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女人名叫福兰

一年，双进双退老屋里的孩子们制造了一个异乎寻常的秘密，一个真正的、关于性的秘密。

    老屋的后进有着很多的房子，一间接一间一间套一间，且转弯抹角的像迷宫，这里面住着我外公未出五服的堂兄弟和他们的侄子们。有一个叫翠花的，按辈分我该叫姨的十六、七岁的囡儿，爸妈都死了，跟着一个又聋又瞎的老奶奶过日子。有一天我从后进的穿堂走过，翠花探出个头，很神秘地招招手让我进去。我忐忑不安地跟着她拐了几个弯儿，就进了她那间半明半暗的、散发古老香味的卧房。那里边已经聚集了从六七岁到十六、七岁年龄不等的一帮男女孩子。他们好像在玩过家家，但玩得悄声悄气甚至鬼里鬼气。翠花正在给扮新娘的阿春头上戴花，那是有钱人家新娘才戴的绢花，做得极是精巧，有粉红的、大红的、玫瑰的，还颤悠着一个个花蕊，那种美丽足以让6岁的我眩晕。翠花说，下一回新娘就轮到你，我听了兴奋得喘不过气了。

    这个过家家极其严肃也极其繁复，翠花显然是总导演。她让扮新郎的阿强带着鼓乐队去迎亲，男孩便手舞足蹈嘴里依哩哇啦的作吹唢呐拉胡琴敲锣打鼓状，我们这帮囡儿全成了新娘的亲人和伴娘，我们扶着新娘跨出门槛登上花轿还要提醒她提着裙摆，这一切都像戏台上一般一招一式都要做到。接着就是拜堂，接着又是送入洞房，再接着便是睡觉。

    阴谋就在这睡觉上面。翠花说新郎新娘睡觉必须脱光衣服。我以为只须做出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就行。而阿强和阿春居然真的让翠花脱光了衣服。再接下去，翠花和几个大点的孩子扛起了阿强，让他趴在阿春身上。

    再接下去是新郎新娘走亲戚，手提包袱点心走来走去，唤姑喊嫂的做得煞有介事。接着新娘怀孕，翠花抓起一件件衣裳，往阿春肚上垫，直垫得再也垫不进去了，就去叫接生婆，接生婆扒下阿春的裤子鼓捣一阵，哇！哇！新一代的娃娃就算出世了。

    我吓坏了，我的脑子里轰隆轰隆却一片空白，我的心都跳到喉咙口了，过家家的趣意、美好全都跑光了。我从那个阴谋里逃了出来，在那条辘轳把胡同里深一脚浅一脚没命地跑了起来。我到了家里，我的脸色一定难看极了，因为妈用那种只有我发高烧时才有的焦虑问我：你怎么啦？怎么啦？

    我不能告诉妈，我不敢告诉妈，我喘着气，心里却想着平日里妈常常说的话：养囡不教，不如酿坑。从此之后，我懂得了一切诱惑后边都有陷阱。从此之后，我再也瞧不起阿春表妹了，并把这归咎于大妗娘的“养囡不教”

    大妗娘嫁到郑家湾的10年时间里，外婆家的人事变动非常之大。先是一场白喉夺去了七舅的命。在那场瘟疫到来之际，七舅、我、阿春几乎是同时遭到可怕的袭击。靠了郑家湾一个土郎中的几帖草药，我和阿春都挣扎过来了，比我们大三四岁的七舅却挺不住。郑家湾人便说：男儿家命贵，囡儿家命贱，贱得连阎罗王都不肯要。看着哭得死去活来的外婆，我和阿春表妹头一回庆幸自己亏得是个囡儿身子。

    接着是二舅娶了个青田老婆，结婚才三个月，二舅就偕着二妗娘到了青田的丈人家，跟那个雕刻匠（说雕刻家也可以）学习青田石雕去了。

    三舅长成个最最英俊少年，郑家湾纷纷在传说，这个英俊的少年竟是替共产党跑交通的。于是就有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兵来抓，机灵的三舅跑了，一直跑到福建打游击去了。

    待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在郑家湾响彻云霄时，四舅就跟驻村的工作队日夜耽在一起，郑家湾土改结束工作队开拔时，发现队伍里多了一人，那当然是我的四舅了。

    义务兵役制实行的头一个年头，还在读初中二年级的五舅，经过了一场“真是乐死人”的精彩表演，终于也穿上了漂亮的军装，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了。

