈，柳书记他受过伤？”

    “你没见他的右手总也伸不直？”她急急地挪动着脚，匆匆地走着。望着她手中的那个红本本，我对柳书记的那一点点情绪全都烟消云散了。

    七

    阿眉真罪过。

    她的右手提了个装满开水的8磅水瓶，左手抱着她的苹苹，左臂弯上还挂着她那腰子形竹篮，也不管篮把子硌痛苹苹的屁股没有。

    篮子里有一个大饭盒，里边装着从县小学食堂打来的米饭，饭盆上头搁了个带盖的茶缸，装着从县小学食堂买来的菜——我们农机厂扩建到郊区去了，留在老宿舍里的家属们，愿意烧饭的自己烧，不愿意烧的就在县小学食堂搭伙。

    水瓶太沉了，沉得阿眉的肩膀都往下塌。每次出门打饭，柳师妈总把这个大家伙塞给她。一天3瓶，一个月90瓶，风雨无阻。她的苦干精神丝毫不亚于成明顺，这真是有其夫必有其妻。

    我在她后面走，一只手提篮子，一只手抱孩子。我没有水瓶，可我也不轻松——十来个月的孩子不但身子挺沉，而且一会儿弯下身子要抓篮把子，一会儿仰倒着身子耍赖，不让人有一分钟安生。

    “她让你打开水，你就该把苹苹塞给她。”我很为阿眉不平。

    她只是苦笑着。黄昏的风呼呼地叫着，吹着她那缕汗湿的鬓发，吹着她那涨红的“青春美丽痘”

    天底下有这么一种人，他们决没有半点邀宠上爬的心思，却被人用一个漂亮的辕子套着，替人乖乖地拉车。阿眉和她的丈夫都是忠厚人，忠厚得明知是绝对不合理的事却还要逆来顺受。

    “阿眉，打水！”井台上，一个大吊桶递了过来。

    “阿眉，给我去买煤球！”小厨房门口，那个煤筐子太脏了，是用一只脚拨了出来。

    “阿眉，天冷了，给我们一人做一双棉鞋！”一个偌大的包袱拿过来，里头是各种各样的零头碎布。

    “阿眉！”

    “阿眉”

    她忙，忙得像一个陀螺，她累，累得昏头转向。她被一条无形的链子锁住了，似乎连喘气都困难了

    一辆自行车，既没有打铃，也没有减速，呼地一声从我们身边擦过。阿眉的负担太重了，她想躲也来不及了，车子后轮从热水瓶外壳上擦了过去。轰！水瓶掉在地上，炸了一地

    “烫着没有？”我赶忙把篮子往地上一放，蹲下身去察看。

    阿眉目瞪口呆。好一会儿，眼仁缓缓地动了起来，目光停在滚到一边的热水瓶的竹壳子上。

    肇事者已逃之夭夭了。

    “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阿眉回过神来，把篮子和孩子放在地上。苹苹摇摇晃晃地抓住她的裤管，哇哇直哭。

    阿眉弯腰拾起那只竹壳子，哗啦啦！里边掉出许多镀汞的玻璃碎片来。

    “要赔钱了，要赔钱了”她嗫嚅着，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

    “赔，赔，她好意思叫你赔！你给她打了那么多开水，还不抵一只热水瓶芯子？”我嚷了起来。

    “我们回去吧？”我说，阿眉只是呆站着，晚风把她那薄薄的衣襟吹了起来。

    “糟糕”阿眉真是可怜透了。

    “倒霉，倒霉，我的热水瓶呀！我的簇簇新的热水瓶呀！”不知谁通风报的信，柳师妈急急挪动了一双短腿，噔噔噔地跑了过来。她那热水瓶，光阿眉就给打过半年开水，怎么会是“簇簇新”的呢？

    柳师妈在现场踏勘了一番，忽然抬起头问：

    “那个骑车的人呢？”

    “跑了，朝那边”阿眉伸手指了指方向。

    “天边都逃到了，用炮也轰不着了——我说的是那人怎么个模样，多大的年纪，哪一个单位”