    外婆感到了孤寂，可怕的孤寂，就在这个时候，大舅背着一卷铺盖，灰溜溜地回到了郑家湾。

    大舅犯了错误，男女关系的错误，很臭的那种。那一年，我和阿春9岁，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我和大表妹在河岸上打猪草，对岸有个放牛娃冲着我们大喊，郑泓源，强奸妇女，跟妇女xx！

    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可怕这么丑恶的话，我一下子傻了，阿春把篮子一扔，哭着跑了。那个篮子在河堤上翻了几个跟头，跌落在奠耳河中，我看着它慢慢地沉下水去，我的心也随着篮子一块儿沉下去了。

    我不知道大舅向外婆和大妗娘交代些什么，只记得大家的脸都灰灰的。大舅交代完毕，拿起锄头就下田去了，一副痛改前非的样子。大舅的身子原来就棒，况且从小就在田里摸打过的，所以没多久，干得就和地道的农民一个样了。

    “都怨什么‘人工呼吸’。”我听到外婆唠叨道“一个男人趴在一个女人身上，口对口的又吸又吮，哪能不弄出事来？”

    后来，从爸爸妈妈断断续续的对话中，我听出个端倪来了，大舅的错误大约是这样的：

    乐城中学往西300米，便是终年哗哗作响的青龙瀑布，青龙瀑布的下面，就是碧波荡漾的青龙潭。站在大舅寝室的西窗口，青龙潭畔的一草一木尽收眼底。有好几次，大舅发现一个极苗条的倩影在潭边徘徊，那模样很孤独、很忧伤甚至很绝望，大舅就不免多看了几眼。

    在一个星期五的傍晚，大舅听到一片喧嚷：有人跳潭了！凭直觉，大舅断定跳潭的就是她。大舅随着人群奔向潭边，出乎意料的是，那潭水十分平静，平静得没有半点涟漪，那女子早已沉到潭底不见影子。围观的人很多。可是没有人敢下去，因为都知道潭底的旋涡和暗流很凶。可是大舅不顾这些，他跳下去了，扮演了一出英雄救美人的正剧。然而那救上来的美人却没了气儿，人们倒提她的双腿给她倒水，又放平了揉肚子，那美人就是没醒过来的意思。大舅就给她做人工呼吸，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在这个女子跳潭的事件上，大舅的耐心得到最充分的发挥，终于将那个女学生救过来了。

    两人自然而然成了朋友。那个女孩子向我大舅哭诉了那个年代大同小异的逼婚故事。那女学生是县东人，一举手，一投足，那语腔，那声调，都酷似辛慧慧，大舅便有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一来二去，两人便好上了。这事不知怎么传到那个逼婚男人的耳朵里，她跑到学校来大吵大闹，学校里又刚好在搞什么运动，大舅便被开除公职赶出了校门。

    都以为大妗娘要闹一回了。丈夫出了这样的事，妻子闹一回也不算罪过。然而大妗娘没有闹，也没有哭，只是头一回没了笑容。

    她很认真地对我妈和我外婆道：总归是我不好，我不识字，阿源心里便觉得缺了一块，所以他要跟识字的女孩子好。妈，姑，这样吧，替我去报个名，我也读书去。

    都以为大妗娘疯了，哪有4个孩子的娘们还要读书的？就有邻居阿河婶道：福兰，你这人真是怪了，阿源在中学里吃皇粮，你倒放心他一个人在那里，如今他回郑家湾捏锄头柄柄，你还怕他甩了你不成？读什么书，留着这劲儿养个儿子吧！

    大妗娘显得从未有过的固执。可真的去上学，又没有那么简单。想了一阵子，她向郑家湾小学讨来几支粉笔，让大舅将家里一切可以写字的东西全都写上字。比如门、窗、桌、椅、水缸、镬灶、木床、摇篮，甚至壅勺、马桶，大妗娘便看着物件边干活边念字，还边在空中写字。大妗娘的这种读书方式，实际上是开创了郑家湾妇女的最佳识字方法，两年以后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在我们家乡一带兴起的时候，妇女们普遍采用的就是这种“福兰式”的识字模式。

    半年以后，大妗娘要求正式插入郑家湾小学四年级去磨板凳。外婆说：你去读书，谁煮饭？大舅说：我。外婆说：谁洗衣裳？大舅答：我。外婆看了大舅一眼，长长地叹了口气，算是答应了。因此，我便有幸和我的大妗娘成为同一教室的同学。