    阿眉摇了摇头，看看我，我也摇了摇头。

    柳师妈把双手一拍“你们呀，真是一对糊涂蛋！”

    “要是有你这位活神仙在场就好了。”我说“走吧，阿眉，饭菜全凉了。”

    我们像打了败仗的士兵，垂头丧气。柳师妈再也不说什么，她提着那只热水瓶的竹壳。轻飘飘地走在前头，从她那一反常态的沉寂中，我已经觉察到，对我刚才的话，她已经记恨于心了。

    晚饭后的水龙头旁，自来水哗哗响着，木条子钉的洗碗架子，由于终年的水流冲击，变成摇摇欲坠了；水把菜渣子饭粒子冲到下边的阴沟里，而阴沟由于年久失修，已经堵塞不通，那些渣滓半浮半沉，发出令人作呕的浊臭

    “糟糕”阿眉愁眉苦脸地说。

    “阿眉，你又来了，一个热水瓶，打了就打了呗，她还真的好意思让你赔？”

    “她说过要赔。”

    损坏东西要赔，天经地义；而让人家出力，自己得益，对于某些人来说，仿佛也是天经地义的。反正，道理都在强者一边。

    “你说，该赔多少钱呢？”阿眉问我。

    “两三块呗！一个瓶芯子罢了，那竹壳还不是好好的。”

    楼上忽然一声咳嗽。我举头一看，一朵盛开菊花般美发缩了回去。一会儿，柳师妈那脆亮的嗓门就在上头响了起来：

    “你他妈的狗咬耗子，多管什么闲事呀你他妈的脸儿红彤彤，买货对半送我这个热水瓶可是特等品高等货，6块钱少一分也抱不来别以为念了几年书就要教人使坏呀，谁晓得是剥削了谁的血汗钱”

    我觉得血全往脸上涌，胸口一阵憋闷得慌，嘴唇在一个劲儿打抖小余说对了，我一没有靠山，二没有吵架天才！

    于是我强压下火气，默默地使用了阿q精神。

    阿眉终究是花了6块钱赔了个新水瓶，让柳师妈白赚了个竹壳子。阿眉悄悄地叹了口气，咬着我的耳朵说：

    “总算是打开水打出头了。”

    八

    “老柳老柳！”柳师妈从栏杆上边探出头来“有人找哪！”

    好像柳书记没在楼下，柳师妈那响彻楼房的喊叫没得到回音。

    “这老柳呀，一个国庆节也不得安生，又不知忙什么去了。”柳师妈又开始“批评”丈夫了。

    “叫尼姑拖去了呗。”我用柳师妈平日那个玩笑回敬她。热水瓶事件后，我颇有点恼她。她呢，得了胜利就很有点丈夫风度了，见了我照样谈笑风生。她既然这样，我又何必小家子气，再说，我绘的图纸和写的仿宋体都已相当漂亮，正想叫柳书记给安排个临时工干干呢。

    柳书记当然不会被“尼姑拖去”此时他正在宿舍那边的空地上。那儿围了一圈人，听他的大儿子柳如云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这小子，还真有几只音乐细胞呢，嗓子又好，那歌儿唱得好听极了，一曲终了，大小听众们都拍起手来。

    “小黄，今天当孩子王了？”柳书记对二胡伴奏的黄少力说。

    “节假日嘛，高兴高兴，再说，让这些没笼头的马儿到处闯祸，还不如让他们发挥发挥天才呢，是不是，小淘气？”他摸摸柳如云的头，无忧无虑地大笑起来。

    柳师妈站在她自己家门口，对我一个劲儿地招手。她第一次没有使用她那美妙的女高音，这让我觉得蹊跷。

    这是国庆节后的第二天上午。我抱着小胖走了过去。一踏进门槛，又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柳书记竟破天荒地没有去上班。他坐在一张靠背椅上，一脸的倦容。看得出，昨夜他根本没睡好。

    钢精锅坐在煤油炉上。水开着，一个加盖的扪碗在里边扑扑地响。屋里弥漫着一股又甜又香的药味儿。

    玻璃窗一尘不染，墙壁上洁白无瑕，几件简朴的家具，摆放得像女主人的五官那样恰到好处。柳师妈真不愧是一个好主妇，这个家庭应该是舒适、幸福的。

    “如海、如天，楼下玩去。”柳师妈对两个儿子下达命令。老三老四抬头看看娘那严肃的脸，识时务地下楼去了。

    屋里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我尴尬极了，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像一个等待审判的犯人那样坐立不安。

    “柳师妈，今天你没上街？病了吗？锅里熬的什么药？”我没话找话，自己听起来都觉得空虚。

    “没有病，坐‘小月里’，高丽参炖荔枝补补身子。”

    “小月里？你流产了么？”我有点大惊小怪了。我以为“大月里”是生娃娃，那么“小月里”就是小产了。

    “流什么产，来例假呗。”她说。这时我才记起，阿凤早跟我说过，柳师妈可会保养哩，每月来例假都要吃一次高丽参炖荔枝。我不禁想起乡下的姑娘嫂子们，来例假也罢，怀孩子也罢，水里爬泥里滚的，哪有这许多讲究，一辈子认不得高丽参的多的是。

    “我们不说这个。”柳师妈正色道。

    不说这个，那么该说哪个呢？我不作声了，默默地看着她。她也不作声了，调转她那严肃的目光，定定地看着丈夫。

    屋里是难耐的寂静，连小胖都懂得乖乖地伏在我怀里，一动也不动，只有锅里的闷碗，在恣意地扑扑响。

    柳书记的喉核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接下去是一声咳嗽，又一声，过了几秒钟，又一声，好像他的喉咙里粘着许多痰。

    他终于扫净嗓子，咽了口唾沫，艰难地开口了：

    “金彤彤同志我在这个厂，从来规规矩矩的”

    这是什么意思？柳书记怎么会用这种态度，这种声调，跟我说这样的话？我糊涂了。

    “跟你们这些家属们，我，我从来没有什么连，连玩笑，都不曾开过呀”

    我越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过柳书记的的确确是很规矩、很拘谨的。别说跟哪个女同志开玩笑，好像连话都没有说过似的可是他干嘛跟我说这些呀？出了什么事呢？我觉得应该表个态了，我看着柳书记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

    “是的，从来没见过柳书记跟谁开过玩笑。家属们还说，柳书记严肃得叫人难以接近。”

    “可是，你们，你们背后说我”

    “我在背后说你什么？”我着急了。我最怕人家说家属们吃饱了撑着扯老婆舌；说女人家舌头长嘴巴多。我仔细地回忆了一遍，想想自己是不是无意之中伤害过这位老实的书记。我想来想去，几乎把自己的肠子都翻过来兜过去检查了个遍：没有！

    “绝对没有！”我嚷起来了，我把目光转向柳师妈，我直觉到，一定是她捣的鬼！

    柳师妈没有说话，狡猾的眼珠子在丈夫身上溜来溜去。

    “昨天，你说我，和哪个女人”柳书记艰难地嚅动着嘴巴。

    “什么男人女人？”我觉得事情不妙，想想看，在背后议论本厂书记的男女关系，造谣生事，破坏他们家庭团结，庸俗低级趣味我急得眼泪在眼眶眶里打转转

    柳师妈犀利的眼睛，紧盯着柳书记毫不放松。

    昨天昨天我又重复着搜肠刮肚。忽然，一道灵光射进了我这愚钝的脑瓜，我开窍了，马上喊了起来：

    “是不是我说你叫尼姑拖去了？”我看看柳书记，柳书记的额头上渗满了汗珠；我看看柳师妈，虽然她什么也不说，但从她的神态上，我敢说我猜的没有错。

    我的脸肯定涨得通红，我气忿忿地说：

    “柳师妈，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叫尼姑拖去了，那个让和尚拉走了，原是你创造发明的哪，你哪天不当唱似的说几回？偏偏别人就说不得？这跟柳书记什么关系你们夫妻19年，难道连一点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犯得着搞三堂会审，大动干戈？”我越说越气，越嚷越响，我不怕那即将到手的临时工饭碗会因此失去，也不怕泼辣的柳师妈会怎么样的报复，我什么都不顾了。