    那是个又狭又长的教室，是由地主楼上卧室前后两间打通而成，就放两排桌子，东边一排是四年级，西边一排是三年级。我因为个子高，和另一位个子高的女同学同坐三年级的最后一排，大妗娘那么个大人，且又拖儿带女的，老师便将四年级最后那张桌子都留给了她。因此她那条长长的课凳上经常排排坐着她的一窝囡儿们。我的位置跟她们的位置只隔道窄窄的走道，所以要说些悄悄话或递张字条什么的十分方便。

    教我们语文课的老师姓蒋介石的蒋，因此我对他没有好感。蒋老师很懒，他老是让一个年级的学生集体朗读课文，而让另一个年级的学生抄书。我在抄书的时候，耳膜里撞来撞去的是四年级学生的读书声，以至他们还没有读够的那些书我都已经会背了。

    “从前有一个粗心的女人叫胖嫂，那一天晚上，胖嫂的娘家捎信来说她妈病了，让她赶快去看看。”那一回，四年级一位学生在背书，大妗娘一边听着，一边用唾沫蘸了手指去翻书，小表妹冬冬却伸出小手要扯书，大妗娘不让，冬冬张嘴就准备哭，大妗娘做贼般四下里张望一下，突然拔出奶头就往冬冬嘴里塞，小表妹叼住了奶头，漫不经心地咂了几下，就吐了出来。

    这时候蒋老师的声音响了起来：黄福兰同学，你接下去背。大妗娘的脸红得像块红布，赶忙掩了衣襟站了起来，却不知从何处背起。我赶忙递句道：“胖嫂为了抄近路，就从一块冬瓜地里穿过去，”大妗娘顺着我的提示往下背“不料被冬瓜藤绊了一跤，怀里的孩子摔出去老远老远。”

    “胖嫂就四下里乱摸”我又递道。

    “胖嫂就四下里乱摸”

    “到了娘家，胖嫂要看看孩子摔坏了没有”我继续得意洋洋地递着，还夹了些不易察觉的鬼脸。蒋老师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这让我觉得这位虽然姓蒋的老师，也有几分可爱起来。我还巴不得大妗娘常有背书的荣幸，让我多有递句的机会。

    突然，阿秋表妹嚷了起来：冬冬尿了！

    大妗娘很敏捷地跳了起来，从桌屉里抽出一块尿布丢到那一滩尿上就擦。可是已经晚了，楼下二年级的娃娃嚷作一片：下雨了，下雨了！那嚷得最响最尖的就是阿春表妹。楼上楼下的课堂里，从此添出许多热闹与欢乐。

    后来的一节图画课，我差点跟大妗娘翻了脸。图画课也是蒋老师教的。那天，他在黑板上画了株竹笋，画笋当然是画笋壳，笋肉是画不出来的。蒋老师示范着，从下向上左一片笋壳，右一片笋壳，一片一片往上长，长成了尖嘴就行了。我的身上大约没长画画细胞，我极认真极艰苦地学着蒋老师的举动——我学别的功课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过——左一片笋壳，右一片笋壳，可画到上面，笋壳怎么也合不成尖嘴，仍旧两边分分着像棵大麦穗。我又急又恼满头大汗反复几次，仍旧是大麦穗一棵。

    同学们陆陆续续在交作业了，我急得直想哭。大妗娘悄悄地将一张纸推向我，我斜眼望去，一棵竹笋，一棵叫铅笔描画得结结实实的竹笋！我赶忙抽过来，捺在自己的图画簿上，重重地刻下印痕，然后丢掉妗娘的纸片，然后在自己的簿上描下明显的线条。我长长地嘘了口气，将这棵竹笋交了上去。

    “钱丹丹，上来！”蒋老师在讲台上叫我。

    我惴惴不安地上了讲台。我看见两本打开的图画簿，两棵肥肥的竹笋排在一起。

    “你描你妗娘的？”蒋老师阴着个蒋介石的脸问。

    我硬起头皮说：不是。

    “一模一样的，你还赖？”

    蒋老师把大妗娘叫上台去，指着两棵竹笋道：黄福兰，你说说，钱丹丹是不是描你的？

    大妗娘的脸早已红到耳根后，她盯着竹笋，半晌没言语，我期待着，我多么希望她能够明确地说一声：“不是！”大妗娘终于开口了，她期期艾艾吞吞吐吐：也许

    我浑身都凉透了。为了这个“也许”我非常恼恨大妗娘，我发誓，如果蒋老师再叫大妗娘背书，我绝对不会给她递句子了。

    那一年，六舅考上了外公所在的邻县中学。外婆说：都走了，都走了，最小的儿子也不要娘了，我也不活了！外公从学校赶回家，一家人商量了一下，决定让外婆和六舅一块儿住到邻县中学外公那个简单而整洁的宿舍里去。

    外婆临出门时对妗娘说：福兰，好好守着你男人过，什么时候你的肚子争气了，养出个带把把的来，我便差人接你们母子去那边；如今全是“囡儿假种”人前人后我还有什么脸面说话？

    大妗娘很乖地点着头，仿佛外婆讲得很在理。她指挥着我和表妹们将外婆所需的箱箱笼笼锅碗瓢盆一趟趟地往河边的船里搬。我忽然发现，大妗娘不知什么时候变得很能干了，力气也蛮大的。只是我干活的劲头一点也没有，外婆的“囡儿假种”让我自卑自责反感反胃手酸脚软。大妗娘说：阿丹，将这个宝贝马桶提到船里去。我说：你想臭死我呀？大妗娘说：那么捧这个香盒，可让你香个够。我说：捧香盒我看不见地，你想摔死我呀？大妗娘笑嘻嘻地凑近我的耳朵（她怕外婆听见骂我）说：要不要让我背着你，你再一手提马桶，一手提香盒，要臭我们一块儿臭，要摔我在下边你在上面也疼不着你！弄得我要生气也生不下去了。

    目送着外婆的船渐渐远去，我发现大妗娘长长地吁了口气。

    外婆走后，大妗娘很认真地读了些日子的书。那时候，最小的表妹冬冬一周岁多一点，对走路充满了信心和兴趣。她的个子又那么娇小，她可以不低头不弯腰就从每一张课桌底下穿过去。她走过来走过去，走到哪一张桌下，哪一张桌上的学生或摸一下她那毛茸茸的脑袋，或拍一下她的小脸，她照例仰起头来，回报人家一个甜甜的笑靥，那模样就活脱脱一个妗娘了。小冬冬走着，从来不哭，从来不闹，所以老师和学生们都没有将她赶出去的意思，大妗娘也用不着分心，一门心思地对付她那几本书去了。

    有一回，蒋老师让我给大妗娘捎作文簿。作文簿总是在课外活动快结束的时候发的，而大妗娘从来不参加课外活动。我一进老屋的大门，就看见正在修水车的大舅，我把簿子递给大舅，自己便坐到水车架上玩。一会儿，我便被大舅的神态吸引了，大舅在看大妗娘的作文，看得极认真，极投入。我不禁探过头去，我看到了趴在娘背上的歌谣字样，那是蒋老师给我们作文题目。于是我看到“黄师傅个囡，嫁给雨伞”我又看到“荸荠咬得爽爽声，嫁给郑家读书人”接下去就是大妗娘的发挥了，她写自己小时候对读书人的崇拜，写读书识字的诸多重要性，写自己怎么嫁到郑家湾来写得情真意切，蒋老师在后边连批三个“好”字。

    我看看大舅，大舅的神态有点异样，他喊“福兰！福兰！”声音也有点异样。大妗娘从屋里跑出来，她大概正在筛米，她的头上脸上身上，蒙了一层薄薄的糠粉。大舅用他那温存的男低音说：把我那支钢笔拿来，我教你写字。这时候我才发现，大妗娘的字是写得太蹩脚了。

    大妗娘和她的同学们一块儿升上了高小。从四年级到五年级，这对于大妗娘是个关键性的台阶，证明她完全有希望混到小学毕业。可就在这个时候，大舅又犯错误了。

    这是个无可奈何的错误。当时的人远不如现今的人聪明，夫妻之间还有那么多的措施与方法，来对付那尴尬的问题。总之，大舅在不该让大妗娘怀孕的时候，偏偏让她怀上第五胎。

    大妗娘的肚皮一天天地大，不可救药地大，大得那么刺目，那么叫人难受。终于有一天，蒋老师说，福兰，你该退学了。

    就在大妗娘待产的一个日子里，阿春表妹突然提出要出远门。那阵子，阿春老是鬼鬼祟祟。12岁的阿春个子长得比所有的同龄人都瘦小，可鬼点子比谁都多。她不知怎么交上了一班青年朋友，想想看，12岁离“青年”有多么遥远？她居然混迹于外村外镇的青年群中，瞒着一切亲人，报名支援宁夏建设去；而那时候，整个郑家湾连“支宁”这个词儿都没有听说过。