    奇怪的是，平时一触即发的柳师妈，这下子显得出人意料的平和。她站起来，轻轻地掸了掸衣服，长长地、轻轻地舒了口气。

    哦，我明白了，她是怕，怕出点什么意外，使她失去“书记太太”的地位。为了捍卫她的既得利益，她不惜伸出猫般尖利的脚爪，给丈夫身上留下几道伤痕。

    我不禁可怜起柳书记来了。

    柳书记确实是个好书记，他一点也不记前仇，一点也没有责怪我的多嘴而给他造成的不愉快。一个星期之后，我进了农机厂的绘图室当了描图员，拿上了每月18元的工资。

    九

    晴天一声霹雳“文化大革命”的炮火轰进了这个偏僻的山区小城。先是轰走了我小胖脖子上的那只银项圈，继而轰掉我那寥寥可数的几本藏书，接着又敲掉我的临时工饭碗。“谈何易”战斗队“未足奇”战斗队，这一派，那一派，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再接下去，好像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揪斗走资派。

    农机厂第一个被揪的是副书记黄少力。我不知道批斗会为什么要放在老厂的老饭堂里召开，为的是让我们这些师妈也开开眼界？

    几个月废着没用的饭堂，布满了蛛丝和尘网，虽经过临时一番打扫，仍散发着霉气，堆在屋角横七竖八的破桌椅腿，像黑暗中伸出来的一只只魔手

    我照例在走廊的灯影中占了一个位置，抱着睡着了的儿子，屏神敛息地听着

    也许是第一次开这样的大会，大家的心情都不轻松。黄副书记默默地伫立在台侧，一贯无忧无虑的眼睛失去了笑意。一个个上台揭发“罪行”的人，匆匆地上台，匆匆地朗读完那早已准备好的“揭发”稿，匆匆地下去。上来，下去，下去，上来；完全是为了完成一个任务。我的心紧张得发疼，只能把小胖狠狠地往怀里搂

    走廊的阴影里，倏地蹦出一个人来，她迈着轻松的步子，把全会场的视线都吸引到她身上：柳师妈！

    她堂而皇之地往讲台上一站，洋洋洒洒地理论起来。她例举了黄少力的种种“罪状”并上纲上线到可怕的高度。她越说越是慷慨激昂，越讲越是义愤填膺，突然，她跳起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扬起右手，啪！黄副书记的脸上着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群众中发出一阵嗡嗡声，但没有人站出来干涉，主持会议的柳书记，自她进来以后，那双疲惫的眼睛，一直看着窗外的一点什么也看不见的地方。

    那一阵，我们这个小城有戴高帽的，有游街的，也有人偶而挨一两记打的，但这些“特权”只属于“造反派”；柳师妈一个家属却开了殴打国家干部的先例。

    我的心痛苦地缩紧了。我是女人，我决不站在男人的一边攻击女人，可这个柳师妈，她凭什么出入各种会场如入无人之地？她又为什么可以做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事，都无往而不胜呢？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有人发狂了，发疯了。在一片“打倒”声中，传来柳书记叔叔被打倒的消息。没几天，柳书记也被隔离审查了。整个县城被一种恐怖气氛笼罩着。

    “彤彤，你，今天不上街？”那一天，柳师妈站在我家门口，左手牵着如天，右手提个竹篮，细声细气地说。

    我坐在凳子上没有动。我的双膝上套着一束紫红毛线，双手在飞快地绕着绒球。快元旦了，我这个不称职的妈妈，儿子的毛线大衣才打了一半呢。

    柳师妈静静地站着，等候着我的回答。她不是独个儿就不会上街，她一定是心虚得发慌，她需要一个人，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人，当她的精神支柱。给黄少力的那个耳光，打掉了她自己的一些东西。老柳的进入牛棚，带走了她的全部威风。她知道她现在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

    小胖的双手扶着床沿，一搭一搭地横横着学走路，他忽然停住了，哗哗地撒了一泡尿，继而又用小脚去踩着玩。我把毛线一扔，马上去拿拖把。谁知他脚下一滑，一屁股跌坐在自己制造的污水中。