    阿春说：去宁夏，便能经过北京；到北京，便能玩天坛地坛，便能游天安门地安门，还可以进中南海进北海

    “嘴边长小嘴！”郑家湾人都骂阿春。郑家湾小学的地理课上有天坛没地坛有天安门没地安门有中南海没北海，阿春不是添油加醋是什么？我却被阿春弄得晕晕乎乎。阿春继续蛊惑我说：锢在郑家湾，当一辈子“囡儿假种”你不想出去换换精神气儿吗？

    我心里痒极了，真想让阿春带着我去报名，但我当然不是阿春，我万事不问妈是不敢乱走一步的。

    于是阿春拉着我到了我家。那时候我妈正怀着我的六弟，一个肚子鼓得老圆，我刚怯生生地把支宁的事说出口，妈就在大肚子的掩护下伸手拧了我一把。阿春说：姑妈，外头的世界多好，让阿丹跟我们一块儿去吧？妈说：你去，你爸妈同意么？阿春歪着个脑袋说：我的事，他们同意也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妈说，那你赶快回家收拾行李，我阿丹有病，走不了！阿春走了，妈就数落开了：阿春这个鹊跃囡，活活的是被她娘宠坏了，看你大妗娘快要坐月子，家里正缺帮手，她这个当大囡的倒要远走高飞！养囡不教，不如酿坑，福兰这就叫自作自受！

    我怏怏地立在那里，心里还幻想着天安门地安门。妈瞪了我一眼，说：宁夏是那么好走的吗？你晓得要翻多少山，过多少河？你晓得要碰上多少小贼流氓？你晓得那里有多冷？――鼻涕一流出就结冰，一揩鼻涕连鼻子也揩掉了。

    我摸了摸鼻子，鼻子完好无缺，我想起阿春表妹的鼻子就赶忙往外跑，妈一把拉住我，问：去哪儿？我说，我去告诉阿春，让她也别去了。妈又拧了我一把，把我拉进里屋，说：你少给我惹是生非！你这一告诉，我们家就要担个“破坏支宁”的罪名，那可真是吃不了兜着走！

    我很矛盾地退了回来，心里七上八下的很不是滋味。天很冷，树上地上的枯叶跟人一块儿簌簌发抖。妈在翻箱倒笼地找东西，找来找去竟找不出一件可以送人的。妈叹了一口气，对我说：就你身上这件球衣算是新的，你脱下送给阿春吧！

    阿春表妹出发的那天，天阴沉沉的，西北风呼呼地叫着，我带着那件留着我体温的球衣带着颗忐忑不安的心，和大妗娘、阿夏表妹一块儿去给阿春送行。支宁的人都集中在县党校的操场上，每人都背着棉被和草席。他们排成单行，那队伍很长，很遥远，阿春表妹排在末尾，她那么微小，那么羸弱，像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句号。寒风把她和她的草席吹得东倒西歪。我忽然想哭，我看看大妗娘，大妗娘挺着鼓一样的大肚子，站得很坚定，她那圆圆的眼睛里，有些许迷惘，些许憧憬，还有些我看不懂的东西，就是没有哭的意思，所以我也不好意思哭了。

    阿春走后，大妗娘天天数着指头盼阿春的信，盼着关于天安门地安门的消息。大约半个月之后，大妗娘在老屋铺着窸窣作响稻草的木床上，生下了“百鸟欢喜”的儿子，一个月之后，我妈也生下了我的六弟。这姑嫂俩总是你追我赶地向这个世界投放她们的后代，也不管孩子们愿不愿意。所不同的是，大妗娘总是抱着她的宝贝疙瘩，一趟趟地跑到我家向我妈讨奶水吃。姑嫂俩凑在一起，便讨论给孩子取名的问题。爸和大舅一遍遍起好的名字，总是被她们一遍遍地否定掉。

    一夜之间，郑家湾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家户户烧了几千年的铁镬，都被扔进了小高炉里炼铁炼钢，而全村的百姓们，都集中到由郑家祠堂改成的食堂里，在一口一人高的大锅里捞食，食堂大门口，由上而下挂着两条巨幅标语，左边是：鼓足干劲生产，右边是：放开肚皮吃饭。门楣上的横批是：吃饭不要钱。