    柳师妈丢下竹篮，一把抱起了他。她一点也不嫌脏，轻轻地扒下孩子的脏裤子，拉下条毛巾仔细地揩干净他的脏屁股，又拿出床头干净小裤，熟练地给小胖穿上。

    她抱着小胖站起来说：

    “彤彤，我们买菜去吧？给老柳做点好吃的送去，小胖我来抱。”

    我的心软了。我年轻力壮，干嘛要让她给我抱孩子？我接过小胖，与她一起出了宿舍的大门。

    我们从街上回来了，一下子都变成了呆头鹅。这是变戏法还是怎么的？楼下的走廊，楼上的走廊，16级楼梯的拐角处，统统被大字报占领了。我们离开才一个多钟头哪我环视了一下四周，看看是不是走错地方，我把手伸进嘴里咬咬，试试是不是做梦。

    大字报全是对准柳师妈的。

    “破坏纪律”

    “损坏公物”

    “多拿多占”

    “行凶打人”

    我转头看看柳师妈，她的脸头一次失去了骄矜的光彩，而让更多的苍白取代了。她紧紧地抓住如天的手，抓得他呻吟起来。

    一群群观众走过来，走过去，有本厂的职工和家属，也有外单位来的，悄悄议论的有，大声朗读的也有，明明看见柳师妈也在场，却没有一个人正眼瞧她一下

    天下的大字报，大抵是胡编滥造的，可贴柳师妈的大字报，基本上都是些人人皆知的事实。好像一个顽固的脓包，本来就是存在着，却没人敢去动一动。到了一个特定的时候，拿毛巾一擦，就脓血淋漓的了。

    “巧用心计，夺取有妇之夫”忽然，一条醒目的标题跳入我的眼帘。我好奇地读了下去，大字报详尽地描述了当年18岁的“狐狸精”怎样“拉拢腐蚀党的年轻干部”“破坏别人家庭”“逼使老柳休妻再娶”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老柳叫尼姑拖去”一句玩笑话会引起轩然大波。

    “快走快走，瞧新鲜去！”阿凤忽然来拉我，把我拽到老会计室。这儿正在进行一种奇怪的服装设计，新产品是一件背心，料子是药用纱布，并且用黄药水染了。衣襟的前边用毛笔写上“牛鬼”后边则写着“蛇神”

    “明天，让柳师妈穿上游街呢。”阿凤凑着我的耳朵说。

    我的心又缩成一团。柳师妈固然可恨，固然可鄙，可毕竟也是人，让这么漂亮的女人穿上这么件衣服，戴着高帽，敲着铜锣我不敢想下去了。

    柳师妈像条丧家之犬，匆匆地出去，进来，又出去，进来，朝每一个人巴结地笑着，可这笑实在比哭还难看。

    这一夜我根本没睡好，老是翻来覆去地做恶梦，一会儿梦见柳师妈变成一只猴子，一会儿梦见她跳河死了，一会儿梦见自己、阿凤、阿眉统统被穿上那件可怕的黄衣服

    第二天一清早，楼上响起一阵恐怖的脚步声，人们提着背心手执铜锣向柳师妈的屋子走去。马上要听到她的哭闹声了，马上要听到她躺地上的打滚声了。我的心都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

    一会儿，那伙人怏怏地出来了，并没有架着柳师妈。为首的手里拿着一张什么纸，我也不敢问。阿凤悄悄地跑过来对我说：

    “你知道柳师妈什么时候又‘有了’？”她指了指自己的肚子。

    “不知道”

    “她做人工流产了，还做了绝育，绝育，你明白吗，上头有文件，要鼓励、保护的！”阿凤撇撇嘴，道：“真有本事。”