    吃饭不要钱？多么美好，多么不可思议的事！不吃白不吃，自古以来的“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粒粒皆辛苦”和“常将有时想无时”等废话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人们天天挺着个撑得滚圆的肚子去“锣鼓喧天，捷报频传”今天一炉钢炼了500吨，明天亩产粮食10万斤。我们这些囡儿们，被老师牵引着，兴冲冲地到处宣传演唱：

    哪里吃饭哟不要钱？

    哪里的老少哟笑开颜？

    只因为有了人民公社

    劳动人民哟

    吃饭就是那个不要钱

    嗨，吃饭不要钱！

    大舅和大妗娘忽然来了灵感，将我那小表弟起名为“跃进”而我爸和我妈也步他们后尘，省省力力地把我六弟起名为“钢粮”

    郑家湾人轰轰烈烈的吃了几个月不要钱的饭，那些饭在胃里堆积，发酵，以至打起嗝来都有酒香。仿佛睡了一大觉醒来，他们才发现粮食原来是这么的不经吃！食堂里的米断了，仓库里的谷空了，大囤小囤里的麦种、豆种都经过强大无比的肠道加工变成肥料雍到田里去了。

    郑家湾感到了恐慌，彻骨的恐慌。队长明哲叔到外头转了几天回来，将眉头耸成两座小小的山峰，说：跃进年，更是个跃进年，这产量，一天翻几番容易，这土地，却是一分一厘也翻不起来了，就凭郑家湾这几亩田，再鼓足干劲也喂不饱肚子的，所以上头指示了，向荒山要粮，向海涂要粮，荒山已经分给邻村了，我们郑家湾分的是海涂，东塘那海涂，两天后就出发，围涂造田！

    东塘海涂离郑家湾有20里路。不知道是水文潮汐的缘故，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围涂总是在冬天。整日里泡在呼呼作响的寒风和冷彻骨髓的咸涂泥中，深一脚浅一脚扛着那些刚刚从山上开采下来的、棱角锋利的石头，然后将石头砌成一道防止海潮上涨的围墙。这些围墙砌得很艰难，倒得却很容易，往往是今天砌起明天倒掉，或者这一头围起那一头倒掉。围塘农民住的是自搭窝棚，稻草往地上一铺就是床，那种潮，那种咸，都能钻到人的骨子眼里，使关节发炎、粘连、生锈、变质。

    这么特殊的条件，贫下中农们有法子不去的自然就不去，所以光荣的任务大都落在五类分子头上，大舅刚好摊上个“坏”字，当然是非去不可的了。

    出门的那天，明哲叔对大舅说：还缺个做饭的呢，阿夏10岁了是不是？阿夏去，我给她一天记3分工。大舅说：我家阿春支宁了，阿秋冬冬年小不晓事，让阿夏留着带跃进吧。大妗娘说：阿源，将阿夏带去，家里总归比外边好，海边太冷，你一个人再也睡不暖和的，让阿夏给你暖暖脚。

    大舅就没有话说了。

    其实家里的日子一点也不轻松。因为粮食的尴尬，因为“更是个跃进年”所以男女老少越发要下死劲地干活。我妈、大妗娘和郑家湾的妇女们，统统被轰到冬麦地里，几乎天天是凌晨3点出门，天完全黑了才能回家，一个个都累得青皮寡脸头发枯黄，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像久病初愈站在稻草绳上的赖窝鸡娘。

    我们这批学生娃娃也被规定一天读书，一天下田劳动。蒋老师早被贴了许多大字报，便不敢怎么管我们了，学生们心野得很，外边有个风吹草动就心里发痒脚底发痒。

    那一天轮到我们班上课。外头忽然传来了敲锣声，那锣声虚虚的、怯怯的，全不像“捷报频传锣鼓喧天”的那种雄壮；而喧闹声却格外热烈，在几个男学生起哄下，我们一伙蜂涌离了教室，跑到校门外边去看热闹。

    我看见一面象征着落后，怠惰，反动，耻辱的白旗，在西北风中很刺目地招摇着，那短短的旗杆，粗暴地插在一个人的脖子里，我忽然一哆嗦，那人竟是我的大妗娘！

    妇女主任史荷仙在妗娘背后推着搡着，厉声命令道：敲锣！你喊，我——是——懒婆娘！我——是——臭白旗！大妗娘不吭声，只是紧紧地咬住嘴唇，她额上的青筋一根根绽出，她的脸像喷了血一般地红，那模样好像在发着高烧，奇耻大辱使她无地自容。

    史荷仙很强悍地推搡着大妗娘，一边得意洋洋地对围观的人群指手划脚说：看呀！大家都来看这个懒婆娘呀！青天白日的，躺在床上装病，什么头疼，什么病病恹恹的，看，插上白旗就新鲜了（新鲜，我们家乡作健康、精神解）！

    那天下午，我抱着六弟去田里找妈喂奶时，听见阿河婶和阿花嫂在嘀咕：荷仙这婊子不要脸！谁都晓得福兰说不来假话，她说头疼就真头疼，昨天锄麦时光，锄着锄着就把麦苗给锄了，一边咕哝说眼睛看不见了，还吐了绿汪汪的一地，也不知是野菜还是树叶？

    阿花嫂捶了捶伸不直的腰说，要不，这婊子凭什么不下田呀？凭什么邀功，凭什么当官呀？阿河婶说，邀功么，最省力不过的了，床上一躺，双脚一叉阿花嫂说，可明哲偏偏打福兰的主意，――天下事，真蹊跷，想要的，人家不给，不想要的，偏又贱上门来，弄得不争风也吃起醋来

    我妈说，快别说了别说了，弄不好把我们统统插了白旗。

    阿河婶和阿花嫂同时嚷了起来，这婊子她敢？她也就拣了福兰这号软柿子捏呢，她敢到我们贫雇农头上动土？

    妈便不作声了，妈那时候特别怕得罪人，只是抱紧了六弟喂奶。

    只是大妗娘从那以后再没喊头疼，当然也没有误过工。又是一连几天的起早摸黑，捶泥，筛灰，给麦子上肥。大妗娘像一只古老的漏船，用不着摇橹，用不着划桨，只是随波逐流，漂啊，漂啊。

    一个白霜蒙地干冷干冷的清晨，大妗娘又旷工了。荷仙是在血一般鲜红的太阳上山的时候，才发现我大妗娘没有出工。她风风火火地赶回了村里。跨进老屋的大门二门，看见大妗娘的卧室门还紧闭着，气便不打一处来，又贴近壁脚听听，只听见小表妹们在快快活活地唱着：黄师傅个囡，嫁给雨伞

    妇女主任将门拍得山响。福兰！福兰！你倒真会享福呀，太阳都晒到肚脐眼了！

    阿秋表妹答道：我妈头疼，还在睡觉呢。

    什么头疼——开门！开门！

    阿秋表妹光着双脚丫，啪哒啪哒跑去开门。

    强烈的太阳光不容分说就挤进屋来，把阿秋冬冬两个逼到床角。大妗娘开着怀，裸着胸，跃进表弟正趴在娘身上，嘴里叼着个咂得很瘪很瘪的奶头。

    荷仙嚷嚷道：装什么装？滚起来，给你插上白旗就新鲜了！

    大妗娘旁若无人地躺着，生平头一回勇敢地和人对抗。

    荷仙便伸手去推。突然，她像被烫着似的缩回了手，继而鬼哭狼嚎地向外头跑去。

    我是跟着妈妈一起跑进老屋的。大妗娘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死了，她的死相很平静，很安详，一点也不吓人；而跃进表弟还叼着那只奶头，不离不弃地吮着。

    几个女人站在床边，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

    “如果阿源在家，她或许就不会死了。”

    “阿春和阿夏在也好呀，至少可以喊一声人。”

    大舅从围塘的工地上回来了，他不说话，也不哭，只是一个劲地找船，要送妗娘到医院去。妈说，人都死了，还送医院干什么？大舅以少有的固执，坚持着找船。船找着了，他极小心地托起那个僵硬的身体，一步一步抱到河埠头，又极小心地放进了船舱，用棉被仔细掖好，仿佛怕大妗娘吓着，凉着。然后独自架起两把桨，咿咿呀呀地划走了。

    傍晚，那条小船又咿咿呀呀地划回来了。在榕树下等了半天的妈迎了上去。大舅将一本崭新的病历递给我妈，我伸过头去，只见那上面写着：黄福兰，女，28岁我继续往下看：结核性脑膜炎

    谁也不知道大妗娘什么时候结的核，而这该死的核又偏偏结到脑子里去。

    “她怎么连我也不告诉，”我妈说。