    “真有本事。”我接口说。

    “唉。”阿凤叹了口气，不无遗憾的样子。

    “唉。”我也叹了口气，说不清是庆幸还是也有那么一点点遗憾。

    于是我开始注意她的门口。我知道，厂内的职工和家属，谁也不会再到她那间屋里去的。

    “说不定柳书记会突然回来的。”“她乡下的亲戚会来看她的。”我这么对自己说。可是，始终不见一个人影来，连她上面的3个儿子都不见了，好象是托人送到柳书记老家去了。

    “她买了红糖、生姜么？她买了老酒么？”我自己也不明白，怎么脑子里会冒出和革命形势毫不相干的念头。

    “操你的闲心，你嫌她骂你骂得还不够？”另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

    “术后的身体一定很冷，创口一这定很疼，别落下病根才好。女人家，一辈的事哪。”

    “活该！你看她打黄副书记的凶煞样，还有点人味吗？”

    我终于把目光从那扇关闭着的门上收回，进了自己的屋，打起小胖的毛线大衣来。可我的思想老溜号，一个简单的花样，打错了，拆掉，重新打，又错了。

    她坏，她狠，可我们平日里为什么都不跟她说呢？如果她是棵有毒的夹竹桃，那么我们是不是也曾当过促使她生长的肥水呢？

    该死，毛衣又打错了。

    “妈——妈，妈——妈！”小胖在牙牙学语。

    她吃过早饭没有？她好像一直就没下过楼这个想法顽固地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小胖的欢笑也失去了魅力。我往门口探了探头，走廊的尽头，柳家老四坐在地上哭：“妈妈，我饿了呀，呜呜”

    我一把抱起儿子，也没看看四周有没有监视的眼睛，毅然朝她家走去，进了屋，我没有看床上的她，只把小胖往床上一放，把米放在钢精锅里，把煤油炉点上，把柳如天从地上拉起来

    “你的绝育证明呢？”我终于转过头来，和她正式打了个照面。

    “造反派拿走了。”她有气无力地说，为了证明没撒谎，她掀起衣服，那儿有一排丑陋的刀口缝线。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凭证明，给你把配给的红糖老酒买来。”

    “你你”半天，她什么也没说出来。忽然，她把被子拉上，蒙了头，在里边嘤嘤地哭泣起来”

    十

    一辆无遮无挡、缝隙有两指宽的破板车，艰难地朝着茫茫的公路尽头而去。腊月廿六的西北风像刀子似的割着人肉，拉车的弓着背，佝着腰，风戏弄着他单薄的裤腿，啪哒啪哒响。

    一颗武斗的子弹，尖叫着从我们头上掠过，车夫像被抽了一鞭的老马，费力地小跑了几步。

    “天黑前到得了瑞县么？”阿凤从埋着她身子的行李中探出脑袋。可是风把她的声音刮跑了。瑞县是我们回乡的中转站，听说那里的武斗还不太凶，汽车照常开。

    身下的稻草窸窸窣窣地响，小胖在被堆子下面蠕动起来：“妈，尿尿。”

    “抱出去非冻坏不可，就尿车上”阿眉阻止我道。她的嘴巴抽搐了一下。我们的膝上都坐着个孩子，又压着那么多被卷儿，腿脚早已麻木了。

    “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阿凤手里拿着这张传单。她撇了撇嘴，把它揉作一团，仍了出去。风裹挟着它，骨碌碌滚下公路的斜坡。

    我们这几个农村户口的师妈们，随着这辆破车的两个轱辘，离万年县城越来越远了

    娘家、婆家，婆家、娘家。在荒唐的岁月里，我像一只不懂节气的候鸟，拖着儿子，奔波辗转在坎坷的路上，而再也不曾去过万年县一次。

    那些年，我舍弃了青春，舍弃了健康，甚至舍弃了相当的母爱；但是我没有舍弃我的绘图仪器。当历史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终于得到了承认，成为我婆婆所在的小城机械厂一名出色的绘图员。但是，我更多的时间是待在车间，和那些笨重粗糙的铁件打交道。

    那天的朝阳格外和煦。我踩着平整的柏油马路上班去。一辆辆新颖的自行车，一张张青春焕发的脸——其中包括我那20岁身高马大的儿子，从我眼前轻快地掠过

    “彤彤电话！”我刚一跨进厂门口，值班室的老王头叫了我。

    我抓起话筒：“那位找我呢？”

    “我呀，陈秀英。”电话里是一个可爱的女高音。

    陈秀英？李秀英，张秀英，王秀英生活里仿佛有许多个秀英；她们离我有时很近，有时又很遥远，我实在搞不清她们的姓氏。

    对方的笑声非常清脆“不记得我了？你个没良心的！”

    “我实在记不起了。”我抱歉地说。

    “万年县的柳师妈！”

    “啊，原来是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住青春饭店102号，你快来啊。”

    久别重逢总是叫人愉快的，尽管对方不一定是你的好友。下班后，我马上向着青春饭店跑去。

    柳师妈满面春风地站起来，伸出她那软绵绵的手拉住我，她的眉头不易察觉地皱了一下，大概是我手指上的硬茧硌疼了她。她的印堂子一闪一闪地，照着我那已经失去弹性和光泽的脸。算来，她已经50整了，但看起来她至少比我年轻5岁。

    “出差？”听小余说过，柳书记恢复工作后，她就进百货公司当采购员了。

    她含笑摇了摇头。

    “看病？”我们市有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杭州上海都有病人慕名而来的。别看柳师妈光彩照人，说不定有什么

    她又摇了摇头，给我沏了杯茉莉花茶。我看着杯里的茉莉花慢慢发胀、舒展，等待她的下文。

    “老柳的叔叔离休了。”她终于开口了，还轻轻地叹了口气。我等她继续说下去，她跑了200多公里的路，总不会专为告诉这个对我毫不相干的消息吧。

    “老柳也快了。”她又叹了口气，一付黯然神伤的样子。这是怎么啦？离休就离休吧，又不是跟你离婚。

    她见我没有反应，忽然话锋一转，扯到一个毫不相干的问题上：

    “你们厂有个挺能唱的妞儿，叫什么什么来着？”

    “白云！”我高兴了。我喜欢这个姑娘，她是我们厂的骄傲。去年在全省的业余歌手会演上拿了个金奖。瞧瞧，名气大了，连那个偏远的万年县都晓得了。

    “你在电视上见过她？”我问。

    “什么电视上，她跑到我家来了。我们那大公子，也搞这一行，两人在那次会演上好上了。”

    “那好呀，两朵云飘到一块了。”

    “白云这人，怎么样？”

    我明白了，这个未来的婆婆是考察来了。

    “她的才貌，你已见过；人品么，也是极好的，坦坦荡荡，不骄不躁，还是干活的一把手。”不知为什么，我忽然为白云担心了。一些才貌双全的女孩子，常常有人钻天觅缝地找她的错处。

    “她的父母是干什么的？”

    我松了口气。赶忙说：“她的父亲是我们厂的钳工，母亲是家属工。没有遗传病，人也正派”

    “说说姑娘有什么劣迹。”

    杯子里的花茶吸饱了水，沉甸甸的，一片片地下沉。我不说话了，谁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实话说给你听吧，彤彤，我想让他们俩分手。”

    我打了个冷战，杯子里的水泼了些出去。

    “为什么？”

    “因为我相中的是另一个女孩子。”

    “是你找对象，还是你儿子找对象？新时代的焦仲卿之母，你要棒打孔雀东南飞啊。”

    柳师妈笑而不答。我压下心头的火气问：

    “你说的那女孩会唱歌么？”

    “不会。”

    “漂亮么？”

    “也不怎么样。”

    “你们如云喜欢么？”

    “他喜欢我就不上你这儿来了。”

    “那你是什么意思？”我呷了口茶，专等她的回答。

    “那姑娘的父亲，是刚提拔的万年县县委副书记！”

    我仿佛被烫着了，一口茶吐回到杯子里。

    “老大不带个好头，下边的弟弟怎么办？老柳离休后，这日子还过不过？老大若娶了书记的千金，我还可以跟着享几年老太太的福呐。”

    我把茶杯放回去，起身告辞。柳师妈焦急地拉住我：

    “彤彤，你还没有告诉我呢好吧。你不肯说，我自己会找她去，总不能因为她，破坏我们家庭幸福”

    一阵风，贴着走廊地面吹过，把垃圾和灰尘卷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